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难题

　　一个人的悲剧与一个帝国的悲剧，究竟有多大的内在联系？

　　嘉庆五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在完成《高宗实录》第一卷的编修工作后顺手写了一篇近六千字的政论，托人转交到嘉庆帝手里。其时，嘉庆帝正“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很有有容乃大的意思。

　　但是这一回，嘉庆帝没能容下来，因为洪亮吉指责他“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意思是皇帝你上班老是迟到，恐怕是被狐狸精和近臣魅惑了吧！

　　洪亮吉为这句话付出的代价是充军伊犁。后虽然赦归故里，却仍遭终身软禁，直到63岁死在家里。

　　对洪亮吉来说，他的遭遇当然是一个悲剧，对嘉庆王朝而言，同样是悲剧。自洪亮吉事件后，帝国再无言路，这个封闭的国家自此没有了来自民间的声音和智慧，也没有了发散性的思维和思辨质疑精神，这是帝国窒息时代的开始，这样的窒息是致命的。

　　在洪亮吉身上，有一副拯救帝国的良方。作为通才，洪亮吉不仅在史学、地理学、经学、音韵学等方面多有造诣，同时在人口理论学上也有洞见。他在《意言》一书的《治平篇》与《生计篇》中指出了人口膨胀的隐患，这样的洞见比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提出的类似观点还早五年，可以说《意言》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两百多年前，作为一个有着先觉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政府官员，洪亮吉的出现实在是嘉庆王朝之福，但最终，这个王朝带给他的却是祸，带给自己的也是祸。

　　帝国，在最需要拯救的时刻，推开了伸向自己的援手。

　　我们来看一下两组数据：乾隆三十一年，岁入白银4858万两；嘉庆十七年，岁入白银4013万两，嘉庆朝比乾隆朝的岁入少了800万两。乾隆三十一年的全国人口是两亿人左右，嘉庆十七年的全国人口是3.5亿人以上，至少增加了1.5亿人（见《清史稿》卷一二五，食货六）。岁入和人口一减一加，凸显了嘉庆朝的人口压力和财政压力。这两个压力的叠加就是洪亮吉指出的人口膨胀隐患，但是嘉庆却对《意言》一书漠然视之，对帝国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也无所作为。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嘉庆皇帝的无所作为。毕竟在历史上，他是个试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这一回，嘉庆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难题，是盛世之患。盛世承平日久，又无大的战争发生，白莲教起义也早在嘉庆九年被镇压，帝国今后的问题基本上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可恰恰在这里，发展成了大问题。人多了，地少了，怎么办？这是嘉庆死弯。起码对嘉庆皇帝本人来说，他无法破解后盛世时期人口和财政良性互动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嘉庆朝的岁入主要包括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其中田赋是大头。嘉庆朝和中国的其他王朝一样，财政收入结构以田赋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这是农业国家的普遍财政收入模式。当田赋收入到达极限后，就急需对财政收入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却又是王朝之忌，增加盐课、关税和杂赋的收入比例势必要鼓励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重创“重农抑商”的国策。

　　嘉庆帝有这个勇气吗？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七月初六，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英国使团一行75人出现在北京皇宫门口，等待嘉庆皇帝的召见。但是最终，他们没有见到这个传说中的皇帝，而是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该贡使等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著即发还。”

　　这是嘉庆皇帝给他们下的圣旨。在下这道圣旨前，嘉庆皇帝还怒气冲冲地说：“朕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毫无疑问，这句话与礼仪有关。继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华23年之后，嘉庆皇帝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英使进见时跪还是不跪，事关一个大国的尊严。而“天下共主”的自许在这样的语境下不仅显得突兀、滑稽，也显得相当苍凉。于是，阿美士德勋爵拂袖而去，帝国失去了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机会。这实在是最后的失去，24年之后，悲壮的鸦片战争爆发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对抗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这是嘉庆帝的一个选择，说到底也是帝国的选择。帝国在关键时刻没有华丽转身，而是选择继续沉沦。关于这一点，费正清的看法可谓深刻：“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切似乎是嘉庆皇帝的错，一切也不都是他的错。早在23年前，乾隆也是有傲慢和偏见的，这大概可以说明盛世之君和衰世之君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做出制度性的突破。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在起作用——文化，或者儒家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文化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心灵安慰作用。它覆盖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帝王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整齐划一地规定他们的行动和心理路径。

　　所以接下来，嘉庆皇帝面对这样一些国情和现实能够安之若素：

　　陕西、湖北、四川三省因为征剿白莲教，嘉庆四年前后的军需费用直到嘉庆十五年仍有1800余万两未报销。

　　长期以来，嘉庆朝每年关税只有一百多万两，不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但是嘉庆皇帝并不想突破这个数字，而是严防死守，限令全国只允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

　　嘉庆皇帝鄙视西洋技术，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引进，以至于农产品产量长期得不到提高。在嘉庆朝，南方产稻最富裕的江浙一带，年亩产量仅为136—508斤，产量最高的湖南长沙，年亩产量也不过680多斤。

　　嘉庆王朝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王朝，一切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王朝里，离经叛道是可耻的，老成持重是值得称道的，而老成持重的一个重要指征则是满朝上皆是白发苍苍的官员。在相关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学士王杰79岁退休，大学士刘墉85岁死在任上，大学士庆桂也是79岁退休……

　　帝国鲜见年轻官员，特别是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官员。嘉庆王朝最后只有这样一批白发苍苍的官员在朝堂上暮气沉沉地行走，和嘉庆皇帝共同构成了保守型的文化人格，从而让帝国往万劫不复的境地里沉沦。这是保守型文化人格所产生的破坏力，它宣布了帝国自我救赎从根子上的不可能。

　　嘉庆难题到底无人能解。帝国的背影也就此愈行愈远，中衰终成定局，这是大清王朝走过180年后的宿命。

　　（嘉林秀摘自金城出版社《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