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 来源:江南
  • 关键字:唱歌,眼泪,沉默
  • 发布时间:2024-01-13 20:29

  程永新

  2023年9月28日,我与几个朋友相约聚会,傍晚6点37分,收到德海发来的微信:德公走了。晴天霹雳!我面无表情地呆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被一股不可抗拒的洪荒之力吸到无限幽深的海底,仿佛那里就是宇宙黑洞。因为聚会的几个朋友都认识德培,我一直强忍着内心的痛,沉默着,因为我当时一说,聚会肯定就散了,我好像是来砸场子的。

  终于熬到聚会散场,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忍不住轻轻地说了一句“德培去世了”,几个朋友中的一个嚎叫了一声“啊——”,那叫声太恐怖,在灯光明亮的大楼里轰然回荡,整幢大楼竟像暴风雨中的树叶颤抖起来……

  时光快速穿越。

  2001年9月11日,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德培约我喝酒,我从城市的西面赶到杨浦,抵达后我先去了洗手间,途经大厅只见悬挂的电视机荧屏上,冒烟的飞机直接从摩天大楼的腹部穿越而过,起初以为是好莱坞大片,后来仔细一看,电视机里滚动的字幕告诉我,是新闻,是这个世界上此刻正在发生的惨剧。

  我的身后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大叫,回头一看是夹着中华牌香烟的德培,他一脸震惊和严肃,脸色异常难看,嘴里骂骂咧咧,我们彼此都没有打招呼,两个人靠近电视机,并排站着,眼珠一动不动盯着荧屏……

  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德培经常叫我晚上出门喝酒。他离开作协下海经商,创建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后来还涉足出版业务。《收获》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图书公司,几次重要的会议,都是在他的俱乐部召开的,德培自然而然成了股东之一。即便在德培经商的那些日子里,他的眼光也没离开过哲学和文学。论哲学,我肯定不是他认可的谈话对象,但每次在喝酒前他会与我谈小说。在酒场,两个早到的男人谈论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两个妖怪。喝完夜场的酒,有时仍未尽兴,常常还会去消夜。黄河路乍浦路美食街都是他的地盘,迎候门口的服务员一见到西装笔挺、手拎黑皮包的德培,马上谦恭地忙不迭地高声叫唤:“程总好!”

  那时候德培很喜欢我居所附近一家以老鸭汤闻名的小餐馆,多少个夜晚我们俩陪作家们在那里消夜,我印象中余华和苏童都去过,他们对这家小馆子的老鸭汤称赞有加。凌晨时分分手,黄澄澄的路灯下,身穿白衬衣手拎黑皮包的德培,站在马路边扬手招车,气宇轩昂,俨然像个大老板,等他敏捷地钻进车门,出租车就朝城市的东北方向扬长而去。

  喝老鸭汤的传统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这家小餐馆倒闭为止。

  德培在写我小说集《若只初见》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谈到,“有太多的夜晚,我们都是本雅明所称谓的这座城市的‘闲逛者’,也是波德莱尔所关注的‘游荡者’”,我不得不补一句,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黎明时分的拾荒者”呢?

  一

  1982年下半年,大学四年级,我与另一位同学来到《收获》实习。当初《收获》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办公室,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负责办公室杂务工作的邬锡康就把我们安排在走廊上看稿。

  紧挨《收获》的是《上海文学》编辑部,《上海文学》的办公室比较多,分小说组、理论组和诗歌散文组,各有各的办公室。在走廊上看稿有个好处,就是走来走去的人尽收眼底。于是我们就认识了李子云老师。她个子不高,烫着头发,操着一口纯正悦耳的京腔,总是步履匆匆从我们面前而过。那时候她是《上海文学》的实际负责人,后来我们才知道,李子云老师其实也是当时文学界领袖级的人物。

