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保罗·萨洛佩克徒步：黄河远上白云间

　　靠近无定河大峡谷时，我们已经在清涧县黄河西岸的沿黄公路上走了两天。三月底的阳光一天天强旺，从延安出来一路在山洼和沟底背阴处时不时遇见的冰挂和雪团渐渐消失，扑棱棱掠过树梢的长尾锦鸡呼叫得急切欢快，似乎知道浓绿与温暖即将重归大地。五天前我们在延川县甘谷驿经历的大沙暴已了无踪影，天朗气清，明日当头。走了三四个小时，两脚发热，后背在背包长时间的磨蹭和挤压下有了汗意。路边山坡上满是枣树，去秋没有打完的红枣高悬枝头，引来觅食的小鸟叽叽喳喳，好像一点也不怕枣枝上那些明晃晃的浅褐色尖刺。就在那时，我们毫无准备地走到了无定河边。

　　本来没有想到会是无定河，从早上离开太极湾开始，我的心思一直在东边的黄河，时时想着我们与黄河之间的距离。不过连续的下坡是一种提示，显然我们正在走向某个河谷。看地图，才知道前方是无定河，公路下沉就是为了过河，而无定河向东流，在一个叫河口的小村子南侧汇入黄河。往前看，都是枣林密布的低缓山坡，见不到空旷的河谷。再走一小会儿，一条细细的长线自西而东摇摇摆摆，很快就看得出是大地的一条裂缝，那么细小，让我不由得感叹大名鼎鼎的无定河原来这么窄。可是再走20分钟，细长的裂缝变成了深切如削、下不见底的高崖。离得再近些，看到数十米深的悬崖齐齐下切，让恐高的我感到头晕，不敢向前拍照。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同样壮美炫目的基岩峡谷，两岸宽窄不过百米，却如此之深，层次分明的岩石如同褐黄色暗灰色布匹的层层累积。无定河在毛乌素沙漠盘旋萦绕那么久，向南穿越黄土高原，一路弯弯绕绕，走得从容闲散，似乎并不着急，到这里时竟然奋不顾身劈山裂谷，难道是因为听到了召唤，急不可待地要奔向黄河吗？

　　“Amazing。”保罗轻声感叹。我们在离河岸几十米的高坡台地上，静静地站了几分钟。我看看保罗，他神情专注，仿佛正在用眼睛测量无定河的河道，满头的银色发丝闪烁着午后的阳光。当然，无定河峡谷罕见的壮美当得起他的称赞。不过让我也感到Amazing的是，他这样一个人，十年来一步步走过半个地球，什么风光什么人事没有见过，竟然还是会感动于随时随地的见闻。我想起唐代陈陶那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把大意翻译给保罗听。他说，这么美丽，这么伤感，中国文学一定有伟大悠久的反战传统。是呀，当然。不过我又想，我自己读过的，就有太多“不破楼兰终不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般充溢英雄主义情怀、把战争浪漫化诗意化的句子，那是同样甚或更加伟大悠久的传统吧。

　　无定河是黄河中游的支流，给黄河贡献了最大的泥沙量，据说它平均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多达2.23亿吨。黄河以黄为名，发生在中下游，应是出于直观的视觉感受。河套区域的黄河，也即无定河尚未加入时的黄河，在西夏和蒙元时代被称为黑河（哈剌木连，Qara Mören），虽然不一定与河水的颜色有直接关系，但大概率是含沙量不那么大，看上去远不如无定河加入之后那么浊黄。全长不足五百公里的无定河，在毛乌素沙漠那一段的蒙古语名称叫萨拉乌苏（Shar Us），意思就是“黄水”，一定与水色有关。无定河携带着毛乌素的细沙，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后又夹带上巨量的黄土，河床随时变化，常有大面积泥沙沉淀，形成流动和不稳定的沙地。这种不稳定的大规模泥沙沉淀河床，会给渡河者带来相当严重的威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当地人称这种流动性泥沙为“活沙”。他自己有在陕北渡过无定河的经验，亲眼目睹了这类活沙河段给旅行者造成的灾难。据他说，“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活沙往往表层板结，看上去还算结实，但下面因含水，其实都是流动的泥沙，人马在上行走，会引发整体的晃动，内部移动的泥沙还会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一旦踩破表层，人马车辆就会陷入泥沙，转眼不见踪影，无可营救。“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如今不大可能见到如此惊人的场景了，很可能是因为鄂尔多斯与陕北降雨减少，无定河水量大减，携入黄河的泥沙和留置于自身河床的含水泥沙也就有限了。眼前这还在残冬时节的无定河，只有普通小溪那么一点点水，而且并不黄。

