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程永新

　　2023年9月28日，我与几个朋友相约聚会，傍晚6点37分，收到德海发来的微信：德公走了。晴天霹雳！我面无表情地呆坐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一直往下沉往下沉，被一股不可抗拒的洪荒之力吸到无限幽深的海底，仿佛那里就是宇宙黑洞。因为聚会的几个朋友都认识德培，我一直强忍着内心的痛，沉默着，因为我当时一说，聚会肯定就散了，我好像是来砸场子的。

　　终于熬到聚会散场，在等电梯的时候，我忍不住轻轻地说了一句“德培去世了”，几个朋友中的一个嚎叫了一声“啊——”，那叫声太恐怖，在灯光明亮的大楼里轰然回荡，整幢大楼竟像暴风雨中的树叶颤抖起来……

　　时光快速穿越。

　　2001年9月11日，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德培约我喝酒，我从城市的西面赶到杨浦，抵达后我先去了洗手间，途经大厅只见悬挂的电视机荧屏上，冒烟的飞机直接从摩天大楼的腹部穿越而过，起初以为是好莱坞大片，后来仔细一看，电视机里滚动的字幕告诉我，是新闻，是这个世界上此刻正在发生的惨剧。

　　我的身后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大叫，回头一看是夹着中华牌香烟的德培，他一脸震惊和严肃，脸色异常难看，嘴里骂骂咧咧，我们彼此都没有打招呼，两个人靠近电视机，并排站着，眼珠一动不动盯着荧屏……

　　那时候我还是单身，德培经常叫我晚上出门喝酒。他离开作协下海经商，创建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后来还涉足出版业务。《收获》与云南人民出版社成立图书公司，几次重要的会议，都是在他的俱乐部召开的，德培自然而然成了股东之一。即便在德培经商的那些日子里，他的眼光也没离开过哲学和文学。论哲学，我肯定不是他认可的谈话对象，但每次在喝酒前他会与我谈小说。在酒场，两个早到的男人谈论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两个妖怪。喝完夜场的酒，有时仍未尽兴，常常还会去消夜。黄河路乍浦路美食街都是他的地盘，迎候门口的服务员一见到西装笔挺、手拎黑皮包的德培，马上谦恭地忙不迭地高声叫唤：“程总好！”

　　那时候德培很喜欢我居所附近一家以老鸭汤闻名的小餐馆，多少个夜晚我们俩陪作家们在那里消夜，我印象中余华和苏童都去过，他们对这家小馆子的老鸭汤称赞有加。凌晨时分分手，黄澄澄的路灯下，身穿白衬衣手拎黑皮包的德培，站在马路边扬手招车，气宇轩昂，俨然像个大老板，等他敏捷地钻进车门，出租车就朝城市的东北方向扬长而去。

　　喝老鸭汤的传统延续了好多年，直到这家小餐馆倒闭为止。

　　德培在写我小说集《若只初见》的一篇评论文章里谈到，“有太多的夜晚，我们都是本雅明所称谓的这座城市的‘闲逛者’，也是波德莱尔所关注的‘游荡者’”，我不得不补一句，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黎明时分的拾荒者”呢？

　　一

　　1982年下半年，大学四年级，我与另一位同学来到《收获》实习。当初《收获》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办公室，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容纳我们，负责办公室杂务工作的邬锡康就把我们安排在走廊上看稿。

　　紧挨《收获》的是《上海文学》编辑部，《上海文学》的办公室比较多，分小说组、理论组和诗歌散文组，各有各的办公室。在走廊上看稿有个好处，就是走来走去的人尽收眼底。于是我们就认识了李子云老师。她个子不高，烫着头发，操着一口纯正悦耳的京腔，总是步履匆匆从我们面前而过。那时候她是《上海文学》的实际负责人，后来我们才知道，李子云老师其实也是当时文学界领袖级的人物。

