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北京

　　张学东

　　2001年初春，曾韦和我开始了在八里庄的那所文学院的短暂学习生活。曾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于浙江某县城，先后当过技术员、营业员、乡镇干部、档案管理员及机关干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在《钟山》《东海》及《野草》等刊陆续发表文学作品。其实，曾韦这个人在文学创作上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他属于那种性情疏散、淡泊名利的人，通常是一年写一个中篇或两个短篇，用他的话说，这就很满足了。然后，就是坐吃山空，等到自己觉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苦心孤诣地炮制一篇出来。曾韦来文学院的时候，没有忘记带着他最心爱的萨克斯管，每天早晚坚持吹上两三个钟头。来这之前，曾韦正跟他所在的那座小县城里的一位颇有名气的萨克斯演奏家刻苦学习吹奏。曾韦从小音乐天赋很高，天生一副好嗓子，也曾专门选修过一段时间的美声，他酷爱意大利歌剧，能即兴演唱帕瓦罗蒂、多明戈这些大师的著名唱段，《我的太阳》《今夜无人入眠》这样的歌曲他张口就来，且唱得惟妙惟肖。曾韦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等自己把萨克斯玩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就去当地的娱乐场所从事业余演奏，做一名自由的萨克斯手。他说，他喜欢那样的夜间艺术生活，因为音乐比文学更直接、更亲切，尤其是那种灯红酒绿的夜晚，音乐也更能让人产生共鸣和感动。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曾韦现在用的这支萨克斯管就是用他的一个中篇小说的稿酬换回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文学已经和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发表的那篇中篇小说的名字就叫《永远的萨克斯》。

　　曾韦最先来寓所找我，就是为了他吹萨克斯的事。那以后，我跟他之间的友谊才正式开始。事实上，我和曾韦本来就是同班学员，我这个人一直不太适应集体生活，十多年前的校园生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我不想再受那种罪。所以，这次我一来就跟学院提出，要住他们的单间招待所，我不能忍受三五个男人臭烘烘地挤在同一间火柴盒大小的宿舍里，那样恐怕熬不到结业，我就会疯掉。曾韦的心理素质比我稍微好一点，因为他居然跟其他几个学员在那种弥漫着公共卫生间气味的宿舍里住了将近一个礼拜，而且每天还跟做贼似的，从床底下的一只黑色的牛皮小箱子里取出萨克斯管，呜呜哇哇地吹上一阵子，当然还得时不时地给别人赔上讨好的笑脸。就凭这一点，我就有些佩服他，人这一辈子总得爱点什么吧。比如爱文学、爱美术、爱音乐、爱唱歌跳舞、爱喝酒、爱吹牛，或者不爱江山爱美人，总之你得爱点什么才好，否则，生活肯定没劲透了。曾韦的机关干部当得很称心，小说写得也还不错，又喜欢着一件西洋乐器，我觉得这样活着就挺滋润的。说心里话，我讨厌不学无术的男人。

　　北京三月天的风正猛，刮起来总没完没了的，沙尘打得人脸生疼。然而，曾韦似乎很喜欢北京的天气，风沙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他的学习情绪。他在学院宿舍里坚持了六天，每天早晚都要取出心爱的萨克斯练习一会儿，可他一时半会儿还弄不出像肯尼基那样的悠扬动情的萨克斯曲调，这大概很让人失望，他只是在进行音节和指法的基本功训练，简直极其枯燥，对于大多数受众群体来说就是噪声。所以，曾韦只好来找我帮忙，他跟我商量能不能借用我的地方，每天来练一小会儿萨克斯。我没有反对，因为我的住所有两间单独的房间，况且，我虽然不会吹号什么的，可我打心里也是喜欢音乐的。我没有理由拒绝一个痴迷于音乐的爱好者，如果早知道他会来，也许我会考虑带一把吉他来。

　　来学院的第七天，曾韦就正式到我的寓所吹他的萨克斯了。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他主动钻进较小的那间房间里开始练习，我在外面大一点的房里看电视，那天他整整吹了一个上午。看来，这些天把他憋坏了，他得好好吹吹。呜呜哇哇，吹完了，他就夹着小皮箱客客气气地走了，到黄昏的时候，又悄悄来了，继续爬山坡似的做着各种音节练习。这种时候，我就拿随身听塞住耳朵，看书或发呆。等他做完功课，我们就开始聊天，聊跟文学有关或无关的话题，我们很投机。后来他说，他也想搬来住招待所，哪怕多出点钱。我说那你就来一起住吧，反正那间房子也空着。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人不错，爱整洁，话不多，从不斤斤计较，有北方人的豪爽之气，他跟我想象中的南方人不太一样。后来，曾韦告诉我，他小时候跟随父母在东北待过七八年，等回到南方以后，他已经是个男孩了，可他那时还听不懂当地人叽里咕噜的方言，因此，他的少年时代有过一段相当漫长而孤独的时光。这跟他后来写小说必定有一些内在的精神联系。