　　那时我刚刚重新适应长距离徒步。因为连续感染新冠和甲流，一度虚弱得背不动10公斤的背包，让我从延安、延川走到清涧境内那几天，开始在煎熬中怀疑自己还能不能跟保罗走下去。好在走了七、八天之后，2022年酷暑和保罗在四川徒步的那种轻松与快乐终于又回来了。

　　现在我们的徒步队伍一共5人（保罗称陪行者为“徒步伙伴”），除了从西安开始陪同保罗的刘立峰（她和保罗2022年冬天在铜川感染新冠，之后迎风冒雪走到延安），还有在延安加入的3个徒步伙伴，一个是我，一个是从大理赶来的刘衎衎（我们喊她看看，看看此前在云南陪保罗走过一段），还有一个从榆林赶来的罗莹（她2020年5月曾陪我徒步考察了一百多公里的府谷长城）。走了这些天，大家早就厌倦了水泥公路，一直在寻找机会能够真正走在黄河边，而不是隔着三四公里的山崖和深沟。所以，我们一大早就研究了地图，确定今天的后半段行程，要在无定河边离开沿黄公路，下到黄河谷地，沿黄河西岸北行。现在走到了看见无定河的地方，也就到了我们右转下山的节点。恰好这里有一条村级公路，经野桥畔村盘旋下山，可以到无定河入黄口，向南到王家河村，向北过桥到河口村。我们就是要去河口村。

　　走过野桥畔村，一个人也没见到，鸡鸣狗吠却连成一片。路边几头黄牛正漫不经心地啃食枯草，对招摇而过的我们毫不在意。远近山坡还在冬眠的枣林间，偶有一团团耀眼的粉白色，那是蓬勃盛放的杏花，宣示着春天的复归与万物的苏醒。再走1公里，就能看到黄河了，西斜的太阳给河面涂上一长溜的白光。山坡陡峭，公路往复盘旋绕得太远，我们干脆离开公路，进入枣林，抄近路直直下山。陡坡上的枣树可能因为不方便采收，至今还挂着密密的红枣，一尝，还挺甜，没有隔年老枣常有的那种枯朽霉味或发酵的酸味，于是放胆多摘了一些。这么走走停停，不到一小时就下到无定河河谷，过了桥，便是河口村了。从桥上看无定河的尾闾一段，迎头是一堵大坝般的山岩，逼迫无定河向左扭头绕过这堵石墙，投入自北而来、略显青绿的黄河。经此一番转折，就在尾闾留下大片平沙，冬日映照下，因近岸田埂上一团粉云般的大杏树，显得格外安静、美丽又忧伤。山岩的平顶上兀然一座土石堆，我猜曾经是一处军事建筑，可能是宋明时代的，也可能是抗战时期的，可惜没有机会近前去观察。

　　罗莹提前开车到河口村，在村里找到一家开小卖部的夫妻，他们愿意为我们做一顿饭。后来我听罗莹说河口村“像个世外桃源”，可能主要指的是村内外的丛丛杏花，像一片与世隔绝的杏林，掩映着低矮破旧的村落。进村后我们直接到那家小卖部，主人热情招呼我们进后院，卸下背包。