  一切都是缘分,几次与笑微微的李子云老师打招呼后,有一天她忽地走到我们跟前,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她居然盛情邀请我们去她的办公室看稿。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不得不去征求邬锡康的意见,隔了几个时辰,邬锡康代表《收获》的意见来了,有意思的是让我们自己选择。这样,我与另一个同学就来到《上海文学》理论组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两个从学校来的毛头小伙子,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寻常的意义?就这样,我们坐在《上海文学》编辑部,看着《收获》编辑部的自由来稿。

  《上海文学》理论组的办公室朝北,一间十五六平米的房间,除了几张深褐色的办公桌,房间里还放着两只特别有历史感的棕色皮沙发。

  李老师与周介人老师面对面坐,靠门口还坐着一个闷头不响戴眼镜的小伙子蔡翔,那时候他也是刚从学校调到《上海文学》。我们就与蔡翔并排而坐。

  其实那个房间坐五个人也稍显局促,记得当时李子云老师对周介人老师说:“不忍心看两个同学坐在走廊上,我把他们叫来了。”

  精瘦精瘦的周介人老师头发天生有点鬈,他笑嘻嘻地跟我们打招呼,他笑起来额头有一排皱纹。李子云老师接着对他说:“也是你们复旦的。”周介人老师忙不迭地分别朝我们说“欢迎欢迎”。只有蔡翔有点严肃,朝我们点点头,不苟言笑,眼镜片一闪一闪的,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蔡翔可能也是初来乍到,工作态度尤为端正,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然后放下书包,提着两只竹壳热水瓶,晃晃悠悠从三楼步下一楼去打水。

  没过多久,我们便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因为在这间小房间里,我们不但见到了传说中的茹志鹃老师、吴强老师、王西彦老师、钟望阳老师、王若望老师,而且还见到了许多北京来的文坛大佬,这俨然是文学界的最高司令部啊,而我们两个冒昧的闯入者浑然不知,居然斗胆坐在那儿,把当时的文坛机密都听了个够。当然我们那时候云里雾里也听不懂,也无对象可以传播。

  记得茹志鹃老师一来,就会与李子云老师一起抽烟聊天,两位女士分别坐在皮沙发上,吞云吐雾,茹老师抽烟的姿势爽朗豪迈,李老师抽烟的姿态优雅高贵,我的大学同学跟我说,他此前没见过抽烟如此优雅的女士。她们谈的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的思潮和大势,我与大学同学勉力阅稿,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们几乎把头埋到胸前,恨不得用塞子把耳朵塞起来。她们谈的内容哪是吾辈可以听的?

  某天下午,理论组的办公室先后来了两个年轻人。先来的一个大头大脑,披着长头发,声若洪钟,周介人老师主持谈文章的修改,他们谈得似乎很和谐,周老师看着一张小字条逐条提出意见,大头大脑的人反应敏捷,语速飞快,声音浑厚,等周老师谈过意见,他的回应里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还带一些玄思,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所以,他们的谈话是在一团和气中结束的。

  后面来了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面容清癯,神情严肃地坐在皮沙发上,眼镜片闪烁,嗓门很大,周介人老师依字条上的意见说一条,小伙子愣了愣,不假思索马上怼回去,周老师一时语塞,又迟疑着往下说了一条,那个小伙子又毫不客气怼回去。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细声细气,一个哇哩哇啦,我与大学同学无法阅稿,仰头望着墙壁,都不敢转身去看这两个人,甚怕他们会吵起来。当时的印象,周老师提的每条意见,都被戴眼镜的小伙子无情地驳回。后来,是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李子云老师出来打圆场,才没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戴眼镜的小伙子明显对李子云老师很恭敬很买账,于是乎天气雨转晴,小伙子辩白的声调低下去,大嗓门变成小嗓门,语气也婉转许多。最后大概是戴眼镜的小伙子做出某种妥协,同意文章进行局部修改。

  这两个小青年离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大头大脑的叫吴亮,犟头倔脑的叫程德培。他们的文章我都读过。

  八十年代初,《上海文学》的理论组几乎是国内文学运动的桥头堡,面对拥有生杀大权的编辑,程德培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他哪来的底气和勇气,声音邦邦响,把周介人老师的意见都一条条怼回去?

