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我决定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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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我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一定要在周五晚上把作业写完，否则即使在儿童乐园，未完成的作业也会像警报声一样在脑子里嗡嗡作响，让我一刻也不得安宁。

　　也是托了焦虑的福，我始终像一个扭紧了发条的玩偶，用尽十二分气力往前冲。所以我一路顺遂，考上名校，进入大厂，拿着高薪。父母在聚会时会被邀请分享教育经验，同学会说“你是我们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而我知道，这一切的代价，是我极少感觉到快乐、松弛，稍有松懈，焦虑感就会像个无情的甲方，对我重拳出击。

　　我本科毕业就顺利拿到一个大厂的录用通知书，那是一个很大、很出名的公司，周围的人听到公司名字会竖起大拇指，而我也短暂地被这种成就感包围，整个人飘飘然，对接下来要面对的狂风骤雨一无所知。

　　我入职的部门做的是一块新业务，在HR口中，“这块业务刚开展不久，有很大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新员工能快速成长。”但凡有点社会经验的职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工作量巨大。

　　入职第一周，我知道了一个词叫作“跑步上岗”，即使我对业务的了解并没有比量子纠缠更多，也不妨碍我已经成了一个模块的负责人，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工作消息和无数个截止期限。

　　在有限的时间里处理无限的信息，是每个大厂人都要面对的难题。

　　在入职3个月的时候，我“幸运”地迎来了年底的KPI冲刺时期，其中一个核心工作就是分析业务进展、制订攻关计划，每周三向业务大佬汇报一次。

　　以前我一直觉得压力大到脱发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表达手法，直到那段时间频繁堵塞的下水道验证了这个事实。面对着海量纷乱的数据、紧迫的时间、复杂的业务逻辑、会上领导的挑战和质问，我的发条上得更紧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得很快。

　　那天是我连续加班到晚上11点的第4天，早上起床脑袋像灌了胶水一样发木，四肢沉重，而我要写一份给二层大领导的业务报告，下午4点前必须发送。在我手忙脚乱处理数据时，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我勉强在下午3点50分完成了报告，头脑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匆匆赶在4点前发送了报告。

　　我躲进厕所，想喘口气，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你发的是什么玩意儿？好几个关键数据都有问题！但凡检查一遍都不至于错成这样，你到底怎么回事……”耳边传来主管暴躁的吼叫声。

　　王小波曾经形容人会慢慢变得像“受锤的牛”，当时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如此。

　　活力和热情慢慢被抽空，醒来和睡去的界限变得模糊，后背发紧，头脑昏沉，外界一点微小的刺激就会让我像一只应激的小猫，感到惊恐，焦虑、沮丧24小时环绕着我。

　　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我的思维能力严重退化，一封简单的邮件要反复修改措辞，才能表达清楚意思；阅读速度变得极慢，刚读完下一句，就记不清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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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在不断发出各种求救信号，男朋友也觉得我越来越不对劲。在他的鼓励下，我挂了精神科门诊的号。

　　我心情复杂地去了医院：一方面，陷入深渊的我迫切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另一方面，我不愿承认自己真的“有病”。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在谈起朋友的孩子得了抑郁症时，满脸的不屑和鄙夷，认为那是懦弱和逃避的表现。

　　但求生的本能还是压过了羞耻心，我比挂号时间提早1个小时来到医院。我鼓足勇气，把自己内心支离破碎的情绪与痛苦一点点倾倒出来，向医生描述这种寄生在我精神上的病毒，是如何不断吞噬着我的灵魂的。

　　“很典型的抑郁症状，你已经是今天的第4个了。”医生面无表情地下了初步判决，接着开单子让我去做测试。

　　测试完成之后，医生交给我一份报告，临床诊断结果一栏写着“中度焦虑和重度抑郁”。我像一个等待许久最终被判刑的囚犯，既释怀又绝望。

　　我不用再为自己的“不对劲”而感到恐慌、自责，我只是病了。但同时，这个病似乎很难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包容，妈妈说“现在的孩子真是娇气”时不屑的表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医生给我开了3种药，早中晚都要吃，一天也不能中断，每个月要来医院复查一次，调整药量。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上班，竭力维护着“正常人”的形象，我不想努力经营了二十几年的体面生活，被一朝击碎。

　　那段时间，我在工作上给自己定的唯一目标就是——不要犯错。即使如此，对当时的我来说，也要耗尽我仅存的心力。

　　我晚上辗转反侧，看着天亮，也依旧要在7点起床挤班车。白天身体紧绷，思维迟缓，但繁杂的工作扑面而来，在跟同事开会时，我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轮到我发言时，往往词不达意。