　　院墙外就是黄河，顺着黄河峡谷一路北上的春风送来早春的暖意，感觉比在山上时暖和多了。我脱去鞋袜，赤脚踩在院子的水泥地上，据说这样有助于避免脚底起泡。罗莹称呼忙着给我们倒茶搬桌椅的主妇为大姐，后来我们才打听到她的姓名是刘青萍。看上去年纪不大，一聊天才知道她都做姥姥了，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小女孩是她的外孙女，女儿女婿在西安打工，把还没上学的孩子留给父母照看。小女孩不太认生，跟大家很快就混熟了，尤其对罗莹亲，好像自家亲戚一样。听主人介绍，才知道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渡口，有渡船接送两岸的人和车。那时候河口村一定比现在热闹，失去渡口，意味着再难有外面的人员车辆经过这里，如同那些不再有绿皮火车停靠的乡间小站。隔着院墙向东看，一条水泥路蜿蜒进入河谷，没到水边就已破碎残乱，想必是被夏日的河水冲断了。河对岸山西石楼县也有一条公路盘山而下直至水边，只不过曾经是渡口的地方现已无人无车，仿佛一个时间的废墟。

　　主人两口子忙前忙后，很快就给我们准备好了晚餐，院里的长方形小桌上摆满了盘碗盆，大家凑了各种式样的塑料小凳，终于都围着桌子坐下来。一锅红枣稀饭，一盘炒土豆丝，一盘凉拌菠菜，一盘手撕包菜，一盘韭菜炒鸡蛋，好多天没有吃得这么丰盛了。日已偏西，天光仍亮，谁家的狗正大声吠叫。大家真的饿了，早饭以后就没怎么吃过东西，所以吃得特别香，连土豆丝都香甜可口。我连吃了两碗红枣稀饭，都忘了说好吃。罗莹向保罗介绍每一样饭菜，骄傲地说这是我们陕北农村的美食。保罗一如既往地赞美他吃到的任何东西，但很显然任何东西他都吃得非常节制。

　　说到吃东西，大概所有陪保罗徒步的人都注意到，他进食之少，堪比修行老僧。他可以一天只吃一顿，基本上不吃午饭，我也很少看到他吃早饭。如果有小卖部，他晚上会买些零食，大概是夜间写作时吃。当然，他总是睡得晚起得早，夜里的消耗不见得少于白天的行走。前晚住赵家畔一家小旅馆，我和保罗共享一间窑洞，我12点上炕睡觉时，他还趴在铺着白色塑料布的大圆桌上写作。他上炕时我醒了，看看表是凌晨3点半。今晨6点多我醒来时，他已经在收拾背包了。我相信这是他10年来的日常。去年走在成都以北的平原和山麓地带时，我曾试图每晚写点笔记读点书，最后也只是勉强用录音的方式粗略记录行程，根本不可能写作。当然，六七年前我在前往金莲川的路上时，也做不到每晚写下有足够细节的日记。我感觉可能是因为走了十来年，走了这么远，保罗已进化成了不同的物种。另一方面，所有徒步伙伴都深有感触地说保罗是个特别会照顾人的人，只要发现有同伴出现身体问题，他会立即宣布第二天晚些出发，或干脆就地休整一天。吃饭也是，有时候他自己不一定感到饿，或根本就没想吃，但只要同伴提出吃饭，他从不反对。

　　吃完饭，在小卖部买些矿泉水和食物，我们告别刘青萍夫妇和他们的外孙女，离开河口村，向村北走回到旷野中。两三公里之后，太阳已贴上西南深灰色的峰峦，寒气从所有的暗影中涌出，是时候安排宿营了。罗莹之前在路边枣林找好了一片平地，我们一到立即开始扎帐篷。

