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电影的传统与当下

　　回看五四时期，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新文学和新电影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是我们理解中国电影文化传统非常关键的部分。

　　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比五四时期新文学赖以生存的现代出版业的工业化程度更高。无论是开始的运作，从制作电影到放映电影，整体上都体现出较高的工业化程度。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早期中国电影与新文学最讨厌，或者说新文学一直在批判、反思、质疑的鸳鸯蝴蝶派，被从文学主流里逐出后，很快进入到电影界，找到了另外一种现代性。这里有三方面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伦理和价值观是调适性的。早期的中国电影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和现代生活之间找到调适的路径，探讨融合或者调适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特色。早期的古装剧和神怪剧追求一个调适的观念，就是传统的伦理和价值观不同的展现。调适性的价值观可以融合到文化想象中，让电影提供的想象区别于文学提供的想象。当时的新文学采取了激进反传统的文化立场，而电影借鉴了大量的传统元素，比如说传统的题材、传统的故事和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现代工业式的重写。

　　第二，在市民观众和社会精英之间如何找到融合的观念？电影由于高度的工业性、批量和广泛的生产，它与写作出版业的零星散发生产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形态。市民观众生活里没有尖锐的传统和现代的对立，反而是融合和调适的观念。民国通俗文化或者说鸳鸯蝴蝶派文化，在市民观众和读者中具有强大影响力，市民观众和社会精英怎样调适，这体现了一个调适性的美学观念或者价值观。

　　第三，中国传统的传奇故事有一套叙事的方法。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团圆结局，即便有悲剧性，它与现代的悲剧也是有差异的。传统的传奇故事和当下的电影观念进行了一个调适性的探索，把传奇故事，如武侠和神怪融合了大量的传统题材；如何从中国的古籍、文言和白话小说等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寻找某种可行的路径，寻求传统的传奇故事和电影叙述之间的关联，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有两点启发：一方面，当下的电影文化很大程度上既继承又超越了五四的观念，恰恰也是在传统的调适中寻求和传统的结合；另一方面，从另类现代性转向了对当下历史形势的投射。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文化想象，提供了中国电影在全球的新位置，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观影机制和想象力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