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宏印所作序中探析其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

　　侯雨佳1　颜海峰2

　　（1.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　050024；2. 山东政法学院　济南　250014）

　　摘　要：王宏印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化典籍方面的翻译与创作。对于古典诗词对外翻译与传播，他有独到的见解。他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为：古典诗词翻译应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古典诗词中文化要素翻译取决于其是否与诗意相关；古典格律诗词翻译可以选择格律形式，也可以采用现代诗形式，还可以创新形式；诗歌情感翻译，可以“以古译古”，也可以“以今传古”；译者可以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也可以采取创造性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王宏印；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H315.9; 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2023）04-0070-4

　　DOI：10.12424/HA.2023.068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304-070.html

　　引言

　　王宏印（1953-2019），笔名朱墨，是我国著名中外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专家、资深翻译家。他一生潜心于翻译理论研究，为我国译论体系的建设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集学者、导师、翻译家、作家四种身份于一身，融研究、教学、翻译、创作于一体。（陈大亮、陈婉玉，2021）作为全国较早开始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学者，他是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在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成果丰硕。其中，诗歌翻译是王宏印从事的主要翻译活动之一。其诗歌翻译活动最早源起于对英语诗歌的翻译，后开始专注于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和古典诗词的译介研究。在其几十年的诗歌翻译道路上，王宏印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翻译主张并把这些主张思想渗透到其所作的诸多文章和翻译实践当中。

　　《简论作为典籍翻译的中国诗歌》是王宏印为杨成虎《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一书所作的序言。在此序中，王宏印不仅对此书内容作了详细介评，还在其中阐释了自己对于古典诗词翻译的几点认识。他提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文化典籍，其翻译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并对此进行了具体阐释。本文梳理其详细阐释和解说，探析王宏印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具体翻译思想。

　　一、文献与文学之辩

　　王宏印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经典文献，其翻译有别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王宏印， 2012）他认为，从文学角度上看诗歌本身与其他文学作品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从文化角度上看，古典诗词作为文化典籍，其翻译应该更加注重它内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把它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因素保留并传达给读者。而这种保留和传达并非机械、生硬的，而是灵活的、具有创造性的。同时，他还认为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还应当保留其特有的文学性，不应为了保留其文献色彩而去除文学特征。相反，为了更好地传达效果，古典诗词翻译需要增添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艺术色彩。为此，王宏印指出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创意和创译，可以借鉴雷克斯罗斯的“融创于译”的翻译方法。

　　以《诗经》为例，王宏印认为《诗经》作为中国源头文学的诗歌总集，虽然同《四书五经》一样属于文献典籍，蕴含儒家伦理和核心价值观，但是其翻译也应体现人文艺术色彩。同其对《诗品》今译要求一样，他提出《诗经》的翻译也应“译为诗体，要有诗味，兼顾哲理”并且虽不要求“一韵到底”，也要押大体相同的韵以增强其文学表现力。（王宏印，2007）

　　二、民族与世界之辩

　　王宏印认为，诗的翻译第一要义在于把握意象，不可一味求其形似而忘却神似。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就包含了众多中国文化要素和文学意象，而在翻译时是否要保留这些文化意象是译界学者一直思考探究的问题。对于译者来说，他们通常采用两种翻译方法，要么是将这些中国文化要素尽量保留下来，不随便舍去或简化，采取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要么是引入译入语文化因素，将此文学意象转移进译入语文学之中，采取套译的翻译策略。

　　对于该问题，王宏印认为是否翻译这些古典诗词中的文化要素取决于其是否与诗意相关。例如，在历史文献翻译中，为了保证历史叙述的准确性，需保留中国历史年号，不能为了利于沟通将其转换为公元年代，与世界历史时间的维度保持一致；而在古典诗词中，倘若历代官制和官职与诗意没有太大关系，则可以在翻译时淡化这些要素，突显诗歌原有的诗意。同时，他还认为应当给诗歌译者一些灵活的余地，不要对他们过于死板的限制。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倘若为了突出原诗中“菊花”的文化意象，而不允许译入语文化的介入，禁止将其译为英文里表达“菊花”的词汇，并且要求句中“悠然”一词必须用一个词翻译出来，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另外，王宏印还在此序中提到了古典诗词的词牌和曲牌是否要保留的问题。在古典诗词，特别是宋词和元曲中，不仅有标题的设置还有词牌的设置。就诗歌意义而言，标题更为重要，词牌曲牌仅为了体现汉语诗词的形式。而在翻译时，将词牌曲牌的含义完整表达十分困难，且过度追求其准确翻译还会破坏译诗的结构美感，显得“叠床架屋”，有些赘余。因此。王宏印认为曲牌和词牌的翻译不必拘泥于原文。他提出，古典诗歌的词牌，几成累赘，尾大不掉，不要过度看重，反而能够得到解脱，产生意外的效果。（王宏印，2012）除了采用意译和音译的译法来对词牌曲牌翻译，也可以在不影响诗词意义的情况下，另起炉灶，不过分对其保留和翻译。例如，海外一些译家所翻译的昆曲剧本就没有保留原来的曲牌名，只翻译了演出的段落。

　　三、格律与自由之辩

　　朱光潜在其《谈美》一书中说道：“情感的节奏见于脉搏、呼吸的节奏，脉搏、呼吸的节奏影响语言的节奏。诗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所以它的节奏也随情感的节奏于往复中见规律。”（朱光潜，2018）的确，诗歌的韵律和节奏犹如人之呼吸，在一呼一吸间流淌出诗歌的情感。对于中国古典格律诗词的翻译，有学者认为“一定要译成格律诗，因为原文是格律诗”，而亦有专家认为“也可以允许译成自由诗，甚至可以套用英语格律诗的形式来传达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

