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浙东之行

　　刘成芝

　　刷手机看到一条十年前旧闻：沙孟海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以高价成交，内容是郁达夫兰溪题壁诗，诗云：“红叶清溪水急流，兰江风物最宜秋。月明洲畔琵琶响，绝似浔阳夜泊舟。”落款：“郁达夫兰溪栖真寺题壁诗，周总理心赏之，录奉颖超同志正腕。乙丑早春，沙孟海写于西湖寓斋，年八十六。”

　　我对书画拍卖不感兴趣，但因内容涉及兰溪，而且是耳熟能详的郁达夫题壁诗，还是周总理“心赏之”“录奉颖超同志正腕”的书法作品，就有了浓厚兴趣。显然，这里面有故事。

　　于是，又有了更细地打量一番这段历史的想法。

　　一

　　题壁诗缘起于郁达夫1933年秋的“浙东”之行，而此行又缘起于浙赣铁路开通。

　　金华虽处浙中偏西，但自古归“浙东道”或“浙东路”管辖，故民国后学界仍以“浙东”称谓。此行是应浙江省杭江铁路局之邀，到杭州至江山铁路沿线开展旅游采风，目的是请受邀名人现身说法，将他们的游历过程撰写成游记，编入《杭江导游》，以便让更多人了解沿线风景名胜和地方风土人情。原计划同游的还有陈万里与郎静山两位摄影家，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赵丹，著名翻译家、教授傅东华。四人均未成行，故此行就郁达夫与陪同者杭江铁路局车务主任曾荫千（世荣）两人。

　　杭州出发时间为11月9日晚，首站诸暨，游览了五泄、西施出生地苎萝村。金华是此行的中心站，到金华的第二天，游览了北山。此后几天由金华散开，先后去了兰溪、龙游、永康，18日才告结束。

　　13日上午来兰溪，午饭后开始游览，第一站是横山。从西门江边乘小船，划向西南对岸—那里就是横山。横山亦称兰阴山，与金华山西麓余脉大云山隔江相望，实际上它本来就是大云山的一部分，因地质运动发生断裂，形成了东、西两座山。从这里观兰溪，最来感觉。对此，郁达夫在游记《杭江小历纪程》中如是说：

　　衢港远自南来，至兰溪而一折，这横山的石岩，就凭空突起，挡住了衢港的冲。东面呢，又是一条金华江水，迤逦西倾，到了兰溪南面，绕过县城，就和衢港接成了一个天然的直角。两水合并，流向北去，就是兰溪江，建德江，再合徽港，东北流去成了富春钱塘的大江。所以横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冲，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一收在眼底，像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屋外的水彩画幅。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哩，你且看看那些青天碧水之中，时时在移动上下的一面一面的同白鹅似的帆影看，彩色电影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哪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

　　晚饭安排在江中岛边的“江山船”（亦称花船、茭白船）上。这是兰溪特色之一，也是游客慕名欲去之处。在游记中，郁达夫写道：“兰溪人应酬，大抵在船上，与在菜馆里请客比较起来，价并不贵，而菜味反好，所以江边花事，会历久不衰。从前在建德、桐庐、富阳、闻家堰一带，直至杭州，各埠都有花舫，现在只剩得兰溪、衢州的几处了，九姓渔船，将来大约要断绝生路。”这里比较模糊地提到了“江山船”与“九姓渔民”的某种联系，实际上“江山船”就是由“九姓渔船”演变而来的。传说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将其九姓部属贬为劣等公民，只许在水上依靠捕捞和运输为生。谋生窄道难以维持生计，于是，繁华城镇周边逐渐出现了集吃住行娱乐于一体的“花船”，这在江浙一带很多水域存在。兰溪地处三江交汇、七省通衢，比较适宜生长。据传，近现代兰溪渔船“花事”，清末民初最盛，1930年代开始衰落，全面抗战时期几近绝迹。

　　当晚，有感于一天的游历，郁达夫作《兰江夜泊》和《过兰江》。前者因第二天在栖真寺题壁，故称之为“栖真寺题壁诗”。

　　第二天，去洞源山。洞源山亦称灵洞山、六洞山，属金华山余脉，因涌雪洞（地下长河）、栖真寺（灵洞山房）、“小三苏”墓（苏轼弟弟苏辙长子苏迟及其子孙之墓）等集中于此而驰名。涌雪洞传为南宋金华学派创始人吕祖谦所名，郁达夫描绘名称由来：“有涌雪洞，泉水溢出，激石成沫，状似涌雪。”对这一景观，却因带路者不在而错过。