  二

  1983年的夏天,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正式分配到《收获》。其时,吴亮与德培也先后进了上海作协,他们在理论研究室,作协大院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是他们的办公室。时不时有全国的批评家来拜见这对双子星座。

  那时候作协一楼的大厅经常召开作品讨论会,我沿着旋转楼梯上下楼,经常会听到他们辨识度很高的嗓音,吴亮的声音洪亮浑厚,德培的声音高亢激越。德培讲话的语速较快,怎么听都像是吵架。后来德培对我解释过,说他是工厂出来的人,习惯于大声说话。

  不久,德培主办《文学角》,《文学角》又演变为《海上文坛》,他的办公室搬到作协主楼的二楼,走上走下,我常常能看到在二楼楼道的尽头,穿着西装的德培夹着烟来回踱步。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交往,甚至连招呼都不打。我暗暗诧异,这个喜欢穿西装衬衣的人,在思考中国文学的前途还是在规划《海上文坛》的未来?

  《海上文坛》居然被德培打理得像模像样,渐渐声名鹊起,我的一个朋友在日企工作,某日找到我,点名要在《海上文坛》上登一篇软文。这让我很为难,我与德培没来往,只得悄悄把文章递给《海上文坛》的一个女编辑。

  过些日子文章竟然发了。我的朋友拿来一堆面料精致价格不菲的睡衣,要送给《海上文坛》编辑部作为答谢,我怎么好意思做这种事情?我让他自己送到二楼去。这样我与德培依旧可以保持距离,不需要当面接触,依次蒙混过关。

  不知过了多少年,在饭桌上德培脑回路异常活跃,猛然提起这件事,试图忘却掉的一段轶事从此成了经常调侃我的材料。他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当年的我看上去清高,其实不过是貌似清高。话有些毒,但基本符合事实。

  除了这个小插曲,德培回首往事,说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在作协不理我,是因为我年轻时长得太帅。德培喝了酒常常喜欢戏说,上海话叫“拉讲(gang)”,他调侃我的时候我只负责笑,并不加以反驳,一是为了让叙事者高兴,二是我知道他只有对熟人、对亲近的人才火力全开地开涮,借此可以活跃饭局的气氛。

  中美之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往是因为乒乓球,我与德培交往是因为麻将。九十年代我们因为拥有共同的朋友而凑在一起打麻将,我去吴亮家里打过,也去德培家里打过。后来吴亮对麻将不感兴趣了,而德培却变成绝对的主力队员。德培说他年轻时候不抽烟不喝酒,步入中年烟不离手酒不离口。麻将也一样,他从不会打,逐渐成为不拒绝人邀约的绝对主力。德培在牌桌上的打牌风格比较激进,麻将如此,后来发觉他斗地主也如此,喜欢搏,我常常想,这是不是就是他的人生写照呢?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德培被迫离开作协,他先创办读书俱乐部,后来又办出版公司,但我觉得他始终徘徊在边缘地带,或者说在文人与商人之间挣扎,他俱乐部进的书和他公司出的书,都带着个人强烈的兴趣爱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骨子里是文人,经商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他每天请客吃饭,请的人全是作家和批评家,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效益。不过德培是一个细腻的人,请什么人在什么饭店,是非常讲究的,一般人看不出门道来。

  全民经商的九十年代,我也曾经向杂志社提出过辞职下海,杂志社没同意,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我对德培说,时过境迁,于今我非常满足当一个“三平先生”。他问我什么叫“三平先生”?我说就是平安、平稳、平实。我说我同样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我要真去经商基本跟你是一样的结局。

  德培板着脸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就是你的反面教材,这话谁听不懂啊?”我哈哈大笑。

