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一体均沾”

　　在近代中国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中，时常能够看到“一体均沾”的条款。所谓“一体均沾”，指的是除缔约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这种明显有悖于公平原则，甚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条款，为何频现于各类条约之中呢？

　　以怀柔治天下

　　古代中原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大多依循怀柔远人的方略。所谓“ 怀柔远人”，指的是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怀有仁德，只有内政清明，英名遍布天下，四方诸侯才会受到感化，主动臣服于君王，并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先秦时期，儒家典籍便提及怀柔远人， 并将此作为治国方略。《礼记》一书中就记载了“凡为天下国家”的“九经”，其中最后两经阐述了“柔远人”和“怀诸侯”。

　　随着历史的发展，怀柔远人逐步演绎为中原王朝的外交原则，具有安抚之意。特别是汉唐时期，朝廷往往采取“以怀柔治天下”的方式，对周边小国施以羁縻和朝贡之策。也就是说，中原王朝并不直接干涉小国的内政事务，但为了体现藩属关系，又要求小国定期朝贡，借此展现中原王朝强盛的实力。

　　明清之际，欧洲的国家秩序开始迈向近代化，近代外交格局渐趋成型。然而，此时的中国依旧笼罩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中华朝贡体系仍居于主导地位。明代时，为了彰显富庶与强大，朝廷对来华贸易的各国，往往采取单方面的给予政策，完全不计较本国的经济利益得失。

　　入清以后，清廷承袭了这一做法，对于来华的各国商旅和使节，仍旧施以怀柔。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明示，凡来华贸易的洋夷，只要遵守天朝的规制，都要施恩布教，令其心悦诚服，方不失柔远之道。乾隆皇帝认为，对于远涉万里来华贸易的小国要厚往薄来，藉此彰显天朝恩惠。他甚至认为，与西洋各国之间的通商贸易对中国而言毫无益处，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物资需求和贸易愿望，因为中国物产丰盈，根本不稀罕他们的薄利小物。就连林则徐也认为，朝廷准许西洋诸国互市，完全是朝廷 “推恩外服”的政策体现，以此彰显天朝怀柔四方的一面。

　　“一体均沾”的产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第一次被视为蛮夷的“蕞尔小国”—英国打败，朝野上下视为奇耻大辱。为了顾及天朝的颜面，上至君王，下至官宦，大多怀揣施恩的心态，认为割地、赔款只不过是安抚洋夷，完全缺乏对近代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基本认知。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狡黠的英国人处处忍让，幻想用恩威并施来换取“万年和约”所带来的永久和平。

　　不久，英、法等列强以“换约”为借口，要求与清廷重新修约。面对这一蛮横无理的主张，清廷完全没有抗争之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视修约为“归命乞恩”，认为以怀柔之法对待，并未有失天朝体面。不仅如此，清廷还愚昧地认为，与英、法、等国签订的条约内容，可以同样适用于欧洲其他没有订约的国家，以此展现中国对海外诸国的“一视同仁”。

　　怀柔之策不仅表现在外交领域，在对待通商问题上亦是如此。1 8 4 3 年1 0 月，清廷代表耆英与英方代表璞鼎查在广东签订《虎门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也就是说，英国完全享有清廷给予各国的优待， 而对英国是否给予中国相应的待遇却只字未提，即通常所说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这无疑是给英国人开了一张空白支票。此后，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大多援引此例，载有“一体均沾” 等相关条约内容。在西方列强看来，中国人在贸易方面对所有外国人向来都是“一视同仁” 的，不会因为与英国签订条约，而改变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果不其然，道光皇帝谕令，要求将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向其他各国颁发，“以示怀柔”。

　　由于清廷将条约内容视为中国单方面施恩于洋夷，于是在清廷君臣的谕旨和奏折中，不管是西方列强主动提出，还是中国允准，无不将“施恩”作为条约权益的代名词。为此，清廷大多使用“乞恩”“求恩”“恳恩”“邀恩”“恩准”“恩赏”“圣恩”“推恩”“恩旨”“天恩”“恩典”等用语，堪称外交语言上的奇观，而这正反映了清廷对近代国际关系与条约关系的蒙昧无知；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奇特地位，即片面承担义务而不享有权益的非对等地位。