　　在黄河大峡谷的谷底露营，在星空下，听着黄河的水声入睡，又在黄河薄雾的晨曦中醒来，这是我们离开延安后常常讨论的一个计划。不过对保罗来说，在黄河边露营不是为了浪漫，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即使在人烟稠密的地区，有资质接待外宾的旅馆也不多，更何况陕北村镇寥落，可住宿的酒店宾馆之间通常会超出一天的行走距离。保罗当然早已习惯，他从东非一路走来不知露营过多少次，进中国后也在云南四川多次露营，所以到陕北就带着帐篷和睡袋，一直陪同的立峰自然也随身背着这些装备。我就不同了，从北京出发时没想到露营，而且那时身体虚弱背不动那么重，到陕北才紧急跟北京的朋友商量，给我快递了几套装备。多亏罗莹开车去取，又一路开车运送，我的背包才没有保罗和立峰那么重。也幸亏一下子来了好几套，看看和罗莹也不缺装备了。

　　扎帐篷是户外活动比较令人兴奋的一个环节，通常也因为总在一天的末尾，不得不抓住最后的天光。我们的速度还算可以，帐篷搭好，太阳虽已西沉，西南天空仍有大片红霞。北京朋友快递的装备中，还有两只露营椅，枣树下支起来，简直有了奢侈感，合影拍照的热情一时高涨。罗莹的车上带有野炊设备，所以大家竟可以喝到热茶，幸福感油然而生。

　　我在他们喝茶时离开枣林，跨过一小片翻耕过的玉米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黄河边。走过一片鹅卵石，就到了浅水区，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河床向下游倾斜，落差相当大，急切奔流的河水与大小石块撞击，哗啦啦响成一片。我蹲下身伸手到水里拨拉一下，没想到河水冰冷刺骨，让我猛一激灵。天就在那时黑下来，好像黑得很突然，一眨眼工夫，什么都看不见了，既看不清河水所来的上游，也看不河水奔去的下游，不足二百米宽的对岸同样影影绰绰，稍可辨认的只有四围高矗的黑色山峦与头顶深蓝色的天空。寒意越来越重，有那么一小会儿，水声仿佛来自四面八方，我感觉自己沉浸在某种看不见摸不着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暗物质之中。

　　摸黑回到宿营地，大家已经钻进各自的帐篷，看看和罗莹在她俩共用的帐篷里低声说话，保罗的帐篷亮着多个光源，大概他正戴着头灯在电脑前工作。我钻进位于最南头枣树下的帐篷，裹紧睡袋盘腿坐好，戴上头灯，打开电脑，补记几天来的行程。没想到在这个气温下打字很不舒服，手指似乎变得非常敏感，指尖每次触碰键盘都会有一点点刺痛感。我想起前一晚保罗就是这样在窑洞的低温里打字好几个小时，不由得感叹他真是毅力非凡。十年来他一直是白天用小本子记下沿途见闻感想，每次停步休息时都忙着写，有时甚至边走边写，晚上再用电脑整理，形成更具细节的记录。因为要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网站的“走出伊甸园”（Out of Eden Walk ）专栏定期发表文章，他一路都在寻找题目，随时随地积累素材，这意味着沿途与路人的聊天都是采访，一有灵感就得抓紧时间写成文章。他自己说，相对于他的写作任务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走倒是最轻松不过的事。

　　行走中的采访与写作自然不容易，而最艰难的还在于写作任务的多样化：保罗一方面要定期向专栏交出“慢新闻”（slow journalism）稿件，另一方面，他还要尽快完成多部基于“走出伊甸园”之旅的书稿。我问过他，既然他已经为专栏写了数百篇文章，是不是把这些文章整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本书？他说当然不是，那些新闻稿主题散乱，深度不够，相互也难有联系，他的书必须另起炉灶，内容也会大大不同。概括地说，他的书是一种“旅行写作、回忆录与专题报道的复杂综合”。

