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rror《年鉴》是一年一度的镜子“年鉴展”是镜中的精华

　　资料提供/受访者、Sands China Ltd. 编辑/Lora 版式/Jerry

　　金沙中国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系列展览举行开幕式, 首先在常设艺术空间“金沙艺廊”展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文献展”（“文献展”），再于金光会展举行“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中国澳门）”, 希望通过展览持续促进澳门文化产业多元发展，为澳门及国际艺术家提供艺术交流平台，举办多样化的交流活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身兼《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艺术史家及艺评家的朱青生教授表示：“当代艺术档案是中国国史档案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宝贵的部分。《年鉴》是一年一度的镜子，‘年鉴展’是镜中的精华。”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上海展2019”，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2020年

　　蒋志：《海浪》，单频道录像，13分20秒，2023年（©️蒋志）

　　此展是对2022年中国当代艺术总体情况的回顾和展示，结合全国全年数千场展览、艺术家和海量文献的深入研究，精炼出100位/组艺术家的代表作,透过专题综述呈现中国当代艺术最新的整体发展,部分艺术家原作更将在澳门展区集中展出, 全面展现年鉴调查研究的成果。

　　由北京大学编辑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对于每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活动、展览及文献发表情况的记录，意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建立档案。由金沙中国与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合办，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及人文艺术学院全力支持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期间, 分别于金沙艺廊及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举行‘文献展’及‘年鉴展’向观众呈现收录于2022年度的《年鉴》当中的部分代表艺术家原作。其中文献展除了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外，也特意与澳门科技大学携手合作，在展览中增设由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兼澳门著名艺术家吴卫鸣所筹划的“艺以类聚──澳门现当代艺术团体文献展”展区，呈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现当代艺术与中国前卫艺术的并行发展。自今年年初以来，吴卫鸣教授在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全力推动下建立“澳门‧艺术文献库”，而“艺以类聚”展览将展出其中逾120件/套珍贵展品。此外，展览亦展出澳门科技大学顾跃教授及其博士生的学术文献，内容包括港澳地区艺术个案，呈现亚洲高等艺术教育与实验艺术的新趋势。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王英伟博士表示：“中国当代艺术经过四十年的发展，艺术家从起初复刻西方艺术的创作模式，到后来转为借鉴西方先贤对艺术创新理性的态度，当中的变化促使他们自信、自主地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时至今日，中国当代艺术已发展出一套基于中国本地文化和风俗的优秀艺术体系，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此，本次‘文献展’及‘年鉴展’首次于澳门举办，意义深远。四百多年来澳门一直是多元文化的交汇点，我们期望借此机会展示由专家学者所整理的记录，让澳门艺术家从前辈处得到启发，也让艺术爱好者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衷心感谢展览合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同时感谢澳门科技大学对活动的全力支持，以及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及旅游局持续对我们予以指导和鼓励。”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为身兼《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艺术史家及艺评家的朱青生教授。他除了担任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的教授及主任外，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同时以英文名“LaoZhu”担任国际艺术史学会的主席，从事现代艺术创作，并自1986年起主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至今已经37年。他表示：“《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不仅反映的是艺术，而且反映的是历史、是现实、是中国，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因为艺术反映的不一定是事实，不是资料，而是反映人的思潮和心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艺术档案是中国国史档案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宝贵的部分。《年鉴》是一年一度的镜子，‘年鉴展’是镜中的精华。”《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自2005年出版以来，至今已完成编辑18卷。这部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年鉴客观地记录事实，对各项记录进行简明的描述并设立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展示，反映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及其中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同时标志着艺术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和反省。

　　“金沙艺廊”旨在为澳门带来丰富多样的艺术展览，从而推动本地文创产业持续发展。艺廊持续邀请本地及国际著名艺术家举办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艺术文化展览，透过这个艺术平台为澳门注入多元文化力量，进一步丰富本地居民及旅客的艺术体验，提升公司在艺术文化范畴投放的资源，并全面配合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自2022年开幕至今，已先后举办八次中外艺术大师的展览。

　　位于798艺术区的“中国当代艺术档案馆”

　　“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4”，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5年