　　对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明朝探花、两任内阁首辅赵志皋读书休养的栖真寺（灵洞山房），郁达夫似乎倾注了更多热情。赵志皋系北宋“铁面御史”赵抃之后。巧的是，赵抃曾与王安石同朝为官，而赵志皋曾与张居正同朝为官，处于两朝风云际会之时，而且均以“反对派”面目出现，这实在是件耐人寻味的事。赵志皋任内阁首辅时，宽仁忍让，但大事不糊涂。这种风格使他在晚明万历皇帝懒政怠政、国事艰难多变环境中颇受一些人诋毁，然始终得到皇帝倚重，年逾古稀而不准其退位，直至病殁于京城家中。他因张居正“夺情”事件而遭贬，被贬期间曾隐居栖真寺。赵阁老为栖真寺做了三件好事：一是复建久废的栖真寺。二是为寺庙争取到珍藏《大藏经》。后来同样两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就没有他幸运，叶也想帮家乡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黄檗寺）恭请《大藏经》，未能如愿。三是建造别业—灵洞山房。再后来徐霞客游灵洞山，无意间发现赵首辅诗文中常提到的灵洞山房就在眼前，非常激动。

　　转到后殿后，郁达夫见到了《大藏经》，但只剩半部，另半部已被太平天国军毁掉。大殿佛座下嵌着“明代诸贤的题诗石碣，叶向高的诗碣数方”，殿外壁还有傅增湘先生的朱笔题字以及近人的题咏。见别人题字题诗，想到昨晚写的那首诗《兰江夜泊》，心中痒痒，就题到了墙上。关于这一节，后来他曾多次提及，并坦言当时有“附名胜以传不朽”的“卑劣心”，这当然是自谦，不过仍可见他为人的真率可爱。

　　二

　　回看1933年的中国，那真是一个“乱”字了得：日寇于当年10月突破山海关入侵华北；蒋介石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醉心于“剿共”等行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政府也推出一些新举措，包括：以浙赣铁路建设为标志的道路交通建设；开展“新生活运动”；推行“实验县”建设；等等。8月，内政部颁布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国民党中央派遣中央政治学校以梅思平为代表的行政系师生和以胡次威为代表的法律系师生，分别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和浙江省的兰溪县建立县政建设实验区。9月，蒋介石亲命胡次威为兰溪实验县县长。

　　所以，那一年恰恰是兰溪的“高光时刻”，由普通县上升为实验县，并且成为国民党中央直接授权的两个实验县之一，所用的二十四个科长全部为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胡次威在整理财政、清查土地、严禁赌毒、取缔招妓、乡村教育、道路通信、金融信贷等方面都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不俗成果。近年来名声大噪的兰溪鱼鳞册，即得益于当年的土地清查，使鱼鳞册在清同治年间版本基础上得到强有力的整理和补充。对声名远扬的“花船”，也进行了规范整治。兰溪实验县前后持续四年，后因胡次威调离和全面抗战爆发而终止。郁达夫在《杭江小历纪程》中提到，杭江铁路最初规划中，线路是沿着钱塘江主干左岸走的，兰溪是其中重要节点城市。后来发现此线位架桥穿洞过多，成本过高；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财力条件，困难重重，这才有了实施的规划。此规划中兰溪虽非必经之地，但仍决定联通，并且列为首期首批建设单位，足见其地位和影响力。

　　郁达夫刚于当年4月从上海移家杭州。上海时期的郁达夫是非常活跃和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一方面文学创作成果相当丰富；另一方面，各种进步组织和机构、团队都有他的参与，很多还是发起者、组织者或领军人物。这些进步活动均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围剿”和迫害。特别是1931年“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刺激，加上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出版和再版一再受到查禁，郁达夫感觉上海生存环境恶劣，遂萌生移家杭州的想法，即使鲁迅极力劝阻，也未阻断其决心。移家杭州不久，郁达夫又有一种空落闲散之感。所以，当曾荫千请他参与浙赣铁路沿线旅游时，就痛快地答应了。

　　浙东之行开启了郁达夫的另一种生活状态。在1934年出版的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中，他这样写道：“近年来，四海升平，交通大便，像我这样的一垛粪土之墙，也居然成了一个做做游记的专家—最近的京沪杭各新闻纸上，曾有过游记作家这一个名词—于是乎去年秋天，就有了浙东之行，今年春天，又有了浙西安徽之役。”

