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笑风生

　　黄俊英

　　我是一名粤语相声演员，叫黄俊英。87岁的我，已从艺七十载，年逾古稀，老骥伏枥仍奋蹄，为弘扬粤语相声和曲艺事业坚持在舞台第一线。

　　经常有人问我：“黄老师你现在是‘广东最受欢迎笑星’，又是岭南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艺坛常青树。能有如此的成就，一定少不了父母对你的培育，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我低头笑了笑，长叹了一声。说到我的童年，是从苦难中开始的。

　　我祖籍在罗定——谐音“饿定”，我的童年就是在“饿定”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在广州出生，家庭环境还算殷实。但随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日寇大举南侵，广州沦陷，父母不得不迁回罗定老家。那年，我还只有六岁。因为在乡下并没有恒产，连“返乡下耕田”都不敢奢望。为了填饱肚子，我时常去亲戚家蹭饭。有时某些亲戚故意将饭点提前，我去了就连“冷饭菜汁”都吃不上，为了活下去，也只能“硬着头皮”依然坚持要去。虽然“饱一餐、饿一餐”，但每顿饭菜都少不了别人的“白鸽眼”“奚落话”，每逢到了饭点，我都不情愿地向父母告别，父母也只能无奈地含泪送别。

　　年纪轻轻的我，早已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当然，我也“威过”，6岁那年，父亲到阳江做生意，将我带到阳江读小学。抵达几天后，我已经能说上流利的阳江话，别人还以为我是地道的阳江仔。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几个字，学校就让我去参加演讲比赛，凭着我口齿伶俐，获得了第一名，我还连续五次获得全县的演讲冠军。每当我获奖回校，同学们都是列队两旁、举旗在学校门口前迎接，那种优越感真是千金难买。至今这场景还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受到父母喜欢粤剧的影响，我开始接触粤剧。当时没有钱进去看，就拉着大人们的“衫尾”当作他们的孩子，进入太平、平安等大戏院看戏。当时我年纪很小，不知道台上的“大佬倌”们在唱些什么，只见到台上演员们手舞足蹈，锣鼓响起。什么都不懂的我，居然可以“坐定定”专注地看戏，而且还等到大戏演完，演员们卸了妆，道具收拾后，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还经常在家模仿剧中的角色，做着千奇百怪的表情，耍着木刀木枪，在床上上蹦下跳，逗得家人们开怀大笑。

　　1945 年，我随父亲回到广州，居住在当时的梨园之地“西关”，西关一直是粤剧“大佬倌”汇聚之所。我当时对粤剧、粤曲知之甚少。但是，家里人和邻居都喜欢看大戏，潜移默化地使我对粤剧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常常说到我要学戏，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大佬倌”。1952年，16岁的我已经初中毕业。经过父亲的多番打探，找到了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多年的男花旦邝惠农老师（艺名侬艳香），我进入了长江粤剧团培训班学艺。虽然邝老师对我的授教时间不长，但对我的要求极其严格，尤其基本功的训练，是每天的常态。我知道要在这行出人头地，一定得刻苦耐劳，必须有扎实的功底。

　　为了提升自己的演艺水平，我决心再寻觅名师继续进修。不久，在家人的多处寻访、打探下，得知享誉盛名的“大佬倌”罗品超先生就住在西关。罗品超先生，生于1911 年，原名罗肇鉴，人称鉴叔，是著名粤剧文武生。罗品超先生看到我的身材、样貌时，对我并不看好。但当我和罗品超先生闲聊时，我面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表现是那么镇定。话语中，罗品超先生更悉知我对粤剧的痴迷和非要跟他学戏的决心。就这样，我的真诚和表现打动了罗品超先生，并正式收我为入室弟子。

　　从此，我的学徒生涯就这样开始。每天起床就开始练功，吊嗓、扎马、云里翻、走圆场等。吃完早饭，又开始做俯卧撑、学武术。下午就到锣鼓棚学习各种乐器。晚上演出时，我也没有闲着，站在幕后偷偷观察舞台的动态，将舞台上的调动记下来。演出结束后，再替师父扫除尘埃，浆洗衣裳，我学徒的一天才算结束。回家时，师父必同我一起乘坐三轮车，途中还不停地对我说教，回想起来，师父确实对我关爱有加。

　　1958 年，凭着曲艺说唱节目《万车游行》，有幸入选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并赴京演出。演出时，我第一次接触到广受北方观众欢迎的曲艺形式——相声，被那幽默谐趣、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深深地吸引住。从此之后，我和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相声带到了广东，让相声在广东生根发芽。粤语相声是我的终生事业，是我的第二生命，我为粤语相声而生。作为一个地道广府人，我视推广传承发扬粤语文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古语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道，人生七十不算奇。入行至今从艺七十载，幸哉幸哉！七十年风雨跌宕浮沉地走过来，实属不易，这过程有过喜悦，有过悲伤，有过成功，有过失败，人生就是这样，艺术道路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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