  因为经济转型,纸浆价格上涨,文学刊物的生存一度出现困难,杂志的发行变成是头等大事。《收获》编辑部请德培吃饭,因为他跟邮局系统的关系好。饭桌上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将邮局方面的人脉推荐给我们,还出了很多金点子,德培喝了酒灵感泉涌,妙语连珠,一串串金点子通过幽默的方式道出,编辑部的同仁们光顾着笑,一下很难消化他的话。

  我们的关系渐渐开始走近之后,有一个冬天,德培请我去新锦江吃饭,我好不容易赶到那里,见到了久违的李子云老师。在座的其他人都是他公司的员工,其中一个副总告诉我,李子云老师喜欢吃大闸蟹,每年冬季,德培都要请恩师吃一次螃蟹。他自己光喝酒,把螃蟹省给李老师吃。我对螃蟹其实也无感,也想奉献给李老师,李老师连连摆手,吃掉了德培的那只,坚决不肯吃我的那只。席间我借助酒意,大着胆子说了些感激李老师当年让我去她办公室的话。不成想我的话遭到德培的讥讽,意思是我光说不练。

  我记住了这次饭桌上德培的话。无非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那次饭局过后,我一次次让德培帮我约请李子云老师。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一回我执着地要求德培帮我兑现愿望,德培见实在绕不过去了,冷不丁来了一句:“李子云让我跟你少来往!”

  我傻乎乎地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你都不懂吗?各为其主,你如今是《收获》的红人。

  我还是不明白,当初李子云老师把我们叫到她办公室去的时候,我不是也在为《收获》工作吗?当初是当初,如今是如今。德培斩钉截铁地说,断了我所有的念想。

  一直到李子云老师去世,我都没能请她吃上一顿饭。但李子云老师抽烟的姿态,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里。我还记得,李老师喜欢用书信体同女作家讨论小说,她的文章朴实真挚,直截了当,很少有当时流行的大词和虚词。

  三

  德培住在杨浦区,上海的东北方;我住在长宁区,属于城区的西南边。德培经常开玩笑说他住的地方叫“水浒”(梁山泊),我住的地方是“红楼梦”(大观园)。可从我开始走近他,无论在饭店还是在酒场,他一定抢着买单,从黑皮包里拿出一厚叠纸币交给服务员,连数钱的兴趣都没有。早些年我要抢到了单,他会跟我翻脸,嘴里嘟嘟囔囔骂服务员。后来他的公司倒闭了,对别人买单也愤怒不起来。我知道他心里是委屈的,是不舒服的,只是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已。

  千禧年我们几个朋友去南京,快到南京市区时发生了小车祸,我们自己两辆车追尾,来了个警察,听说我们是一起的,没兴趣处理,挥手让我们走人。晚餐时德培异常兴奋,不停讲追尾的段子,他学警察的话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凤凰台宾馆下面有个大书店,晚餐后德培背着手在那里四处转悠,指指点点,他说台湾的书店都这么大,我猜到他的理想就是有这么一幢楼,有一个大书店,他住在里面看看书、写写文章。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德培心心念念的还是文学,或者说文化产业也行。零几年在骨感的现实里,德培搞了个文学排行榜,第一届在嘉兴举行。没有奖金,却有几十个作家参加。当时我听说是嘉兴方面出资的,那时候李森祥是作协主席。第二届德培准备与富阳合作,富阳因郁达夫而闻名,也是麦家和李杭育的老家,富阳兴许是德培最喜欢、也是去得最多的地方,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幸陪他去过几次。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与富阳合作排行榜的事情黄了,一段时间里德培闷闷不乐。有次我与上海闵行区区长会面,叫上德培,席间说起排行榜之事,区长是个爱好文学和戏剧的官员,他当时便说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奖呢?闵行区有春申路,如果可以叫春申奖的话,闵行区政府愿意来资助。

  德培是有腔调的,我猜他心里应该是十分愿意的,但在场面上表现出来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烈。之后他时不时来找我商量。我想,红娘也当了,其他的事情应该德培自己去搞定,我就不参与了。不料德培虎着脸对我说,你不管的话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求求你了好!