　　似乎这边风景独好，把杭州作汴州了。

　　三

　　我发现，兰溪是郁达夫此行逗留时间最久、创作最丰富的地方，完整的两天两夜外加大半个上午，写了两篇游记、两首诗。他人生中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出奔》中出现的地名，几乎全为兰溪所实有，而且方位、距离八九不离十，这显然得益于此行。

　　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之美，一幅《富春山居图》已然展尽，更有钱江潮、西子湖、千岛湖、严子陵钓台等点缀其间。可以说，整个钱塘江流域就是一幅壮美的山水画卷，难怪南朝人吴均赞不绝口。

　　钱塘江流域开始显眼起来，应自东晋始，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和钱塘诗路文化的思想文化基础，历隋唐而渐盛。至钱镠王建吴越国，修筑钱塘江捍海石塘、疏浚内湖，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经北宋，在宋室南迁之后更加显赫。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倚江淮而枕钱塘，钱塘江维系着整个帝国的生命线。

　　兰溪正处在钱塘江流域中上游重要枢纽位置上，既是重要的人流物流中心，也是军事战略要地。据康熙《兰溪县志》载：“兰溪踞杭严之上游，职衢婺之门锁。南蔽瓯括，北捍徽歙。秉传之骑，漕输之楫，往往蹄相摩而舳相衔。”足见地势之扼要与城市之繁华。且三江口两山对峙，兰江中一江三岛点缀其间，山形水势蔚成奇观。所以，凡过此境之文人骚客，无不停舟住楫、驻足流连，并且常常技痒难禁，留下许多诗文佳作，有的成千古绝唱。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县前后的唐代开始到民国年间的一千多年里，计有近五百名诗文作者留下逾万首诗词歌赋，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金句。

　　郁达夫老家富阳，与兰溪同被钱塘江穿城而过，对上游兰溪的繁华应该早有耳闻，此次难得前来，自然抱有很高兴致。置身横山绝顶，兰城格局与状貌尽收眼底，大云山霜叶及婺衢两江汇合处马公滩的成林乌桕红叶隔江相映。夜晚就餐于江中船上，感受江中渔火、濲水漾波、船娘低吟、琵琶绝响，一幅温情脉脉的江南山水风俗画卷尽展眼前。各种意象与迷人的景致交融在一起，百年绝响也就呼之欲出了。

　　写完《兰江夜泊》，似乎意犹未尽，还突发奇想，将“江山船”与江山的“江郎山”、船娘与江郎山“三片石”所象征的得道成仙三兄弟联结在一起，创作了另一首绝句《过兰江》：“阿奴生小爱梳妆，屋住兰舟梦亦香。望煞江郎三片石，九姑东去不还乡。”事后，他对这一“拉郎配”还挺满意，觉得“蛮像回事”。所以，当准备在栖真寺题壁时，曾想将此诗一并题上。后来觉得“江郎山”已跨出兰溪地界，此诗题在兰溪的寺庙里不合适，故最终未题。我觉得这首诗别有一种风味，而这种风味与他固有的同情底层弱女子情结有关，要不是前一首诗的光芒过于耀眼，这首诗同样能够散发出特别的亮色来。

　　四

　　读郁达夫的诗，感觉不到与古诗的差别，虽说他的诗大多用典颇多，但语言清新流畅、情景交融、意蕴生动，画面感、历史感、代入感都极强。我读诗不多，但他的那首《钓台题壁》至今还能背出来：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说起郁达夫的诗，一般绕不过这一首，经常被人引用。尤其名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对仗工整,意象生动，韵味十足。这样唯美的诗句，很难在别的现当代诗人那里读到。当然，可能也有他后来的人生际遇偶合和印证了这句诗意象的原因，是夫子自况，也是一诗成谶，诗句似乎成了他个性和悲情一生的写照，客观上更增强了感染力和影响力。他自己好像也特别喜欢这首诗和这一联，赠人照片的题字，往往就是这一联。

　　郁达夫真率无伪的个性在浙东之行中也有充分展露。我注意到此行后面几天的行程，他在《杭江小历纪程〈龙游·小南海〉》中这样交代：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仍晴。晨起出旅馆，上兰溪东城的大云山揽胜亭去跑了一圈。山上山下有两个塔，上塔在仓圣庙前，下塔在江边同仁寺里。南面下山就是兰溪的义渡，过江上马公嘴去的；自兰溪去龙游的公共汽车站，就在江的南岸。