　　一切都是缘分，几次与笑微微的李子云老师打招呼后，有一天她忽地走到我们跟前，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她居然盛情邀请我们去她的办公室看稿。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不得不去征求邬锡康的意见，隔了几个时辰，邬锡康代表《收获》的意见来了，有意思的是让我们自己选择。这样，我与另一个同学就来到《上海文学》理论组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两个从学校来的毛头小伙子，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寻常的意义？就这样，我们坐在《上海文学》编辑部，看着《收获》编辑部的自由来稿。

　　《上海文学》理论组的办公室朝北，一间十五六平米的房间，除了几张深褐色的办公桌，房间里还放着两只特别有历史感的棕色皮沙发。

　　李老师与周介人老师面对面坐，靠门口还坐着一个闷头不响戴眼镜的小伙子蔡翔，那时候他也是刚从学校调到《上海文学》。我们就与蔡翔并排而坐。

　　其实那个房间坐五个人也稍显局促，记得当时李子云老师对周介人老师说：“不忍心看两个同学坐在走廊上，我把他们叫来了。”

　　精瘦精瘦的周介人老师头发天生有点鬈，他笑嘻嘻地跟我们打招呼，他笑起来额头有一排皱纹。李子云老师接着对他说：“也是你们复旦的。”周介人老师忙不迭地分别朝我们说“欢迎欢迎”。只有蔡翔有点严肃，朝我们点点头，不苟言笑，眼镜片一闪一闪的，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蔡翔可能也是初来乍到，工作态度尤为端正，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然后放下书包，提着两只竹壳热水瓶，晃晃悠悠从三楼步下一楼去打水。

　　没过多久，我们便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因为在这间小房间里，我们不但见到了传说中的茹志鹃老师、吴强老师、王西彦老师、钟望阳老师、王若望老师，而且还见到了许多北京来的文坛大佬，这俨然是文学界的最高司令部啊，而我们两个冒昧的闯入者浑然不知，居然斗胆坐在那儿，把当时的文坛机密都听了个够。当然我们那时候云里雾里也听不懂，也无对象可以传播。

　　记得茹志鹃老师一来，就会与李子云老师一起抽烟聊天，两位女士分别坐在皮沙发上，吞云吐雾，茹老师抽烟的姿势爽朗豪迈，李老师抽烟的姿态优雅高贵，我的大学同学跟我说，他此前没见过抽烟如此优雅的女士。她们谈的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的思潮和大势，我与大学同学勉力阅稿，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我们几乎把头埋到胸前，恨不得用塞子把耳朵塞起来。她们谈的内容哪是吾辈可以听的？

　　某天下午，理论组的办公室先后来了两个年轻人。先来的一个大头大脑，披着长头发，声若洪钟，周介人老师主持谈文章的修改，他们谈得似乎很和谐，周老师看着一张小字条逐条提出意见，大头大脑的人反应敏捷，语速飞快，声音浑厚，等周老师谈过意见，他的回应里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发挥，还带一些玄思，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所以，他们的谈话是在一团和气中结束的。

　　后面来了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面容清癯，神情严肃地坐在皮沙发上，眼镜片闪烁，嗓门很大，周介人老师依字条上的意见说一条，小伙子愣了愣，不假思索马上怼回去，周老师一时语塞，又迟疑着往下说了一条，那个小伙子又毫不客气怼回去。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一个细声细气，一个哇哩哇啦，我与大学同学无法阅稿，仰头望着墙壁，都不敢转身去看这两个人，甚怕他们会吵起来。当时的印象，周老师提的每条意见，都被戴眼镜的小伙子无情地驳回。后来，是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李子云老师出来打圆场，才没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戴眼镜的小伙子明显对李子云老师很恭敬很买账，于是乎天气雨转晴，小伙子辩白的声调低下去，大嗓门变成小嗓门，语气也婉转许多。最后大概是戴眼镜的小伙子做出某种妥协，同意文章进行局部修改。

　　这两个小青年离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大头大脑的叫吴亮，犟头倔脑的叫程德培。他们的文章我都读过。