　　同事聚餐更是我的噩梦。看着觥筹交错的人群，听着一阵阵欢声笑语，我却像一个局外人。在热闹氛围的映衬下，我更觉得孤独、沮丧。用尽力气强颜欢笑，让我在每次聚会后都精疲力竭。

　　扮演一个“正常人”，是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我无数次下决心跟家里人坦白，辞职让自己喘口气，但一想到可能随之而来的流言蜚语、不理解和谴责，我又无数次地退缩。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反而被激起强大的求生欲。在一次深夜情绪崩溃后，我决定开始自救。

　　我开始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医学相关的书籍，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我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吃药，每月复查，不管刚开始的副作用有多么猛烈。我花大价钱去做心理咨询，对这个时候的我来说，如果能买到快乐，我愿意倾家荡产。

　　“你现在感受到的这些痛苦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告诉你现在的情绪值已经被透支了，你需要更关注自己的感受，爱自己，不要再过度消耗自己的情绪。就像如果你的腿受伤了，一走路就会痛，那你自然就会选择好好养伤，不去做剧烈运动。”

　　心理医生的解释让我陷入沉思，如果说每个人情绪值的初始值都是100，那我现在无疑已经是在血条亏空状态了。我开始细数自己的情绪是怎么被耗空的。

　　上学时，我考了90分，会因为被扣掉的10分而耿耿于怀；跟朋友一起去吃饭，虽然对日本料理心心念念了很久，但只要朋友说想吃火锅，我就会立刻妥协；工作后，做的报告受到同事的高度肯定，晚上睡觉时依旧会反复回想哪里可以讲得更好。

　　我似乎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总是优先满足他人，总是能看到一件事情最糟糕的地方。如果说能按内耗程度颁奖，我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内耗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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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问题的下一步是解决问题，我决定开始改变，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变得“佛系”。

　　我所在的大厂，每半年考核一次，A是最好的绩效，只有排名前20%的人才能拿到，我们称之为“火车头”，与之匹配的是丰厚的年终奖和各种激励。于是，“A”就像一根吊在面前的胡萝卜，诱惑着大厂人不知疲倦地往前跑。在我以前非黑即白的价值观里，拿不到A，就是吊车尾。但是在被抑郁症折磨得体无完肤之后，我决定自救。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按时下班。

　　不管领导在不在，工作有没有完成，我都会准时在6点30分收拾好东西离开。这在大厂所引起的注目程度，跟穿吊带上班不相上下。

　　同事会偷偷问我，你是不是找到下家了？领导会在例会上，反复强调项目的紧迫性，再补上一句：“年轻人就算活干完了，也可以在公司学习，早早回家有什么事情做呢！”

　　我依旧坚持准时下班，但会在白天的工作时间里高度专注，跳过相关性不高的会议，集中处理杂活，尽量不刷手机。我发现这样下来，即使不加班，我的输出也并不比之前的少，领导也不再对我有太多苛责。

　　第二个行动是，停止跟别人比较。

　　以前我会频繁查看同时期进来同事的职级，打听他们的绩效薪资，通过对比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一旦知道自己落后于人，就会焦虑不安，再反向激励自己。决定改变后，我不再关注这些信息，即使知道有人又“起飞”了，心里也很清楚他们所支付的代价，在我新的价值体系里，这是一种绝对的溢价。

　　第三个改变是，明确了工作的意义。

　　在大厂，绝大部分人是为了保证巨大机器顺利运转的“中间件”，产品要改一个按钮的颜色，在小公司可能是5分钟的事情，在大厂，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会议、评审流程，甚至可能要跨部门，需要多个人的对接、传达，等真正改好上线，1个月就过去了。

　　以前我经常感到沮丧和无力，因为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能改变的事情太少了，这些冗长烦琐的流程，像一个个枷锁，把我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我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是每天都会蹦出来的灵魂一问。

　　现在，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并且有足够的金钱来支撑随心所欲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目标，其他的，一律作为“画饼”处理。

　　这是我在大厂工作的第4年，患抑郁症的第3年，决定自救的第1年。并不像励志故事里那样，我没有战胜抑郁症，也没有开启全新的灿烂人生，我依旧在大厂里，每天吃药，定期做心理咨询。

　　但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快乐了，愿意周末大费周章地打扮自己出门约会，阳光灿烂的天气让我觉得生活真美妙。我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普通和失败，绩效没拿到A依旧睡得香甜，项目失败了也能吃两碗饭。

　　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文/秋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