今年3月起，为应对严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在上海、吉林等地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期间，多家互联网公司上线紧急用药的“绿色通道”，通过与本地多家药店合作，为居家隔离、小区封控中的患者打通常见慢病重症、轻症用药的“最后一公里”。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第3年，受控制人流的防疫政策和社会公众的避险心理影响，在线服务快速增长，在线医疗尤其成为城市居民的刚需。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2.98亿，同比增长38.7%，成为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另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2021年上半年，中国已有1600余家互联网医院，超过7700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线上服务，中国远程医疗服务县（区、市）覆盖率达到90%以上。
数字医疗正在成为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对疫情常态化防控而言，互联网医疗是“不接触医疗”，可以减少患者乘坐交通工具、接近污染区域、接触高风险人群的交叉感染风险。比如，对内科的大部分诊疗服务而言，“医药保一体化”在线模式已经成为可能。
2020年，受医院门诊停诊、人员征调抗疫、院区防疫改造等政策影响，公立医院收入罕见下滑、成本持续增高，近一半医院出现业务收支结余为负。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帮扶因疫情遇困的医疗机构。面对挑战，数字技术不仅可以在公众服务方面（C端）发力，还需要在“智慧医院”方面（B端）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比如：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降本增效，减少药品耗材滥用，提高人均效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扩散能力，让基层医院、低年资医生的诊疗技术不断向三甲医院、大专家对齐。
无须讳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防控形势，面对吊高胃口的公众与医院需求，大部分数字医疗平台仍难堪重任。有关互联网企业家“十年内互联网医疗取代医生”的预言更被现实打脸。从内因看，许多创业公司仅仅将数字医疗视为一种技术手段、一种虚拟产品服务、一种资源对接平台，没有将其视为社会系统（包括医疗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医疗监管者、医院管理者不在一个频道，难以得到后者的信任与扶持。从外因看，被界定为医疗服务（特别是非营利性医疗服务）后，影响到利润率的服务量、定价都被严格管控，医生资源大部分被公立医院自建的互联网医院垄断，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或者被锁定在倒腾资源、项目外包的产业链低端，或者面临从数据交易、互联网诊疗到信息（IT）系统承建与运维的“产业降级”。
笔者为此建议，数字医疗要实现产业突围和新生，有为才能有位：
在政策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医改政策方针，破解分级诊疗、精细化控费等“老大难”问题，积极投身公立医院的组织变革、业务转型进程中，从服务平台升格为决策辅助平台。
在机构端，要嵌入医疗健康服务全流程，为医院的临床管理、经济管理、科研管理、患者管理与健康促进等方面实现技术赋能，探索在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中新型数据治理机制，追求疗效、效率、效益、效能等真实世界证据。
在患者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使命”，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平等、多中心、需方主导等文化优势，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医务社工、志愿者、患者组织等公益力量，推动“患者友好型医院”建设，落地为公众和患者的获得感。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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