　　八十年代初，《上海文学》的理论组几乎是国内文学运动的桥头堡，面对拥有生杀大权的编辑，程德培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他哪来的底气和勇气，声音邦邦响，把周介人老师的意见都一条条怼回去？

　　二

　　1983年的夏天，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正式分配到《收获》。其时，吴亮与德培也先后进了上海作协，他们在理论研究室，作协大院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是他们的办公室。时不时有全国的批评家来拜见这对双子星座。

　　那时候作协一楼的大厅经常召开作品讨论会，我沿着旋转楼梯上下楼，经常会听到他们辨识度很高的嗓音，吴亮的声音洪亮浑厚，德培的声音高亢激越。德培讲话的语速较快，怎么听都像是吵架。后来德培对我解释过，说他是工厂出来的人，习惯于大声说话。

　　不久，德培主办《文学角》，《文学角》又演变为《海上文坛》，他的办公室搬到作协主楼的二楼，走上走下，我常常能看到在二楼楼道的尽头，穿着西装的德培夹着烟来回踱步。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交往，甚至连招呼都不打。我暗暗诧异，这个喜欢穿西装衬衣的人，在思考中国文学的前途还是在规划《海上文坛》的未来？

　　《海上文坛》居然被德培打理得像模像样，渐渐声名鹊起，我的一个朋友在日企工作，某日找到我，点名要在《海上文坛》上登一篇软文。这让我很为难，我与德培没来往，只得悄悄把文章递给《海上文坛》的一个女编辑。

　　过些日子文章竟然发了。我的朋友拿来一堆面料精致价格不菲的睡衣，要送给《海上文坛》编辑部作为答谢，我怎么好意思做这种事情？我让他自己送到二楼去。这样我与德培依旧可以保持距离，不需要当面接触，依次蒙混过关。

　　不知过了多少年，在饭桌上德培脑回路异常活跃，猛然提起这件事，试图忘却掉的一段轶事从此成了经常调侃我的材料。他想表达的意思，无非是当年的我看上去清高，其实不过是貌似清高。话有些毒，但基本符合事实。

　　除了这个小插曲，德培回首往事，说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在作协不理我，是因为我年轻时长得太帅。德培喝了酒常常喜欢戏说，上海话叫“拉讲(gang)”，他调侃我的时候我只负责笑，并不加以反驳，一是为了让叙事者高兴，二是我知道他只有对熟人、对亲近的人才火力全开地开涮，借此可以活跃饭局的气氛。

　　中美之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往是因为乒乓球，我与德培交往是因为麻将。九十年代我们因为拥有共同的朋友而凑在一起打麻将，我去吴亮家里打过，也去德培家里打过。后来吴亮对麻将不感兴趣了，而德培却变成绝对的主力队员。德培说他年轻时候不抽烟不喝酒，步入中年烟不离手酒不离口。麻将也一样，他从不会打，逐渐成为不拒绝人邀约的绝对主力。德培在牌桌上的打牌风格比较激进，麻将如此，后来发觉他斗地主也如此，喜欢搏，我常常想，这是不是就是他的人生写照呢？

　　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德培被迫离开作协，他先创办读书俱乐部，后来又办出版公司，但我觉得他始终徘徊在边缘地带，或者说在文人与商人之间挣扎，他俱乐部进的书和他公司出的书，都带着个人强烈的兴趣爱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骨子里是文人，经商只是一种生存方式。他每天请客吃饭，请的人全是作家和批评家，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际的经济效益。不过德培是一个细腻的人，请什么人在什么饭店，是非常讲究的，一般人看不出门道来。

　　全民经商的九十年代，我也曾经向杂志社提出过辞职下海，杂志社没同意，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我对德培说，时过境迁，于今我非常满足当一个“三平先生”。他问我什么叫“三平先生”？我说就是平安、平稳、平实。我说我同样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我要真去经商基本跟你是一样的结局。

　　德培板着脸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就是你的反面教材，这话谁听不懂啊？”我哈哈大笑。