　　“一体均沾”的演变与发展

　　然而，清廷单方面的给予并没有换来永久和平，反而是西方列强的得寸进尺。

　　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清廷已无力时时事事遂列强所愿，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施恩”。

　　清廷深感自开埠通商以来， 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皆为洋人来华所享有的特权，并无洋人给予中国人相应的待遇。基于这一情况，清廷将与列强订立条约的行为视为列强对华利益的索取。咸丰皇帝在面对西方人提出修约要求时就指出：与洋夷订立条约之后，凡经一次更改，即多一次索取。显然，无休止的让权已非清廷所愿。因此，随着列强逐渐暴露出贪得无厌的本性，对中国索取过度，清廷无论在心理上和物质上均感到难以承受，自然就转向对国家权益的关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的主持下，中国陆续与欧洲各国展开了建交谈判。1861 年，普鲁士同清廷签订了建交条约，条约内容涉及中普建交、派驻公使、贸易往来、修约期限等多项内容。在议约过程中，普鲁士也援引英美先例，要求清廷今后施以别国的利益，尤其是关税蠲免方面的权益，普鲁士亦可“一体均沾”。

　　此后， 以这个条约为蓝本， 清廷又先后与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展开交往。但是深究这些条款的具体表述还是略有不同，如清廷在与奥地利签署《通商条约》之时就明确要求，如果中国商民赴奥地利贸易经商，奥国也应与对待本国商民一样予以优待。此外，与葡萄牙、意大利签订的经贸条约，也都表达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内容。

　　拒绝“一体均沾”条款

　　晚清时期，清廷已明确认识到与欧美各国的交往中，如果一味遵循“一体均沾”，无疑是贻害无穷的。在清廷看来，“一体均沾”条款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不利于中国实现“以夷制夷”的目标，因此在与日本议约过程中，清廷就极力避免条约文本中出现“一体均沾”的字样。

　　1870 年， 清廷已先后同欧美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建交条约，初步建立了近代化的外交关系。同年，日本政府任命柳原前光作为代表，率使团出访中国，希望同中国签订条约，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对于日本提出的修约请求，清廷总理衙门最初并未同意。在总理衙门看来，日本与中国交往甚久，也常来上海、宁波等地通商，以后仍照例办理。两国间彼此互信，似乎没有必要订立条约，即所谓“大信不约也”。

　　然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开始步入近代国家行列，希望跻身强国之列，以平等甚至强权姿态处理外交关系。长期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在国际关系上，中国视日本为藩属国，所以双方并非对等的外交关系。于是，日本迫不及待地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为了能够成功议约，柳原前光亲自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对李鸿章表示：西方列强强迫通商，中国心怀不服而力难独抗，日本欲与中国通好，冀望能够同心协力。在柳原前光的极力游说之后，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出，日本向来并非中国的完全属国，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不同，倘若过于拒绝，日本势必会假借西方其他国家之力而胁迫中国订约，如果那个时候再行立约的话，日本肯定与西方列强结盟，而置中国于不利之地，希望与日本尽快建立外交关系。

　　事实上，清廷也逐渐意识到如要改变对外交往时孤立的局面，就应放弃朝贡体系，与亚洲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并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合作伙伴。在李鸿章等人的坚持下，中日两国在天津议定建交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清廷虽然同意与日本议定通商交往的条约，但并不希望日本与西方列强一样获得“一体均沾”，避免丧失国家权益。为此，曾国藩就建议清廷，条约中不可明确写有比照西方各国办理等内容，尤其不能写明“于各国一体均沾” 等语句。

　　最终，清廷在条约内容中明确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带有“一体均沾”性质的条款。此后，清廷再订立各类条约时，均不再提及“一体均沾”等相关性质的内容，终结了“怀柔远人”的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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