  他这么说的时候口气生硬,容不得商量和推诿,根本不像是在求人,俨然就是在给公司的员工下命令。

  那一年的春申奖由谢冕老师担任评委会主任,这是我与德培商量的结果。我们希望这个奖具有民间色彩。谢冕老师是我去请的,其实我跟谢老师不熟,只在大连见过一次,为了德培只能勉为其难了。谢冕老师是个宽厚的长者,电话里他的福建话听起来很费劲。可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谢老师一口答应。那届春申奖长篇小说奖给了莫言的《蛙》,短篇小说给了金仁顺的《彼此》,散文奖给了熊召政,编辑奖给了林建法。

  从头到尾德培像个幕后总指挥,非常淡定地坐在那里喝咖啡,我则像他的秘书长,大部分请人的工作都由我代劳了。幸亏颁奖典礼得以成功举行。

  这届春申奖过后不久,《蛙》得了茅盾文学奖,再过两年,老莫得了诺贝尔奖。那年从瑞典传来喜讯的时候,德培比所有人都高兴,按照他的说法,老莫的好运是从春申奖开始的。

  四

  有一段时间德培心脏出问题了,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认识很多医生,最终朋友帮他介绍给瑞金医院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说医院刚好进口了美国刚刚研发的一种临床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病的。德培服用了几个月的进口药,心脏病幸运地痊愈了,他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喝酒了。

  三年疫情,德培一直情绪不高,他说他的大腿经常发麻,全面放开后,他也是过了几个月才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黑色素瘤。据说黑色素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我常常想假如早一点去就医的话,德培应该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德培夫人告诉我,他最后是心脏病并发症去世的,我又在想假如那时候他备一点心脏病的特效药,也许就能度过劫难了。谁知道呢?全是命,全是运。

  给德培治疗心脏病的老教授我见过。那年去西安参加贾平凹的讨论会,同行的还有蔡翔。在飞机上我突然浑身冒冷汗,心跳加速,空姐给我端来了热水,让我斜躺。从西安回上海,主编李小林热心地帮我联系好华东医院的心脏科专家,经过一番复杂的检查,什么心超和郝特等,诊断我为冠心病,当我提着一大包药品走出医院的时候,心绪苍茫,不得已给德培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可能得冠心病了,但我还想请为他治病的老教授再确诊一下。德培二话不说,很快帮我联系好瑞金医院的专家。

  我清晰记得当时德培根本不听我描述病情,粗暴地打断我说:你那算什么!我的心脏病差一点就没救了。那时候我单身,四十出头,母亲去世后与家人的联系也不多,德培就以他粗暴简单的方式来慰藉我,给了我一种踏实感。

  瑞金医院的医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花白短发,她不看门诊,只预约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她的助理也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医生,把我带进一间小房间坐下。我把情况一说,老太太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助理带我去做心电图。

  心电图的报告放在桌上,老太太皱着眉头咕哝,然后对她的助理说:什么冠心病,病毒性感冒导致的心肌炎后遗症。

  这样吧,老太太最后对我说,你去医院门口的药房买一瓶几块钱的激素,吃一个星期,好了就好了,不好也不用管它,一度房室阻滞,没关系的。

  我站起身来说谢谢。老太太看都不看我,朝她的助理挥挥手,示意让下一个病人进来。老太太带点傲慢的表情似乎很冷漠,但又让人无端地很放心。她几乎不给我做什么复杂的检查,只是凭着经验、嗅觉和灵性来下诊断。当时感觉老太太看病的方式,与文学编辑判断稿子的好坏很像,或者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没把看病的过程和结果告诉德培,但他似乎对所有的细枝末节全知道。他请我吃饭,见了我笑嘻嘻地说,就知道你没啥问题,吉人天相。你可以放心了吧?