　　因为经济转型，纸浆价格上涨，文学刊物的生存一度出现困难，杂志的发行变成是头等大事。《收获》编辑部请德培吃饭，因为他跟邮局系统的关系好。饭桌上他不仅毫无保留地将邮局方面的人脉推荐给我们，还出了很多金点子，德培喝了酒灵感泉涌，妙语连珠，一串串金点子通过幽默的方式道出，编辑部的同仁们光顾着笑，一下很难消化他的话。

　　我们的关系渐渐开始走近之后，有一个冬天，德培请我去新锦江吃饭，我好不容易赶到那里，见到了久违的李子云老师。在座的其他人都是他公司的员工，其中一个副总告诉我，李子云老师喜欢吃大闸蟹，每年冬季，德培都要请恩师吃一次螃蟹。他自己光喝酒，把螃蟹省给李老师吃。我对螃蟹其实也无感，也想奉献给李老师，李老师连连摆手，吃掉了德培的那只，坚决不肯吃我的那只。席间我借助酒意，大着胆子说了些感激李老师当年让我去她办公室的话。不成想我的话遭到德培的讥讽，意思是我光说不练。

　　我记住了这次饭桌上德培的话。无非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自那次饭局过后，我一次次让德培帮我约请李子云老师。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一回我执着地要求德培帮我兑现愿望，德培见实在绕不过去了，冷不丁来了一句：“李子云让我跟你少来往！”

　　我傻乎乎地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这你都不懂吗？各为其主，你如今是《收获》的红人。

　　我还是不明白，当初李子云老师把我们叫到她办公室去的时候，我不是也在为《收获》工作吗？当初是当初，如今是如今。德培斩钉截铁地说，断了我所有的念想。

　　一直到李子云老师去世，我都没能请她吃上一顿饭。但李子云老师抽烟的姿态，深深地印刻在我脑海里。我还记得，李老师喜欢用书信体同女作家讨论小说，她的文章朴实真挚，直截了当，很少有当时流行的大词和虚词。

　　三

　　德培住在杨浦区，上海的东北方；我住在长宁区，属于城区的西南边。德培经常开玩笑说他住的地方叫“水浒”（梁山泊），我住的地方是“红楼梦”（大观园）。可从我开始走近他，无论在饭店还是在酒场，他一定抢着买单，从黑皮包里拿出一厚叠纸币交给服务员，连数钱的兴趣都没有。早些年我要抢到了单，他会跟我翻脸，嘴里嘟嘟囔囔骂服务员。后来他的公司倒闭了，对别人买单也愤怒不起来。我知道他心里是委屈的，是不舒服的，只是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已。

　　千禧年我们几个朋友去南京，快到南京市区时发生了小车祸，我们自己两辆车追尾，来了个警察，听说我们是一起的，没兴趣处理，挥手让我们走人。晚餐时德培异常兴奋，不停讲追尾的段子，他学警察的话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忍俊不禁。

　　凤凰台宾馆下面有个大书店，晚餐后德培背着手在那里四处转悠，指指点点，他说台湾的书店都这么大，我猜到他的理想就是有这么一幢楼，有一个大书店，他住在里面看看书、写写文章。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德培心心念念的还是文学，或者说文化产业也行。零几年在骨感的现实里，德培搞了个文学排行榜，第一届在嘉兴举行。没有奖金，却有几十个作家参加。当时我听说是嘉兴方面出资的，那时候李森祥是作协主席。第二届德培准备与富阳合作，富阳因郁达夫而闻名，也是麦家和李杭育的老家，富阳兴许是德培最喜欢、也是去得最多的地方，他在那里有很多朋友，我也有幸陪他去过几次。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与富阳合作排行榜的事情黄了，一段时间里德培闷闷不乐。有次我与上海闵行区区长会面，叫上德培，席间说起排行榜之事，区长是个爱好文学和戏剧的官员，他当时便说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奖呢？闵行区有春申路，如果可以叫春申奖的话，闵行区政府愿意来资助。