　　午前十点钟上汽车去龙游……，正午到。……夜在龙游宿，并且还上城隍庙去看了半夜为募捐而演的戏。龙游地方银行的吴、姜诸公，约于明日中午去吃龙游的土菜，所以三叠石，乌石山等远处，是不能去了。

　　这一段记述了他从兰溪去龙游的过程，同时预告了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中午确实是“吃龙游的土菜”去了，而且喝了很多酒，连下午龙游火车站通车仪式都未能参加，显然醉得不轻。这也是“酒醉鞭名马”的最好注脚。郁达夫不仅酒量大，而且是个妥妥的“吃货”，对各种美食，有机会从不放过。估计那天下午乃至夜晚继续留宿龙游亦未可知。当然，最迟在17日这天须赶往金华，因与陈万里、郎静山有约，18日这天，他正是从金华去永康方岩的。

　　郁达夫真率无伪的个性尤其体现在作品中，主要在小说涉及人性中隐曲一面过于大胆直露的描写，近乎李渔，在当时也称得上惊世骇俗了。所以，他也是那个时期的畅销书作家，像《沉沦》《她是一个弱女子》之类，一出版就有很大的销量，有的还一版再版，发行量甚至超过同时期鲁迅名著。当然，这同时也引来了激烈的批评声。难怪当年的国民政府难以容忍，也容易引来传统保守人士和妒忌其才的小人们的恶意攻击。

　　但郁达夫为人特别真诚，文章确实好，旧体诗更是独秀其枝。当年湖畔诗人汪静之评价：“达夫诗琳琅满目，近代诗人无出其右者。”人类学家费孝通称，在现代作家里边“最佩服的是郁达夫”。要说文人同行对他评价高还可以理解，费孝通是人类学家，这么严肃务实的学者，居然斩钉截铁地说佩服一个在一些人看起来有点“烂”、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和颓废色彩的文学家。这一点很令我惊奇。而他佩服的理由居然就是郁达夫写出了真实的人性，窃以为此说至当。郁达夫是有鲁迅先生说的“勇于解剖自己”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他的诚实、温情是最能打动人们的地方。

　　五

　　铁路局此举，产生了很好的效应，尤其像郁达夫、赵丹这样自带光环的文化明星出场，更有轰动效应。他们的行踪和事迹被媒体跟踪，有的甚至被演绎成“八卦新闻”，在民间口口相传。他们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制造者。

　　与此同时，游记散文这种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新闻传媒有了密切结合，像插上翅膀，散发出别样的光彩，也成为一种时尚。郁达夫对游记散文驾轻就熟，他似乎也深慰自己的这一特长，站位高蹈、观察细腻以及与历史人文的巧妙结合，外加古典优雅、堪比唐诗的旧体诗点缀，一时风头无两。

　　郭沫若读到这首诗时，激赏有加。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开启。1938年1月，周恩来应邀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郭沫若担任了下属主管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郁达夫也参加了第三厅的工作。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夫妇移居重庆。在此期间，郭沫若以郁诗为内容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送给他们。获此雅赠，周恩来夫妇非常开心，也非常珍惜，随行携带，长挂居室。可惜，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这幅书法作品也在辗转迁徙中遗失了。

　　从栖真寺题壁这一举动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在兰溪写的两首诗是颇为满意的。有一则小故事能反映郁达夫对此诗的喜爱：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范寿康是郁达夫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时的同学。在武汉工作期间，郁达夫以此诗题赠给他，不过内容有所改动。诗云：“红树青山景色幽，兰江风物最宜秋。荻花瑟瑟银蟾冷，绝似浔阳夜泊舟。”该诗首句和第三句与原诗有所不同，更直接借用了白居易《琵琶行》开篇“荻花秋瑟瑟”以及他的另一首诗《中秋月》中“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知”句的表达，意境似更凄美，也更契合了两人当时的心境。