  2010年以后,德培又重出江湖开始写评论文章。开始写的是几千字的短文,并没有太引人注目,但他进入状态的速度有点让人吃惊,后面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我想这也许与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文学和哲学有关。

  那时候我们经常与张定浩、黄德海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喝酒吃饭,席间他对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大师的书籍了如指掌。可以说,德培对上海形成一个文学批评的良好氛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写一个作家,必须通读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还要把能找到的评论文章都拿来读,如果把一个作家的作品比作湖,他会奋不顾身飞跃入水,在湖中浸泡良久,然后带着浑身水滴上岸,这时他才会来议论评价湖的风景。他只看文本,拒绝与作家交流。他不是简单地对一部作品下判断,而是借助作品来诠释他的阅读感受、意义的空间以及小说的本义为何物。

  假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文章能够脱颖而出是时代提供了契机,而他重出江湖书写的一篇篇极其灵动的宏文,在我看来无人能出其右。他写王安忆、迟子建、金宇澄、李洱、刘震云以及张楚、弋舟他们的文章,都变成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翘楚,说经典也不为过。老实说我读评论文章,基本都是浏览,有时看题目就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唯有德培的文章可以读两遍以上。记得我在美国迈阿密出发的游轮上,读到德培写宁肯的长篇小说《天藏》的那篇文章,我舍不得一次把它读完,读读放放,整个旅途,我的脑海全被这篇文章萦绕着充盈着。《天藏》因为涉及宗教和哲学的内容,我在德培的这篇文章里读到他对哲学、文学和存在的思考,也读到了他对小说的理解。金句迭出,像一首交响乐,随处可见华彩段。

  2005年我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出版,在上海同乐坊召开过一个新书发布会。会议召开的当天,德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我知道,这是他的精心安排。他的细腻和敏感,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座谈的时候德培的发言很简短。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个作家们的聚会而已,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次次地带着歉意跟我说,低估了你这部长篇的价值。我说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客串,我就是个业余作家,一个懒散的人,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说的是真心话,可他不依不饶,一次次催促我把流浪三部曲的后两部写出来。

  2016年我当了《收获》主编,德培跟我聚会的机会少了,以至于我常常觉得他是故意回避与我接触。有一次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要跟我疏远一点。我说为什么,他说疏远一点好,对你好,对大家好。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忘记催促我完成长篇。

  德培的评论集得了鲁奖,他一次次请客。我也参加过几次他的宴请。喝酒时我故意问他方方面面拿了多少奖金?他面露羞涩地说没多少,还没到手哩。其实他知道我是跟他开玩笑的,他是一个出手阔绰大方的人,在读书俱乐部生意惨淡时他依然每天请客。不过那时候请客就在他公司旁边的小饭店。他的俱乐部就是朋友们的驿站,即便在最不景气的日子里,他依然喜欢人来人往高朋满座。我常常想,德培要是在商场上成功,他一定会像古时的土豪一样门客三千。他曾说他的祖籍是广东。

  三年疫情,被封在家无聊,我写了若干个中篇,结集出版了《若只初见》。德培偷偷在家写了文章,那时候我知道他情绪不佳,每次我都跟他开玩笑说,你要开心点,中国文学离不开你,你还要写很多文章呢。他摇摇头说,老了,不行了,写不动了。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在撒娇,因为已经习惯他的正话反说。

  五

  德培离开上海作协始终是个谜。对这段往事他从来不提。我因为好奇也比较坏,有时喝了酒故意逗他,引诱他说说当年的事情。他即便喝多了,脸色红润,眼光迷离,也绝口不说当年的事,打死也不说!我故意提到一些人名请他评价,他朦胧的眼光盯视着我,表情有些尴尬,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经常调侃的都是身边的人,比如朱小如,比如我。真正伤害过他的人他永远不会说一句坏话。