　　德培是有腔调的，我猜他心里应该是十分愿意的，但在场面上表现出来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强烈。之后他时不时来找我商量。我想，红娘也当了，其他的事情应该德培自己去搞定，我就不参与了。不料德培虎着脸对我说，你不管的话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求求你了好！

　　他这么说的时候口气生硬，容不得商量和推诿，根本不像是在求人，俨然就是在给公司的员工下命令。

　　那一年的春申奖由谢冕老师担任评委会主任，这是我与德培商量的结果。我们希望这个奖具有民间色彩。谢冕老师是我去请的，其实我跟谢老师不熟，只在大连见过一次，为了德培只能勉为其难了。谢冕老师是个宽厚的长者，电话里他的福建话听起来很费劲。可当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谢老师一口答应。那届春申奖长篇小说奖给了莫言的《蛙》，短篇小说给了金仁顺的《彼此》，散文奖给了熊召政，编辑奖给了林建法。

　　从头到尾德培像个幕后总指挥，非常淡定地坐在那里喝咖啡，我则像他的秘书长，大部分请人的工作都由我代劳了。幸亏颁奖典礼得以成功举行。

　　这届春申奖过后不久，《蛙》得了茅盾文学奖，再过两年，老莫得了诺贝尔奖。那年从瑞典传来喜讯的时候，德培比所有人都高兴，按照他的说法，老莫的好运是从春申奖开始的。

　　四

　　有一段时间德培心脏出问题了，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认识很多医生，最终朋友帮他介绍给瑞金医院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说医院刚好进口了美国刚刚研发的一种临床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病的。德培服用了几个月的进口药，心脏病幸运地痊愈了，他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喝酒了。

　　三年疫情，德培一直情绪不高，他说他的大腿经常发麻，全面放开后，他也是过了几个月才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黑色素瘤。据说黑色素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么我常常想假如早一点去就医的话，德培应该不会那么早离开我们。德培夫人告诉我，他最后是心脏病并发症去世的，我又在想假如那时候他备一点心脏病的特效药，也许就能度过劫难了。谁知道呢？全是命，全是运。

　　给德培治疗心脏病的老教授我见过。那年去西安参加贾平凹的讨论会，同行的还有蔡翔。在飞机上我突然浑身冒冷汗，心跳加速，空姐给我端来了热水，让我斜躺。从西安回上海，主编李小林热心地帮我联系好华东医院的心脏科专家，经过一番复杂的检查，什么心超和郝特等，诊断我为冠心病，当我提着一大包药品走出医院的时候，心绪苍茫，不得已给德培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可能得冠心病了，但我还想请为他治病的老教授再确诊一下。德培二话不说，很快帮我联系好瑞金医院的专家。

　　我清晰记得当时德培根本不听我描述病情，粗暴地打断我说：你那算什么！我的心脏病差一点就没救了。那时候我单身，四十出头，母亲去世后与家人的联系也不多，德培就以他粗暴简单的方式来慰藉我，给了我一种踏实感。

　　瑞金医院的医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太太，花白短发，她不看门诊，只预约心脏方面的疑难杂症。她的助理也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医生，把我带进一间小房间坐下。我把情况一说，老太太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问了几个问题，然后让助理带我去做心电图。

　　心电图的报告放在桌上，老太太皱着眉头咕哝，然后对她的助理说：什么冠心病，病毒性感冒导致的心肌炎后遗症。

　　这样吧，老太太最后对我说，你去医院门口的药房买一瓶几块钱的激素，吃一个星期，好了就好了，不好也不用管它，一度房室阻滞，没关系的。

　　我站起身来说谢谢。老太太看都不看我，朝她的助理挥挥手，示意让下一个病人进来。老太太带点傲慢的表情似乎很冷漠，但又让人无端地很放心。她几乎不给我做什么复杂的检查，只是凭着经验、嗅觉和灵性来下诊断。当时感觉老太太看病的方式，与文学编辑判断稿子的好坏很像，或者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没把看病的过程和结果告诉德培，但他似乎对所有的细枝末节全知道。他请我吃饭，见了我笑嘻嘻地说，就知道你没啥问题，吉人天相。你可以放心了吧？