　　王宏印则认为，对于中国古典格律诗词的翻译，没有固定的格律类型和形式限制。因为对于中国古典诗词在格律诗内部，既有严谨的格律诗，也有松散的格律诗，而在格律诗之外，尚存在着大量的自由诗。而对于译入语国家的诗歌也分有严谨的格律派和开放的自由派（王宏印，2012）他在另一篇为《< 诗经> 英译研究》所作序中亦提到，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如今不仅有古体诗仿作、松散的格律诗和现代自由诗等形式，同时也有对古典诗词的创造性翻译（王宏印，2007）因此，我们既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格律诗，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译格律诗为自由诗。甚至为了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而创造采用一种新的形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

　　此外，对于古典诗词格律形式的翻译，王宏印还认为有时为了诗歌内容的准确传达，可以舍弃对诗歌形式的追求。曾经在谈到诗的可译和不可译时，他说道：“诗之不可译者，形也，诗之可译者，神也。由舍形而保神到力争形神兼备，甚至可以脱形而追神。” 他认为，好的译诗应该努力寻求译入语可以表达原语诗歌意象的最佳布置，使诗歌优美的辞藻与生动的形象在全新的格局中同色生辉。（王宏印，1996） 因此，在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时，为了完整地再现原诗意象，有时需要舍弃对于诗歌形式一致的追求。以唐诗《金缕衣》的翻译为例，Fletcher 将“花开堪折直须折”一句译为“When flowers are fitfor culling, Then pluck them as you may.”。此句翻译由于汉诗语言简洁凝练却含有相当大信息量的特点，译者只能将一行改译为两行，改变了诗歌原有的形式，但是此诗行中将“少女”比作“花”的隐含意象被完整地保留传递了出来，因此，此译诗可以被称为佳译。

　　四、古典与现代之辩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除了对格律形式的探讨外，王宏印还提到了诗歌中所饱含的感情问题，即“是否要以古译古”。他认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具有典型的中国叙述和抒情方式，那么按照古典诗歌的形式，表现古代人的情感，以保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王宏印还借“古代人的情感难道没有现代人的情感因素吗？”的问题提出了“以今传古”的翻译手段。他在序言中指出了两种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所蕴含情感的可能。一种是原原本本译出古代人的情感，以再现中国文化的历史情境，给现代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另一种则是把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情感看作为一条连续的发展纽带，使两者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现代人的感情，以更好地引起现代读者的情感共鸣。

　　五、国内与海外之辩

　　朱光潜曾言：“读诗就是再作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读者在诗歌的发展和传播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使诗歌的生命得以延续和流传。因此，在此序言中，王宏印除了讨论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本身的问题还关注了读者受众问题。他说：“之所以还要读译作，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无法阅读原作—— 或者因为语言问题——或者因为书籍来源问题。”（王宏印，2009）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是针对海外外语读者，以让他们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容和形式，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古典美、意境美和情感美。但是，王宏印指出，这也并非意味着要给海外读者一个“格律的、古典趣味的和古汉语印象的”译本。他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外文翻译所面临的不同的命运。众所周知，不少国内翻译家翻译的古典文学英译本，由于不了解和不考虑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和习惯，也由于在国际上发行渠道不畅通，对西方世界的文学影响甚微。这和20 世纪30 年代外国人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并在英美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王宏印，2009）

　　因此，为了促进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对外传播，王宏印认为译者应树立正确的读者观，保持开放的视野，打破对外国诗派的传统认知，了解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为海外诗歌爱好者提供一场无与伦比的文化盛宴。

　　结语

　　王宏印他拥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深邃的文学素养，作为我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在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本文从其所作之序《简论作为典籍翻译的中国诗歌》中探析其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思想，并将其翻译理念通过对五组话题的分辨——“文献与文学之辩”“民族与世界之辩”“格律与自由之辩”“古典与现代之辩”和“国内与海外之辩”加以阐释。从对这五组话题分辨的分析中，我们得以看出，王宏印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思想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作为文化典籍，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应保留其历史文献色彩，同时兼顾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得到更好的表达效果，使译文更加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第二，是否翻译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文化要素取决于其是否与诗意相关。不应为了过度强调这些文化要素，而影响诗意的传达。并且为了减少海外读者对译文的误解和误读，不应一味拒绝译入语文化因素和文学意象的介入；

　　第三，对于中国古典格律诗词的翻译，没有固定的格律类型和形式限制。译者可以选择严谨的格律形式，也可以采用自由的现代诗形式，甚至可以在原有诗歌形式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形式。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可以影响诗词内容的表达。正如姜白石所言：“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好的译诗工在格律而妙则在其神髓风骨。

　　第四，对于诗歌所蕴含情感的翻译，可以“以古译古”，再现历史语境，让读者对古代人的情感有新的感受和认识，也可以“以今传古”，使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情感相互交流，相互贯通，将其转化为现代人的感情，以得到现代读者的情感共鸣，增加其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阅读兴趣；

　　第五，译者在翻译方法上不应局限于选择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采取灵活的、富有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如雷克斯罗斯“融创于译”的翻译方法。同时还应树立正确的读者观，保持开放的视野，努力迎合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以推动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更好地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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