　　院里课程安排得很松散，只在每周一、三、五这三天有课，其余的时间，都由学员们自由支配，读书、写作、喝酒或逛大街，甚至可以谈谈恋爱什么的。逛街，一般都是女人们的专长，再加上个别男士天生就有怜香惜玉的美德，心甘情愿地陪着女士们满北京城瞎转一通。毕竟来一趟北京不易啊，大多数男士都是有家有口的，难得在外面潇洒一回。所以，真正能静下心来写东西的人很少，而像曾韦这样的，宁愿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憋足了劲吹号的人也只有他一个。赶上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的年代，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所谓的“全国作家班”鱼目混珠的情况也可想而知，学员年龄悬殊之大使人惊诧，从十八岁的少女到五十八岁的老头不等，可谓老中青三代同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说明我们的文学事业正在稳步持续发展着。当然，大家伙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酷爱着文学或曾经爱过文学，年轻一些的刚刚抱着文学入梦，对未来充满幻想，睡梦中时常露出甜美的微笑；而年长一些的，则为文学梦所累，却依旧不肯善罢甘休，非要拼了老命弄个鱼死网破，直落得半世蹉跎、眼花耳背。在我们的课堂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学员们要求某某客座教授签字留言，或一块合影什么的，仿佛那课堂成了一场又一场明星偶像的记者招待会，大厚本的签名册叠摞在讲台上，闪光灯时不时地噼啪冒闪出怪异的白光，还有专门做录音记录的人，其手法敏捷干练程度，绝对不像是业余的。如果某一堂课不出现这样的情形，理由肯定只有一个，那就是该授课老师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大的名气，不值得学员们轮番围攻轰炸。最要命的是像《人民文学》《当代》或《中国作家》的那些著名的编辑家们的到来，那种热烈的场面可想而知，当编辑家们准备离开讲台的时候，早有一撮人站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开始围追堵截，很有时下追星族的风范，不是要求编辑家们留下家庭住址或电话号码，就是不合时宜地硬塞给对方一沓发表不出去的旧手稿。有时候，惹得那些编辑家们十分不痛快，摇着头匆匆忙忙夺路拂袖而去，全没有了先前和善风趣的好脸色。

　　这种时候，我邻座的曾韦同志就会偏着脑袋问我，这帮家伙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你不懂了吧，这叫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曾韦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有那个必要吗？我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怎知饿汉子饥。也许，哪天你不小心翻开一本权威杂志，就会看到本班某君的大名，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曾韦更是不屑，那又能怎么样？如果那样的话，我情愿一个字也不写！从那以后，我们不再讨论这样无聊而又肤浅的问题，通常他们追星的时候，我和曾韦便悄悄地溜回寝室，他继续昏天暗地吹他的萨克斯，我百无聊赖地开始写点东西。天气似乎一时半会儿还暖和不起来，恼人的春风在窗外呼呼地叫着，坐在书桌前手脚冰凉，北京的春天一点儿也不好过。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着《笑傲江湖》，看过两集以后，便叫众人大失所望，节奏太过于拖沓了，硬把金庸的名篇搞得面目全非，所以大家伙用“笑熬糨糊”一词来加以戏说，真是可惜了金大侠那一元钱慷慨出让版权的壮举，到头来只能让看官们记住了刘欢那一嗓子怪声怪气的吼叫。想一想，我们窝在这里，除了吃饭睡觉和“笑熬糨糊”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我们院门前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极狭窄的街，路面很差，路的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大小铺面，三教九流整日穿梭其间。他们中间有身体散发着复杂香味的美容师，油腻腻的厨子，小杂货店的售货员，腆着腹的大老板，兜售光盘的小贩和退休后没事情可做的老人，他们像鱼一样在这条街里游来游去。当然，对于这条喧闹的小街来说，还有一些更加陌生的面孔时常闪现，那就是我们这群走出校门的学员。学员们一旦涌入街中，便自觉遵循着某种内在的秩序。只要走进这条街，没有人会注意到你是谁，或者你正在做什么，即使你神色惶恐、脚步踟蹰、目光游离，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种客居生活，我们必须尽快将自己的身影融入这条逼仄的小街。我不得不感叹学院竟处在这样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甚至有些乌烟瘴气的环境之中，听说这里很早以前是大片的村庄和土地，而如今这里的农民却摇身一变成为行色可疑的小商小贩，他们指望有朝一日能发点小财，从而活得更像一个北京人，我们中大多数人也做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梦。