　　2010年以后，德培又重出江湖开始写评论文章。开始写的是几千字的短文，并没有太引人注目，但他进入状态的速度有点让人吃惊，后面的文章一篇比一篇好。我想这也许与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文学和哲学有关。

　　那时候我们经常与张定浩、黄德海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喝酒吃饭，席间他对国内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大师的书籍了如指掌。可以说，德培对上海形成一个文学批评的良好氛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写一个作家，必须通读这个作家的所有作品，还要把能找到的评论文章都拿来读，如果把一个作家的作品比作湖，他会奋不顾身飞跃入水，在湖中浸泡良久，然后带着浑身水滴上岸，这时他才会来议论评价湖的风景。他只看文本，拒绝与作家交流。他不是简单地对一部作品下判断，而是借助作品来诠释他的阅读感受、意义的空间以及小说的本义为何物。

　　假如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文章能够脱颖而出是时代提供了契机，而他重出江湖书写的一篇篇极其灵动的宏文，在我看来无人能出其右。他写王安忆、迟子建、金宇澄、李洱、刘震云以及张楚、弋舟他们的文章，都变成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翘楚，说经典也不为过。老实说我读评论文章，基本都是浏览，有时看题目就知道作者想说什么。唯有德培的文章可以读两遍以上。记得我在美国迈阿密出发的游轮上，读到德培写宁肯的长篇小说《天藏》的那篇文章，我舍不得一次把它读完，读读放放，整个旅途，我的脑海全被这篇文章萦绕着充盈着。《天藏》因为涉及宗教和哲学的内容，我在德培的这篇文章里读到他对哲学、文学和存在的思考，也读到了他对小说的理解。金句迭出，像一首交响乐，随处可见华彩段。

　　2005年我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出版，在上海同乐坊召开过一个新书发布会。会议召开的当天，德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我知道，这是他的精心安排。他的细腻和敏感，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座谈的时候德培的发言很简短。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个作家们的聚会而已，我已经很知足很感恩了。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他一次次地带着歉意跟我说，低估了你这部长篇的价值。我说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客串，我就是个业余作家，一个懒散的人，你不必放在心上。我说的是真心话，可他不依不饶，一次次催促我把流浪三部曲的后两部写出来。

　　2016年我当了《收获》主编，德培跟我聚会的机会少了，以至于我常常觉得他是故意回避与我接触。有一次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要跟我疏远一点。我说为什么，他说疏远一点好，对你好，对大家好。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忘记催促我完成长篇。

　　德培的评论集得了鲁奖，他一次次请客。我也参加过几次他的宴请。喝酒时我故意问他方方面面拿了多少奖金？他面露羞涩地说没多少，还没到手哩。其实他知道我是跟他开玩笑的，他是一个出手阔绰大方的人，在读书俱乐部生意惨淡时他依然每天请客。不过那时候请客就在他公司旁边的小饭店。他的俱乐部就是朋友们的驿站，即便在最不景气的日子里，他依然喜欢人来人往高朋满座。我常常想，德培要是在商场上成功，他一定会像古时的土豪一样门客三千。他曾说他的祖籍是广东。

　　三年疫情，被封在家无聊，我写了若干个中篇，结集出版了《若只初见》。德培偷偷在家写了文章，那时候我知道他情绪不佳，每次我都跟他开玩笑说，你要开心点，中国文学离不开你，你还要写很多文章呢。他摇摇头说，老了，不行了，写不动了。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在撒娇，因为已经习惯他的正话反说。

　　五

　　德培离开上海作协始终是个谜。对这段往事他从来不提。我因为好奇也比较坏，有时喝了酒故意逗他，引诱他说说当年的事情。他即便喝多了，脸色红润，眼光迷离，也绝口不说当年的事，打死也不说！我故意提到一些人名请他评价，他朦胧的眼光盯视着我，表情有些尴尬，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经常调侃的都是身边的人，比如朱小如，比如我。真正伤害过他的人他永远不会说一句坏话。