　　周总理旧学功底好，书法也好，虽不怎么作诗，却极善诗。沙老书作落款中特提周总理“心赏之”，我觉得是有深刻意蕴的。显然，邓颖超同志在回忆时，一定谈到了周总理当年有多么喜爱。而今人去楼空，所谓爱屋及乌，晚年追忆时，自然会把思念落点到旧物上。所以，周总理离世后，她不换住房，甚至很多旧物也不肯换，并且满院子养着周总理喜爱的海棠。海棠花因有李清照《如梦令》中“海棠依旧”句，几成怀旧象征。周总理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怀旧、念旧的人，革命功成之日不忘那些为之牺牲或作出重大贡献的故旧。这方面的感人故事比比皆是，催人泪下。比较缺憾的就是这幅他特别喜欢的书法作品了。这一情况为沙老闻知后，欣然创作了同样内容的书法作品，于1985年新春转送过去。据说，收到书作后，邓颖超同志非常开心，长挂居室，相伴终老。

　　邓颖超同志喜欢两位书法大师时隔近半个世纪创作的同一内容书法作品，应该还缘于她对书法艺术的内行和喜爱。她家学渊源深厚，还在小学时代，就写得一手好书法。沙老落款“录奉颖超同志正腕”，虽系谦词，还真不虚，她是真正的“方家”呢！

　　可能郁达夫也没想到，当年在兰溪随性写的诗，居然有这么多人喜爱和传诵，甚至让人民十分敬爱的周总理夫妇如此牵挂。兰溪和栖真寺，才是真正的“附名人以传不朽”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兰溪市人大）

　　大型新编历史赣剧《烛照丹心》是江西省鄱阳县委宣传部、县纪委、县监委、县委组织部联合出品，县文广新旅局组织打造，鄱阳县饶河戏传承保护分中心（鄱阳赣剧团）创排演出的一部新作。该剧以深情的笔触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演绎了赣鄱历史名人陶侃在一代贤母的家教传承下，忠廉勇毅、报国济民的故事，深刻挖掘并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实干兴邦的精神。

　　该剧首演之日，多位省内外专家前往观看、研讨。现选发研讨会上几位专家的发言。

　　汪玉奇（江西省社科院原院长）：

　　大型新编历史赣剧《烛照丹心》的诞生，首先源于鄱阳县委、县政府的文化自觉、政治自觉，他们有力保护和推动了饶河戏在鄱阳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顽强地生长。鄱阳县赣剧团今年走过了七十年风雨历程却仍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了新气象和新的生命力。

　　新编历史剧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是有悲剧的。《海瑞罢官》作为新编历史剧，曾经因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引发十年内乱，其中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我们今天提起这个话题，是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伟大号召，使我们能够更加勇敢、更加理性、更加从容地来看待新编历史剧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资源，用新编历史剧的方式展现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在《烛照丹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陶侃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廉洁的襟怀、为民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世界，与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追求是高度契合的。剧作家姜朝皋以极大的政治敏锐性，创作出这部新编历史剧，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益的学习辅导教材。在这部剧里，我们完全可以汲取到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这是新编历史剧的一个重要意义。

　　新编历史剧以戏剧形式，表现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文明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继承的关系、连续的关系、守正创新的关系。

　　纵观中华道德传承史，戏剧的教化作用是相当积极、相当巨大的。官史民戏，成为源远流长的两条渠道。陶侃的故事，闪耀着中华道德伦理的精髓，传承着中国精神不朽的传统，也折射出中国所有优秀政治家治国理政“民为邦本”的思想精华。所以，这个故事应当入戏，它无疑有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新编历史剧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有效形式。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都是有良知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把自己对时代、对时局的看法写进他的作品之中。这部新编历史剧，饱含着剧作家对党的建设、对匡正当代社会风气的追求与向往，希望陶侃的优秀品德，能够在当代，特别是在当代领导干部的身上得以传承。《烛照丹心》这部戏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有效路径。

　　再提一点建议，《烛照丹心》主题是从梅花灯在序幕中引出来的。我认为在全剧演绎的过程中，梅花灯不仅作为一个道具，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可以让它出现的次数更多一点，运用得更巧妙一点。比如在陶侃伏案签批所有公文，准备第二天赴死的时候，特意把母亲送给他的梅花灯点亮，高高悬挂在自己的桌前。在母亲精神与教诲的指引下，“烛照丹心”，照亮了他决然赴死的惊心动魄的夜晚，使道具作为一个精神符号，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黎继德（中国戏曲表演学会会长）：

　　我接触全国剧种不少，看的戏很多，但到饶河戏的发源地看饶河戏演出还是第一次，这在我的看戏经历当中又增加了一个高光时刻。我没想到一个县级剧团有这么雄厚的实力，有这么高水平的展示。

