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粟
岁末年初,又到了孩子们忙着演节目的时候了。一个普通的小学班级,家长群里热火朝天地接龙了几十个节目。孩子们还在睡梦中,这场文艺比武已经被家长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小时候我也曾经是个文艺骨干,每逢过年过节都要去班级、学校甚至区里、市里挑大梁,主持、唱歌、舞蹈……反正能“展示”自己的一概不落。我被赋予了一个“模范生”的壳子,好像这是我生来必须要做到的。我以为要做一名老师喜欢、家长满意的孩子就应该这样,他们的肯定才是我存在的意义,所以一直也没有想过拒绝和反抗。
一开始上台,确实是有愉悦感的。因为年纪小,别人的包容度高,获得的鼓励就会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师和家庭会赋予你越来越多的期望,即便是学生本职之外的艺术特长,标准也日趋专业,每一项技能都需要枯燥严苛的训练才能换来。大人的满意越来越难得到,我开始觉得疲惫。
高年级后,不仅要承担学校的演出任务,我还需要参与一些社会上的表演,业余时间被占得满满的。除了周末,日常晚上的时间也被用上。记得有一次,放学后要赶去电视台录节目,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一天的作业还没做。我趴在桌上逐渐睁不开眼睛,但是父母还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作为班长是别人的榜样,不能因为其他活动落下学习。”我深知这个道理的正确性,但是身体却在做着极力的反抗。那一天的作业本上,泪水洇湿了我的笔迹。
我的逆反心理从那一天开始萌芽了,十岁的我逐渐有了深深的疲惫感。我开始因为自己做不到让大人满意而自卑,会在大型活动之前频繁失眠,会在上台前一刻莫名哭泣,甚至偷偷写了一些类似遗书的信,想彻底消失。
直到一次学校音乐公开课,班主任按照惯例安排我课前先上台表演一个节目“暖场”,也算是给来观摩的外校老师们展示一下素质教育成果。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任务,但已经越来越抵触当众表演的我有些迟疑,脑子里一下子变得空白。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画在气球上的娃娃,越飘越远,直到看不清自己的脸。音乐老师看出了我的无助,主动说了一句:“让XX同学起个头,大家一起合唱首校歌吧!”我顿时感到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卸了下来,也从此结束了课前表演的日子。那位音乐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解围”,被我悄悄留在了记忆里,那是第一次有人懂我,或许她小时候也曾经遇到过不想上台演节目的时刻。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表演”是可以拒绝的。
内心的“小恶魔”好像被点燃了一般,我开始反抗这些表演。我的脑袋开始抵触背诵冗长的主持词,在众目睽睽之下冷场,后来发展到主动逃避老师的召唤,不去排练。有次暑假的文艺演出,我被“关”在大队部一整个上午背诵主持词,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我溜出去拿了两元零用钱,跑到泳池泡了整整一个下午。老师找不到我给家里打电话,大人围着学校找了一大圈。那是我第一次彻底地当逃兵。炎炎夏日,我漂浮在少年宫游池的水面上,看着泛着亮斑的树梢上好像出现了一个气球,那个气球上画着我的脸。我伸手抓住气球,把它塞回自己的身体里,让我觉得重新活了过来。
我的表演随着“自暴自弃”越来越少,直到上了中学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做一名普通学生了,这让我获得了久违的安逸。我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听课,不用操心课后还要安排同学们排练节目。晚上我有充足的时间写作业,还可以“磨洋工”偷偷看点闲书。我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思去交一两个好朋友,告别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我觉得这些才是学生时代弥足珍贵的回忆。
随着时间的冲淡,我也慢慢消抵了对表演的抗拒。成年后,我开始主动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项目去上成人课程,但并不是为了演给别人看。孩子学校的接龙仍在继续,除了竹笛、唢呐、古筝、琵琶等民乐器,大提琴、小提琴、架子鼓等西洋乐器节目也被排得满满当当。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特长是钢琴无法展示,开始联系琴行众筹租一台电钢运到班级教室。这个提议一出,接龙钢琴独奏的节目又多了十来个。
早上我拿着手机问孩子,要不要也报个节目?孩子用一如既往的坚定说:“不报!”我示意她,班里过半数的同学都展示自己的才艺,坐在台下只当观众好像自己什么都不会似的,会不会不舒服?孩子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妈妈,你的想法好奇怪,我有节目看有零食吃为什么会不舒服?”
的确,孩子从小就是个与我完全相反的类型,虽然不会主动展示自己,但是也从来不会因为外人的眼光而内耗自己。我曾经担心这个小“i人”会不会活得孤独寂寞,但是每次做观众时,她都会站起来为自己的朋友鼓掌,会用尽平时最大的音量为同学叫好。看到她可以开心地做一个“在路边鼓掌”的人,我不由得心生些许敬佩。如果我小时候也能有这样强大的内心,早早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或许会有一个更阳光的童年,比那些站在台上表演的高光时刻更绚烂多彩。
作为一个从小上台表演节目的家长,虽然我还是会给下一代选择特长班,但是我会尊重他们的喜好和选择。而且我会告诉他们,学习才艺、展示才艺的目的,与取悦别人比起来,更重要的是要取悦自己。
(花希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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