　　我猜测，他2013年启动“走出伊甸园”徒步计划时，本没打算在路上完成书稿，因为那时他以为会在7年内完成行走，路上只需要写些慢新闻稿件，写书的事可以放到全部行程结束以后。谁知十年过去，他才走到陕北的黄河岸边，距离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还十分遥远。同时，比我大一岁的他已不再年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离开埃塞俄比亚时还是灰黑的头发，到中国已经满头雪色了”。这样，他计划中的多卷本必须在路上就得完成至少几部。我2022年夏天在四川陪他时，多次聊到他的写作，那时第一部的初稿已经完成，每天都在修改。酷暑中走在发烫的水泥路上，他会突然动情地回忆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墨西哥的经历，以及上大学前在澳大利亚驾驶摩托车环岛骑行、盘缠耗尽就给人砍甘蔗、最后到远洋渔船上打工挣钱的往事。我猜这些故事都会出现在他的书里，可能是他正在写、正在重温的过去。

　　保罗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总能把一个意思，一段对话，一件往事，巧妙地组织成一个富有深意的故事。2022年秋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某电视台的摄像师拍摄三星堆时，不小心跌进坑里，砸在青铜面具上，在那个破裂的面具上留下多处血迹。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保罗，因为当我们7月下旬参观三星堆，蹲在坑边看考古队员在坑下趴在一个可移动平板上清理并取出那些青铜文物时，我脑子里就浮出了有人跌入坑里的画面。保罗的回复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三千年之后，三星堆诸神终于再次享用了血祭。有了他这句话，我仿佛看到三星堆故事以一种让人防不胜防的幽默，实现了跨越古今的连续。

　　还有一次，走在什邡的山地时，他讲起自己在沙特蹲了几天监狱的经历。一个狱警在受贿之后变得比较友好，帮保罗办事，还一起下棋。保罗回到南非（那时他常驻南非）几个月之后，接到这位阿拉伯狱警的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保罗帮他写一封升职推荐信，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工作表现是出色的，而且感觉和保罗早就成了好朋友。

　　我最早知道保罗这场惊世骇俗的徒步，是2013年读到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一篇报道，那是在他开启“走出伊甸园”之旅计划后不久。当年的《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长文（以后每年一篇），我又常到NatGeo网站“走出伊甸园”专栏上读他沿途所写至少每月一篇的文章。2016年夏我从北京走到内蒙古正蓝旗（“从大都到上都”），至少部分是为了防止自己半途而废，出发前写了一篇宣言式的小文章，提到古今中外许多榜样，其中就有保罗，我特地写下这样的话：

　　在我开始计划金莲川之行时，当今最伟大的徒步旅行正在发生。名为“走出伊甸园”（Out ofEden Walk ）的这场旷古未有的远足，由两次普利策奖获奖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PaulSalopek实施。他于2013年1月22日开始其惊世骇俗的步行，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年半了。他的计划是重走人类走出非洲之路，以7年时间走完21,000英里（33,600公里），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直走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最后自北而南穿行美洲大陆。这几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网站，也读了他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3篇纪行文章。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徒步长征之后，他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吗？或者，他更多的是会重新认识自己？

　　两三周后，当我走在前往金莲川的道路上时，Paul Salopek还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草原间踽踽而行。同“走出伊甸园”相比，前往金莲川之旅至多算得庭院里的闲步。我用这个闲步向他致敬。

　　我2022年7月在广汉见到保罗，聊天中一再地说到他的整个计划时间长度由7年变为15年，甚至会更久。当然，任何跨越时空的宏大计划都会在实践中一再调整，许多无法预见的因素都会造成路线改变和时间延宕。比如，保罗未能如他预期地从中亚进入中国，只好折而向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穿越东南亚的缅甸前来中国。可是在缅甸遭遇新冠疫情和政局动荡，进入中国后也常因防疫隔离耽搁行程。这些曲折与折腾，固然使他认识了更大世界、见证了更多历史，但也生发更多的不确定。一方面真正实践了他倡导的慢新闻，另一方面也给他的人生带来诸多问题。

　　保罗说，时间拉长，首先对他妻子安娜是不公平的。安娜是格鲁吉亚人，记者，纪录片制作者，工作很忙，还是每年抽时间陪保罗走几程，这是十年来他们相聚的主要方式。2022年7月下旬，我跟着保罗和李惠普参观微雨中的都江堰，在二王庙见到院角一棵挂满许愿签牌的低矮古树，人们从旁边小店买一块红绸悬系的空白木签牌，在上面写下心愿，再集中挂到树上。保罗也买了一块，写上一句话，挂到许愿树上。我一看，牌子上写着：Ana, I wish you were here.