　　首先是编剧，姜朝皋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剧作家，对《烛照丹心》我是高度评价的。这部戏不仅是他个人的高水平作品，也是当下新编历史剧中的优秀作品。

　　我评价一部好戏的标准，简单说就是三点：一新，二深，三独特。姜朝皋老师创作这部剧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观照陶侃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个戏对人物的开掘，尤其是精神开掘，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陶侃是鄱阳人，本地题材本地人物，关键还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虽然没办法写全，但是选取他到武冈当县令这一段非常好，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6月2号在文化继承发展座谈会上倡导的精神完全契合，符合时代精神。

　　这个戏的价值不仅仅是写出了这一个人物，还写了老院公、大都督、太守等人物，特别是陶母塑造得非常好，稍弱一点的是他的夫人。

　　陶母是中国古代母亲形象的代表，她身上所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剧中有四场戏表现了陶母，第一是昌江送别赠梅花灯；第二是封鲊责子；第三是给儿子回书；最后还有一个是在陶侃遭受巨大打击时，她在远处深情唱出激励人心的鄱湖渔歌（主题歌），使儿子振作起来。用这几场戏来表现陶母，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但我觉得如果能再加强一点更好，因为作为一代贤母，陶母和陶侃的关系是独特的，陶侃是在陶母的精神引领下才成长为名臣宿将的。

　　大家刚才谈梅花灯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传承意义，这个戏其实不止一个意象，还有一个意象是玉液泉。玉液泉是代表民心民意的，蕴含着做官要清如水的寓意。这个玉液泉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符号，而是融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当中去的，推动了整个剧情向前发展，使整个戏的精神提升了。它既是戏剧性的，又是精神层面的，这是很妙的。

　　这个戏体现了高超的编剧技巧。全剧没有一场戏是多余的，一个序幕七场戏，每一场戏都很饱满。这个戏虽然演了两个半小时，但观众都没走。为什么？戏好看。写剧本、写文章都一样，文有文势，戏有戏势，这个势是很难把握的。从头贯穿到底，这口气不能松、不能懈。

　　写戏讲究三翻，《烛照丹心》每一场戏都在翻，而且环环相扣，非常流畅。开始赴任，接着治衙、闹阁、惊变、夜别、见督，到最后灯会，每一场都在前一场戏的基点上往前推，往上翻。这个技巧，不是每个戏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

　　最后一场戏，没想到大都督竟把当年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推出来当陶侃的顶头上司。这个时候陶侃会怎么办？他要么别做官，回故乡鄱阳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挺好吗？但是陶侃没有回去。这个时候编剧翻到了中国哲学的最高层次“我心光明”。只要我心是光明的，你安排谁跟我在一起无所谓，我有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我按照原则和理想来行事；虽然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挫折更多，前途更加险恶，但是我心光明，无私无畏，勇毅前行。这是意蕴很深的一个启示。

　　提一点小意见：最后一场戏唱段当中的最后一段太短，只用两句“我心光明去黑暗，何惧阴霾罩眼前”。这个地方可以加唱词，要把“我心光明”的信念展开抒发一下，让其成为全剧精神升华的地方。

　　总体来讲这些演员的表演都很好，我很欣赏。演陶侃的演员形象、表演都不错。陶侃这个人物不是那么好演的，因为这个人物遇到事情多、变化多，而表演讲究把握得恰如其分。舞美都挺好，设计的舞台很简洁，符合这个戏，也满足于戏剧情境。

　　所以我要给这部戏一个高度的赞扬。感谢鄱阳，感谢鄱阳赣剧团，感谢各位主创。这部戏是你们对这方土地的一份厚礼，也是对鄱阳赣剧团成立七十周年的一份厚礼。

　　罗松（《中国戏剧》杂志主编）：

　　我说三点。其一编剧姜朝皋老师是全国知名的大家，仍然能够提升自我，超越自我，创作了这么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其二，这么优秀的剧本给了我们很多人都还不太熟知的一个基层剧团，这就是成名不忘桑梓地，回报家乡情意真。这种情怀特别可贵。其三，我们的鄱阳县剧团确实体现出了大团的风貌，历史悠久，团风优良，剧目演出也是精益求精。我将继续跟踪和关注鄱阳县剧团。如果将来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展现，我是非常期待的。