　　Q&A

　　对话 CMAA团队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为身兼《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艺术史家及艺评家的朱青生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图像学实验室首席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德国考古学院通讯院士，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2016-2021)。主持中国现代艺术档案 (1986年起)，主编《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05年起每年一卷)，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5年起每年一届)。长期领导《汉画总录》编辑计划，已正式出版63卷(截至2022 年)，主编《中国汉画研究》学刊。担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期间，领导国际艺术史界联合建立全球图像链接系统，同时推进在世界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更新。著有《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十九札》等。本期，他带领的CMAA团队，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编辑部”故事。

　　策展人朱青生教授近日于澳门伦敦人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文献展”开幕式上致辞。

　　P：“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是何时成立的？ 成立的初衷和使命是什么？

　　CMAA：“中国现代艺术档案”（CMAA）为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的研究方向之一，其渊源是198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启，后迁至北京大学的现代艺术资料汇集工作。“档案”自成立之初，即把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艺术文献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纳入其学术范围，保存积累了大量文献。“档案”的目的是搜集和记录与中国现代艺术相关的信息和资料，编制《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研究和发表艺术调查报告，介绍和总结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向国内外学者和机构提供中国当代艺术活动、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详尽资料。

　　P：疫情三年对CMAA的编辑整理有影响吗？ 你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CMAA：CMAA编辑部在疫情之初已预先估计疫情肯定会加剧国际政治和文化艺术格局的“艰难和微妙”的变化。疫情逼迫着当代艺术，为图像、影像和动态影像的收集提供了一次特殊的考验和实验机会。一方面，这使得网络的推进和图像的记录从既往期待的发展方向成为了日常的常态和必需；另一方面，材料和档案（亦可理解为可索引的材料）收集在此时也推进了对CMAA工作原则和方法的自省。疫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更增加了对沟通的媒介，尤其是远程媒介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从原来的实验和探索变成了“刚需”，新媒体技术与社会和人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新媒体的双重性正在显露出巨大的能量和无限的发展可能性，颠覆着世界，同时也给中国的当代艺术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疫情防控揭示了，新媒体、新技术、新观念早已经不是一味的自由和自我独立的想象，以击破景观社会，超越景观社会对人的普遍影响，而是深刻地内化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自2019年起，“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网络展”正式上线，历经2019、2020、2021三年，意在探讨网络传播媒介边界的同时，更新当代艺术信息的互联意义，分别与实体年鉴展构成呼应关系，共同展示中国当代艺术近年来的重要现象和贡献。《年鉴》的整体上线也正在与出版社沟通和运作的过程中。

　　P：根据CMAA的观察，疫情对艺术家的创作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CMAA：在疫情开始发展的2020年，我们观察到很多作品是直接关注疫情的。但在疫情发展的三年时间里，许多艺术家关注的问题则不再是疫情本身。到2021年，大家似乎开始关注和向往一种自由的、不被束缚的状态，对于人、自由的精神有更多的关注和探讨。这类作品也在2021年鉴展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在动态清零政策之下，2022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动与实践总体受到较大的限制与影响，但也因此特殊的情形产生了许多新鲜的变动。客观而言，新冠疫情及相关政策影响使得数字媒介及相关技术逆势上扬。随着官方政策、技术革新等新情况的出现，新媒介不断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随着人工智能图像生成模型和工具的普及，这个问题在将来可预见地将变得更为关键，但与数字和技术相关的当代艺术理论框架仍有待建立。

　　P：当团队梳理完上一年的档案时，你们会共同探讨当中的有趣变化吗？

　　CMAA：如上一个问题中谈到的疫情三年艺术家创作中的变化，事实上，自2005年编辑第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以来，我们就观察到媒介趋势的变化使当代艺术有了新的可能。对新媒体、新方法的探索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在使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艺术风格和材料的改变，而是艺术“性质”的改变。在过去的17年里，艺术家们积极探索不同的媒介，创造令人耳目一新的当代艺术作品。这个时期见证了许多传统艺术家迈出了创新的步伐，他们从传统的油画等媒介转向了装置艺术、影像，涉猎不同的艺术概念。然而也有一小部分艺术家坚守自己最初使用的艺术媒介。进一步想，在科技全面进入艺术的今天，传统的艺术市场是否会慢慢失去活力？像今天一样由绘画和雕塑占领的世界还能存在多久？而如今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是应该积极地响应时代，使用新的技术，还是坚定地守护经典的创作方法？相信答案就在不远的明天。