　　万水千山走遍，归来仍是少年。保罗年少时曾骑着骡子翻越墨西哥的高山，青年的他曾在印度洋风暴里屹立船头，中年的他曾在各种不幸的战场上采访，在非洲草原上与狮子对视。现在，年过花甲依然强健如昔的他，正在深夜黄河边的帐篷里，记录他在黄土高原的行走和采访。也许，他也在重温早晨听到的那位80多岁的民间艺术家所唱的清涧道情吧。

　　夜深人静，虽在深沉的梦里，也听得见遥遥飘来的黄河水声，还有偶尔扑扇着翅膀咯咯咯飞过的野鸡。早晨醒来，钻出帐篷，太阳还遮掩在东山之东，天光已然大亮。立峰、看看和罗莹正在准备热茶和面包，保罗已收起帐篷和背包，坐在地上写笔记。我赶紧收拾帐篷睡袋等物，四肢并用，吭哧吭哧，才把伸展开来的一切挤压进各自小小的包装袋，然后去享用早餐。罗莹说，夜里有几个管事的人过来拿手电筒一通乱照，询问一番。其实稍早我和罗莹在黄河边也遇到派出所警察的巡查。无论如何，这里（以及别处）并不是世外桃源，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保罗可以用他十年的所见所闻证明，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世外桃源。一旦走出伊甸园，就不再有伊甸园。

　　在寒意仍重的枣林吃过早饭，收拾好背包，把露营设备装到罗莹的车上（只有保罗坚持背着他自己的帐篷和睡袋），我们开始新一天的行走。除了罗莹不得不开车返回沿黄公路，我们都不用再走水泥路了，而是沿着紧贴黄河的沙石路向北。从地图上看，至少可以再走十几公里。晋陕峡谷中的黄河总会在河边留下一部分它在涨水期所携带的泥沙，有时泥沙沉积的面积足够大，形成一片可耕地，以及依附农田的村庄，河口村和下游的王家河村都是这个类型的村子。即使那些泥沙沉积面积较小的地段，也会形成一个长条形的杨柳树林或茂盛的草地，适合放牧牛羊。当然，这样的地段也适合我们走路。不过，有泥沙沉积的一侧通常对应着激烈冲刷的一侧，而黄河在峡谷中摇摇摆摆，泥沙沉积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又在西，这就决定了两岸都不存在连续的泥沙沉积，意味着峡谷底层不可能有连续紧贴黄河的小路，走着走着就会遇到悬崖。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连续走十几公里，是因为有挖矿的公司在西岸悬崖上开了一条可以走卡车的简易路。沿途看到两岸较大的泥沙沉积地段，往往深受采沙行为的破坏，河岸闲置的小型铁船，都是采沙船。在基建和房地产快速发展时期，细沙作为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成为重要的商业物资。走了一个来小时，太阳高高升起，河谷迅速暖和起来。在河滩地遇到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上身蓝色运动绒衣外套着驼色西装，下面是迷彩军裤，靠在树下，没啥事的样子。一问，说是放羊的。放羊，咋不见羊呢？他指指西侧的山坡，都在山上呢。大家跟他聊起来，保罗通过立峰和看看的翻译对放羊人做了一番采访，问题集中于数十年来降雨降雪的变化、生活生产和黄河水位汛期相关的情况等。

　　我喜欢看保罗做采访，他的确很善于提问。2022年在江油青莲镇的李白故里，保罗采访那位号称崇拜李白而改名李百的诗人兼书法家，我和杨潇给他当翻译，眼看他一句句慢慢问出了流浪于四川的李百作为东北下岗工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不像我之前查到的那么多新闻报道那样，无一例外地停留在李百对古诗的热爱和对李白的崇拜上。一般来说，保罗不大纠缠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而偏向各地各人群共有的时代问题，比如经济和技术发展带来的传统流失，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新时代的明显改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等等。保罗向放羊人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黄河上还有没有从前那种摆渡船？有呢，放羊人说，不多了，还有几个地方有，不过都是机动船了。告别放羊人之后，保罗说，我们离开陕西去山西，不走现代公路大桥，而要找一个老渡口，坐船过黄河。