　　现在来说剧目。从剧本的角度，我认为他首先选了一个好题材，又讲了一个好故事。他把这个戏讲得非常生动，引人入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让人欲罢不能。正反势力相互较量的过程十分精彩，可以说这个戏的舞台呈现也是我们反腐题材历史剧中非常棒的。它应该是我们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部剧，可以打造成为我们这个剧种、剧团的保留剧目。

　　该剧除了情节上引人入胜，在形式上还运用了一些表现主义的手法，使舞台样式虚实结合，丰富了我们戏曲舞台的表现力，使得内容更加饱满，立意更加高远。

　　比如陶母这个人物的设置，她其实在剧中作用非常大，体现了我们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她不仅是一个角色，也代表着陶侃的初心和理想。她铸就了陶侃从政理念的源头，而且又在陶侃的成长过程中及时提醒他。每当陶侃遇到挫折的时候，闪回就出现，处置也非常好。

　　还有老院公这个小角色，给全剧蒙上了一种表现主义色彩和神秘色彩。他那种疯疯癫癫地打扫院子，贯穿始终，影射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尤其是他收藏的血巾，对于主人公陶侃最后能够翻盘起到了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演员表演非常好，使这个角色非常具有个性魅力。

　　讲好一个故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鲜明、刻画的传神。这出戏的正面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真实，不做作；反面形象，生动鲜活，有批判性。人物形象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陶侃、陶母、陶妻、陶忠，还有李翔乃至老院公为代表的忠义之士，第二个就是以崔玄、石中正、吕岳和王敦为代表的奸邪势力。描写这两个阵营的人物，没有落入人物形象脸谱化的窠臼。

　　主人公陶侃不仅忠心耿耿，还有勇有谋，善于变通，非常敏锐和智慧。他运用了很多方法来对付奸佞、制服邪恶。而这几个坏人，各有各的坏法。崔玄酗酒谈玄，是晋代政乱时期氏族门阀的缩影；石中正仗着自己的家世压制百姓；大都督王敦喜怒无常、权高霸道的特点跃然纸上。我觉得刻画得最妙的是太守吕岳，他刚出场时的言行举止，给人感觉是一种非常公正的印象；到最后发现，他是在给陶侃设圈套，最阴险毒辣的就是他。

　　姜老师把这一众人物和官场的尔虞我诈描写得极为生动，从而反映了晋代政治制度和官场内生态。历史上晋代的社会生态是非常特殊的，士族门阀之间串通一气，对于寒门下族层层打压，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所以对于像陶侃这样出身低微、政治理念还跟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自然要受到排挤，这些方面我觉得揭示得也非常到位。

　　这个戏没有仅仅停留在情节戏上，还充分发挥了我们戏曲的抒情性、写意性和程式化技巧优势。整个七场戏，戏曲场面张弛有度，给予演员充分发挥的空间。前面几场是非常紧张的斗智斗勇，第五场夫妻二人的夜别充分体现了夫妻深情。他们舒缓的唱功起到了调和紧张氛围的作用。随之而来的第六场，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攸关的斗智斗勇。最后一场是非常喜庆的闹花灯，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实际上是又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悲剧，意味深长地画了一个句号，让人去想象。这就让我感受到，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离不开这些忠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反腐和奋斗的道路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任重而道远。

　　我感觉到因为描写整个大政治背景，戏里的政治力量不均衡，正面力量有些孤独。实际上陶侃这个人物一生中帮助他的人也有不少，剧里也提到了刘刺史，但都一笔带过。我认为剧中对背后支持他的力量也能够展现一下，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们感觉到陶侃是在孤身战斗。

　　在二度创作上，我觉得达到了一个基准，但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一个是要加快场与场之间的衔接节奏，最后谢幕也比较拖沓，舞台调度方面显得太正。还有表演处理，该强调、渲染的地方，还要想办法升华上去，让这个戏更富有感染力。

　　女性角色中，陶母是非常不错的。对于夫人，我觉得她实际上也是陶母的一种延续。若能给她赋予一点现代感会更好，比如说，她在拒收崔玄贿赂的时候，为她写几句特别精彩的唱词，观众可能会留下更深的印象。还有第五场夜别的时候，除了对丈夫的深情之外，她对国家、对个人，她有什么思考？是否也能融进去一点，让这个女性更加立体、更加生动？

　　像剧名《烛照丹心》一样，这个戏的曙光已经在前面了。经过加工打磨，它一定能够走出我们鄱阳湖，走向全国，攀登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