　　P：《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编辑是如何开始的？这些年编辑部是以什么样的方法推进工作的？

　　CMAA：《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活动、展览及文献发表情况的调查记录，以年度为单位，客观记录事实，对各条记录进行合适、简明的描述并设立对照索引，使当代艺术的变化得到显示。这部以中国当代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年鉴，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建立档案根据和提供索引，从而反映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及其中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同时标示艺术对现代化过程的推动和反省。起初《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并不作为年鉴，而是作为档案出现。

　　在1986年，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出现了第三种艺术，这种艺术既不是中国传统艺术，也不是西方的学院艺术。于是中国美协决定要开一个会议，把全国的美协领导都召集在一起做一个报告会，来厘清中国发生的新情况。因此，水天中、高名潞和朱青生三位分别被委托做报告，报告结束后，便开始进行一项更深入的调查——调查中国出现的当代艺术，之后就决定在珠海画院开一个幻灯片展览。随着当代艺术开始蓬勃发展，北京成立了现代艺术学会，学会委托朱青生进行有效的整理和条分缕析的调查，并着手准备现代艺术大展。因为当时展览的整理需要，现代艺术档案在1986年的11月11号应运而生。当时现代艺术档案落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来由于朱青生调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代艺术档案也随之调入了北京大学，一直持续到今天。黄专在2005年建立了OCAT，OCAT有十几个委员。随后朱青生、黄专和巫鸿开始合作，共同编辑《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从2005年至今已经过去了19年，《年鉴》已经编了18卷。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起始。

　　编辑组的工作主要包括对文献和艺术现场两部分的收录。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每周都会收集以各种形式发表的文献。文献阅读组每周会对收集的文献进行阅读，进行主题词、关键词的提取。遇有与研究相关的重要信息，还会撰写简明的内容提要。一年之中，所有收集和阅读的文献经过整理，将发表于当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附录中。对事件与活动，尤其是展览的记录也是档案工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一工作由CMAA的调查组负责，并从档案建立之初开始。目前采用的系统性调查方法成形于2013年的北京，并在2017年后与上海美术学院、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等共建上海工作组，两个工作组目前常驻北京与上海开展记录工作。而随着未来的发展，我们也将联动更多地区的艺术工作者，以扩大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整体的调查范围。调查组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搜集、整理活动资讯。

　　前期，调查组每周会从各类信息源搜集展览以及活动信息，包括各大艺术门户网站，美术馆、画廊的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展讯数量大且变动多，为此我们建立起一个共享与核对的机制，以确保信息尽可能全面与准确。第二步就是实地调查与记录。调查组每周根据展讯确定展览调查的范围，派成员前往现场进行调研与记录。调查的过程遵循一定的工作规范，以求尽可能深入地获取展览现场的信息，同时向现场组织方和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核实在资讯收集阶段收集来的信息。在经历前两步的调研后，最后则是资料的档案化与反馈，调查小组会将记录的资料以及展览现场的一些纸质材料归档保存，并按照一定的规范建立索引。调查组定期开会汇总调查成果，对展览的状况进行反馈。调查组搜集的展讯以及部分记录的资料经初步整理和挑选，一部分以“展览回顾”等形式发布于CMAA公众号中。《中国当代艺术年鉴》还会由编辑部的成员和特别聘请的专家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某一个问题来做一年的总结，我们称之为综述报告，同时也会对一些特殊问题做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和综述报告就构成了《年鉴》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调查的部分。

　　P：档案的收集与《年鉴》的编辑有着什么样的规范？

　　CMAA：CMAA整理档案的宗旨是全面、完整、准确、实时。以旁观者视角，在尊重时局的同时客观记录，在尊重艺术家的同时全面记录“原始生态”，即包括产生作品的时间、地点、人际关系以及特殊的事件背景在内的全部材料，以“艺术家”或“理论家”，而不单是“展览”或“作品”和“文献”为调查对象，对于任何存疑，务必做好标记。 档案资料有四个主要来源：CMAA已有资料、艺术家提供资料、网络搜集资料、艺术现场资料。资料来源途径较多，遵循“原汁原味”准则，综合比较并使用，在尊重艺术家意愿的基础上尽可能全面搜集，保证信息准确度，尽可能选择清晰度更高的图片、视频等进行保存。