　　我无意用文字来描述德培的一生，我也没有能力来概括德培的为人，他有没有犯过错不重要，但我确信，德培始终拥有一种与人为善的境界和格局。而中国文人太缺乏这样的境界和格局了。

　　有次我帮古井集团的副总裁、小说家杨小凡邀请德培、朱小如去亳州，在亳州的第一天，贪杯的朱小如就喝多。第二天杨小凡代表集团正式宴请，陪同的还有几位古井的高管。朱小如号称身体不适，死活不肯喝酒，那天喝的是五十年的古井，德培觉得很没有面子，他开始逐个敬酒，连续敬了好几圈，那些古井的高管都惊呆了，说没想到上海人那么能喝。

　　我知道坏了，这句话肯定冒犯了德培，只见他一手提起公杯，一手指着朱小如说，这个人姓朱（猪），现在“上海二程”敬你们，怎么样？

　　我没告诉过德培，其实母亲帮我改过姓，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德培喜欢说“上海二程”就随他去吧。在德培逼视的眼光下，我也不得不提起公杯缓缓站起身来。那天在古井德培都是用公杯喝的，气吞山河，豪情万丈，总量至少在一斤以上。那一刻的德培在众人眼中，就是撞到不周山的共工。席间我也随其炸了好几壶，大概没有给他丢脸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与《萌芽》的孙文昌和《上海文学》的张重光一起去草原，当时也是有人拿上海人不善饮酒来说事，一怒之下，我们轮番与剽悍的内蒙汉子炸壶，喝的是六十度的草原白加马奶酒，最后蒙古兄弟比我们先倒下，一个个躺在草原上仰望星空，当然后来上海人也都倒下了，草原白加马奶酒喝醉，真是难受无比。

　　草原人喝酒有马头琴相伴，德培喝了酒喜欢听人唱歌。记得最早他喜欢听《青藏高原》，谁唱得好他一定会命其再来一遍。我少年时扁桃腺切除，嗓音不好，可是与德培一起喝酒无法不唱歌。我起始的保留节目是韩磊的《等待》，德培显然喜欢听，于是每次他都悄悄地让服务员去为我点这首歌。后来德培也会唱了，唱得还挺好，我就没兴趣了，改唱汪峰的《北京，北京》。一段时间不见，我发觉德培也会唱《北京，北京》，就改唱旭日阳刚的《春天里》。这情形有点像歌咏接力赛。

　　去年和今年，我两次与朋友们去内蒙，学会了《乌兰巴托的夜》，我期待哪一天与德培聚会时唱给他听。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得知德培生病的讯息，我耿耿难眠，思前想后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极其有限。知晓看病治疗都是重情重义的德海在陪同，我只能时不时向他打听情况。我了解德培，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资助钱他不会要，去看望他也未必讨他喜欢，我只能托人给他带点龙井和食物。

　　9月底接到德培夫人的电话，她告知我德培是因为心脏病并发症离世的，没有经受痛苦和折磨。追悼会定在10月2日，德培夫人打电话给我嘱我写悼词，我说很抱歉，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说的是真话。

　　10月初我在外地，没有赶回上海，不是不可以赶回来，我的怯懦使我无法直接面对德培离去的事实。后来在武汉卓尔小镇，好客的主人请来小乐队助兴，那天一起喝酒的还有李修文，他带来他的朋友，一个哈萨克歌手，面对夜幕和星空，悠扬的歌声在四处回荡。

　　酒至酣处，修文拉我一起唱歌，我迟疑着，点了《乌兰巴托的夜》，边上的朋友是一起去草原的，她说就知道我会唱这首歌，但她肯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于是，我与修文合作，放声唱出积郁在内心深处无限的悲伤：

　　穿过旷野的风 你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 我醉了酒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那么静

　　连风都听不到 听不到

　　飘向天边的云 你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诉你 我不回头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近那么近

　　连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

　　连风都听不到 我的声音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近

　　连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乌兰巴托的夜 那么静那么静

　　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责任编辑　傅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