  我无意用文字来描述德培的一生,我也没有能力来概括德培的为人,他有没有犯过错不重要,但我确信,德培始终拥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境界和格局。而中国文人太缺乏这样的境界和格局了。

  有次我帮古井集团的副总裁、小说家杨小凡邀请德培、朱小如去亳州,在亳州的第一天,贪杯的朱小如就喝多。第二天杨小凡代表集团正式宴请,陪同的还有几位古井的高管。朱小如号称身体不适,死活不肯喝酒,那天喝的是五十年的古井,德培觉得很没有面子,他开始逐个敬酒,连续敬了好几圈,那些古井的高管都惊呆了,说没想到上海人那么能喝。

  我知道坏了,这句话肯定冒犯了德培,只见他一手提起公杯,一手指着朱小如说,这个人姓朱(猪),现在“上海二程”敬你们,怎么样?

  我没告诉过德培,其实母亲帮我改过姓,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德培喜欢说“上海二程”就随他去吧。在德培逼视的眼光下,我也不得不提起公杯缓缓站起身来。那天在古井德培都是用公杯喝的,气吞山河,豪情万丈,总量至少在一斤以上。那一刻的德培在众人眼中,就是撞到不周山的共工。席间我也随其炸了好几壶,大概没有给他丢脸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萌芽》的孙文昌和《上海文学》的张重光一起去草原,当时也是有人拿上海人不善饮酒来说事,一怒之下,我们轮番与剽悍的内蒙汉子炸壶,喝的是六十度的草原白加马奶酒,最后蒙古兄弟比我们先倒下,一个个躺在草原上仰望星空,当然后来上海人也都倒下了,草原白加马奶酒喝醉,真是难受无比。

  草原人喝酒有马头琴相伴,德培喝了酒喜欢听人唱歌。记得最早他喜欢听《青藏高原》,谁唱得好他一定会命其再来一遍。我少年时扁桃腺切除,嗓音不好,可是与德培一起喝酒无法不唱歌。我起始的保留节目是韩磊的《等待》,德培显然喜欢听,于是每次他都悄悄地让服务员去为我点这首歌。后来德培也会唱了,唱得还挺好,我就没兴趣了,改唱汪峰的《北京,北京》。一段时间不见,我发觉德培也会唱《北京,北京》,就改唱旭日阳刚的《春天里》。这情形有点像歌咏接力赛。

  去年和今年,我两次与朋友们去内蒙,学会了《乌兰巴托的夜》,我期待哪一天与德培聚会时唱给他听。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得知德培生病的讯息,我耿耿难眠,思前想后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知晓看病治疗都是重情重义的德海在陪同,我只能时不时向他打听情况。我了解德培,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资助钱他不会要,去看望他也未必讨他喜欢,我只能托人给他带点龙井和食物。

  9月底接到德培夫人的电话,她告知我德培是因为心脏病并发症离世的,没有经受痛苦和折磨。追悼会定在10月2日,德培夫人打电话给我嘱我写悼词,我说很抱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说的是真话。

  10月初我在外地,没有赶回上海,不是不可以赶回来,我的怯懦使我无法直接面对德培离去的事实。后来在武汉卓尔小镇,好客的主人请来小乐队助兴,那天一起喝酒的还有李修文,他带来他的朋友,一个哈萨克歌手,面对夜幕和星空,悠扬的歌声在四处回荡。

  酒至酣处,修文拉我一起唱歌,我迟疑着,点了《乌兰巴托的夜》,边上的朋友是一起去草原的,她说就知道我会唱这首歌,但她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于是,我与修文合作,放声唱出积郁在内心深处无限的悲伤:

  穿过旷野的风 你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 我醉了酒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那么静

  连风都听不到 听不到

  飘向天边的云 你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诉你 我不回头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近那么近

  连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

  连风都听不到 我的声音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近

  连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那么静

  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责任编辑 傅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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