　　曾韦大概体会到了学习的无聊和枯燥，有一天他竟花了九十块钱弄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据说，那是从他的一个老乡的同学手中搞来的，曾韦的老乡在北大读研，那天他骑着这辆破自行车横穿了大半个北京城。他回到寝室的时候，我看见他脑门子上尽是汗，屁股后面也湿了一大坨。曾韦感慨地说，北京真大！但我能看得出来，汗流浃背给他带来的愉快也是不言而喻的。曾韦还买了一把新锁和一张最新版本的《北京旅游交通地图》，他放心地将车子锁在楼下的车棚里，然后，就趴在桌子上，开始认真地研究地图，研究北京的密如蛛网的城市交通，他的样子很像一个地道的旅行家。自从有了这辆自行车，曾韦每天很早就骑着车子，到千米之外的小食店吃早点，然后再赶回来上课，没有课的日子，他可以骑车到更远的地方，去美美地瞎转一整天，比如王府井、颐和园、中关村或其他一些我不知道的名胜古迹，一般天很晚的时候，他才行色匆匆地赶回来，然后继续埋头吹号，或跟我闲聊白天的所见所闻。寝室的白天是属于我的，而曾韦更习惯于在深夜里伏案写作，他正在修改从家里带来的一篇中篇小说，很厚的一摞手写稿，修改工作断断续续，正如我的小说也写得很艰涩。也许，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创作，我们似乎都在给自己找一个慢的理由。

　　好不容易熬到了学员结业，开展作品研讨会。此前，我提交了在这里完成的两篇短篇小说，曾韦也将他修改了三个月的中篇小说交稿了事。那天的会开了整整一个下午，令我万万没料到的是，至少有一半时间，老师们都在很认真地讨论我的一篇习作——《跪乳时期的羊》，以至于后来曾韦跟大伙戏称，说那天成了我的个人专场会了。当时的会议气氛非常热烈，而今想起，老师们对我的作品的评价依旧清晰，雷抒雁院长说：“我读完《跪乳时期的羊》后非常兴奋，张学东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潜质很好，他有很强的创造力。作品从几个月的孩子和几个月的羊的生命交替的角度去写，让人过目难忘。作品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理解是细致入微的 ，很难相信这篇小说是出自一个年轻作者之手。另外，作者通过声音描写来表现世界，如‘很多声音都是从这里传出去的，然后又传到更辽阔的地方。我咿咿呀呀的含混的声音，羊儿咩咩地叫着，奶奶将一簸箕糜子簸得唰唰唰地响，还有堆积在院里的晾干的青草在风中咝咝鸣叫，这一切声音都像生了翅膀的鸟儿’，就非常独到，我认为这种写作充满了灵性。张学东的小说人性气息四处流淌，对动物（羊）的默默关注以及人道主义的表现都很精彩到位，他的作品更注重生命的体验和内心的感受，他的出现和他的才华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白描老师则说：“《跪乳时期的羊》主要写生命的生存状态，审视万物存在的法则，抒发人类的爱心与同情，作者以一只羔羊为描写对象，那从生到死短暂的几个月的生命历程，看得人心酸眼热。一篇短篇小说触及一个相当大的题旨，没有独到的艺术匠心是难以完成的……作者是用心的，在用心经营中注入了一份灵气，注入了一份对于典型化的追求，于是他的作品也就多了一份耐人咀嚼的东西。”胡平老师也说：“《跪乳时期的羊》是一篇很优秀的短篇小说，反过来说，好的短篇小说就应该这样。张学东新颖的写作手法正代表着当今文坛中的新生力量，他们这批年轻作家普遍注重生命的感悟与心灵上的震撼。小说色块感极其强烈，你能感觉到一块块不同的颜色强烈冲击着视觉，使人读后有点像欣赏印象派画家的作品的感受……”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天胡平老师在发言后讲了句题外话，他说：“我觉得这个作者将来迟早是要冒出来的。”言犹在耳，每每让我汗颜，二十年时光飞逝，而我却依旧没有什么大的进益。

　　不管怎么说，四个月的学习生活就被我们糊里糊涂打发了，我的两篇习作先后被《十月》《当代》发出来，而曾韦的那部中篇也刊登在《中国作家》上，磨刀不误砍柴工，这话对他来说最有说服力。我们都回到各自的生活中，联系少了，几乎没再见面。我也从那时候开始离开了原先的单位，开始了真正的文学之路，做文学编辑之余，不紧不慢地写作和发表着小说。光阴流转，而今写作已成了职业，却很少再有曾韦的消息，我时常留意全国的各种文学刊物，也没有发现这个人的名字，如同石沉大海，我一直想打个电话给他，但又不知为何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打过去。也许，曾韦真的不再写小说了，想想他如果一直吹心爱的萨克斯也不错，尤其是在那种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总比我枯坐书斋浪漫很多吧。我偶尔还会想起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想起呜里哇啦的萨克斯音，想起那辆晃晃悠悠的破旧自行车，还有一大帮男女学员，大家到底想来此做些什么呢？为了圆一个所谓的文学梦，还是仅仅为了最后一次尝试或转身告别，我终无答案。

　　责任编辑 徐巧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