　　档案维护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过程，需要对各个来源的资料不断进行筛选并补充至档案中。凡不是CMAA或艺术家提供的资料，如从网络下载的图片等，均需标注清楚来源。档案资料使用顺序为：找到艺术家档案文件夹，查看《工作进度汇报》文档，确定上次更新的时间和范围，在表格“CMAA数据库”中搜索艺术家姓名并补充更新信息，将艺术家提供的资料整理至文件夹中并在艺术家个人表中进行信息更新。在每年的《年鉴》中，我们着重记录变化的情况。有些成熟的艺术家虽然表现突出，但并不一定出现在《年鉴》中。《年鉴》总是寻找新人、新的创作和新的观念。CMAA一直对艺术家进行追踪和调查，每年有10000多名艺术家被CMAA记录。经过数据分析和统计，我们提取出前100多名艺术家的名单。在名单的基础上，《年鉴》编辑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每人都有权补充一位艺术家，以纠正数据客观统计造成的遗漏，因为艺术天才有时在某一点上贡献特别突出，但整体平均得分不高。CMAA进而为最活跃的艺术家们建立专门的个人档案，一般来说，每年保持在100位左右的体量。经过18年的《年鉴》的记载，已经收录有900位左右的艺术家档案。对于每一位艺术家的档案，CMAA除了调查收集，建立基本档案之外，还会对艺术家进行访谈，跟他们对话，并且收集艺术家过去的创作，以及跟创作有关的事件。此外，CMAA还会收集跟他们相关的评论甚至是争论。

　　P：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是如何反映我们所在社会的变化的？

　　CMAA：《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是一年接一年，没有断档，没有空缺，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历程细节和它的起伏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来。但是《年鉴》最特别的地方并不在这里，实际上《年鉴》把全中国发生的当代艺术的情况、现象、作品展览以及各个艺术家的活动记录在一起，是每一页都记录着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年鉴》永远是一样厚，因为不是365页就是366页。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一种艺术，也是世界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又不仅仅是艺术，中间包含着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政治发展等很多的现象和规律，因为这些是不断变化的，而艺术家又是最敏感的，于是现实便通过艺术获得了反映和折射。如果有某一事件发生，而艺术家创造出的形象将之作为现象呈现，使其意义显现，最后就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不仅反映的是艺术，而且反映的是历史、是现实、是中国，也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因为艺术反映的不一定是事实，不是数据，它反映的是人的思潮和心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国史档案、当代档案的一个非常重要和宝贵的部分。

　　P：这次澳门的年鉴展里会展示什么样的作品？

　　CMAA：本次在澳门的年鉴展展出了28位/组艺术家的一系列作品，涵盖了油画、影像、行为、装置等不同创作类型，体现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例如蒋志的参展作品是2023年创作的影像《海浪》，作品讲述一个安检员对一个入境者进行安全检查。在两人身体接触的过程中，存于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慢慢变得复杂和微妙。通过这件作品，艺术家试图唤起观众对于权力关系的体验与审视。周文斗的作品《集箭成弓》捆绑着数百支弓箭，以一根7米长的弓弦连起两端，利用箭支本身的弹性，拉紧后形成一把巨大的弓。每支箭都有自身的个性与特征，当它们被一种强加的秩序缠在一起的时候，则失去了自身的个体独特之处，成为一种新的状态、组织、形式。周文斗的创作力求提炼出“无用”之用，他往往摒弃物件的功能和实用性，更多关注物品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特征，继而建构出新的语境意义。年鉴艺术家从日常经验、现实社会、历史记忆等不同角度出发，与既有的艺术系统碰撞出新的对话，提出关键的见解，做出值得讨论的广泛行动，以艺术的形式将思考显现，创造出新的意义。

　　梁远苇：《造法 1》，纸上木炭 ，190X150厘米，2021年（©️梁远苇）

　　刘商英：《天山6号》，布面油画、松针，240 x 160 厘米，2022年（©️刘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