　　再走两三个小时，我们在一个窑洞式的破旧小庙前休息。窑洞内大概只有5平方米，南北向，门外一个同样只有5平方米的小院子，石砌的院墙已坍落大半，正适合我们小憩。庙门西侧一个石碑，碑身表层大部分都已剥落，碑额刻的是“名垂不朽”，感觉是清代或民国时期的，大概是功德碑，为表彰出资修庙者而立。庙内正北供奉泥塑彩饰的三尊神，主神是两侧小神的三倍大，头戴黄盔，肩披黄巾，身着蓝色铠甲，怒目圆睁，双手置于膝上。东侧小神猛一看有点像印度教的象鼻神，细看应该是一个鸟神，身有两翼，长长的鸟喙容易被看成象鼻。西侧的小神面部近似主神，肌肉裸露，只在腰间系一条黄布条。从风格和色彩看，这三尊神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或稍后塑造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石砌窑洞的东西两壁都有壁画，虽然大半脱落，看得出与泥塑三神制作于同一时期，而东壁壁画上一个在云中踏步向前的人身鸟首形象，应该与三神中的鸟形小神有关，不同的是他肩扛铁锤，手持铁凿，腰缠黄色布条，似是一个工匠。西侧壁画保存了底部，可见河水滔滔，水上云雾缭绕，而一众细小的人物都头戴尖顶毡帽，不似汉民。窑洞是石砌的，石壁上敷以黄泥，再刷上石灰，壁画就画在白色石灰上。泥面脱落，露出好多个层次，从有限的几处出露来看，壁画至少有三层，最下面的一层红彩盎然，中间一层也有红黄两色，迥然不同于最外也是最新一层的以蓝色为主。如果技术和设备足够，在不破坏最外一层壁画的条件下，应该可以看到下面两层壁画，那也许有助于判断小庙的年代。我的初步判断是，这是一所古老的河神庙。从邻近几个县的清代县志上，可以知道黄河沿岸遍布河神庙，我们面前大概是规模较小的一个吧。

　　我跟保罗解释这三层壁画的意义：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在遵循同一个信仰，以各自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想象和不同的色彩，但大体都接续前人，这就是所谓传统，而这个传统现在终于中断了，此即历史学家喜欢关注的连续与断裂。连续不是重复，断裂也不是全新。我们观察社会，通常只看到最外面那一层，不大容易审视或透视时间的深处，特别是难以自觉地寻觅肉眼之外的世界，物理世界之外的世界，比如，人们之前的人们，以及当今之前的当今。保罗自己对此一定深有感触。十年来一步步走过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文化、这么多信仰与观念的重叠，他当然知道连续与断裂是如何以千变万化的形态，均匀地存在于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在这个意义上，保罗的行走，不只是跨越巨大的空间，更是蜿蜒于深邃无比的时间中。

　　黄河水边的行走真是美妙，不过午后不久就走到不能走的地方了，悬崖和激流截断了前路。我们只好折而上山，气喘吁吁地攀爬陡峭的西坡。越往上走，黄土越厚，风也更加清凉。回望谷底的黄河静静如一条淡绿色的布条，对岸的山西却显得比前两天离我们更近。快走回沿黄公路时，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谷底细小一缕的黄河，心里说，再见黄河。

　　真的是再见。因为我们知道，过不多久就会在道路的某一个转弯处，在某一个山头，一再地看见峡谷深处的她。而且，一天、两天或几天之后，我们会再走下峡谷，回到黄河边，在某一个古老的渡口，坐上现代的机动船（可惜不是从前那种羊皮筏），渡过黄河，到对岸的山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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