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文| 本刊记者 陈思佳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较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也是中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9.8%。老龄化社会遇到了人口拐点，社会发展将会有哪些变化，反映到我们个人身上又有哪些影响呢？为此，本刊专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

　　中国人口将达峰

　　据原新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高达6以上；70年代快速下跌，减少到约2.7；80年代在2.5上下徘徊；1992年后生育率便开始低于2.1。“2.1也被称作世代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2.1就属于低生育率，相当于已经踩下了人口增长的刹车。”原新解释并补充道，“即使是2016年‘全面两孩’（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政策实施后，总趋势还是走低的。”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说从1992年起，中国生育率水平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下行，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育龄女性所占比重较大，总人口依然还处在正增长的惯性当中，但31年的低生育率已将人口正增长的惯性消耗殆尽了。”在原新看来，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是长达31年低生育率必然导致的规律性结果，并没有超出预期。

　　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原新解释：“发达国家的经验已证实，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就业率越高，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反而会下降。另外，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相应受教育年限也跟着增长，这势必推迟了生育时间，压缩了生育空间。”

　　2021年国家卫健委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作为目前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54个和1.48个。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计划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目前，中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已经接近10%。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其中“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是排名前三的主要障碍。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中育龄女性人数在持续减少。“‘十三五’时期处于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的1.4亿又减少了473万，预计到2050年将不到1亿。整体呈现出生育基数缩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婚育年龄推迟的现象，未来生育率提振的困难更大。”原新说。

　　不过原新表示，2022年只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开端，现在就下定论认为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为时尚早。他认为，只有当人口负增长成为常态后才能定义为“负增长阶段”。“随着新冠疫情影响逐渐弱化、国家及地方多项积极生育政策措施落地，今后几年中国人口增长将会在‘零值’上下徘徊，处于‘零增长过渡阶段’。”按照原新的分析，中国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从中国人口史看，14.1亿-14.2亿将成为中国人口最高峰值。

　　抓住人口机遇

　　虽然2022年中国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这只能说明以人口增长为条件发展经济的人口机会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探寻新的经济繁荣模式。

　　事实上，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负增长。目前，全球有38个国家或地区处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等依然保持着经济增长，且实力不俗。

　　而且，人口负增长的发展是分阶段的，早期阶段人口减少非常温和，但远期阶段将是剧烈地下跌。原新进一步解释道：“按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中的方案预测，保守估计到2050年中国人口至少能保持在12.5亿人以上。可见，未来30年人口总量的减少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到本世纪末，即便生育率一直维持在较乐观的1.4-1.5，中国也将仅剩7亿-8亿人。”

　　早期阶段，中国人口依然处在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人们仍可以继续享受前几代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世界人口大国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劳动力虽然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很庞大，有专家预测，到2050年劳动力人口依然有6亿-7亿人，远远大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土空间意味着强大的生产能力，伴随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必然带来超大的市场规模。

　　近年来，中国人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素质持续提升。与改革开放初期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从650万增至如今的2.2亿，中国已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这为未来整个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基础。通过教育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可以创造出新的人口红利，只要做得好，完全可以对冲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原新说。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剧。“但是，这其中60-69岁的低龄老人所占比重很大，会从1.5亿增至2050年的2.1亿。现代科技和医疗飞速发展，低龄老人普遍健康状况良好，参与社会经济的活力依然高涨。”因此低龄老年人可以通过延迟退休、灵活就业、弹性就业、终身学习等方式继续正式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可以参与公益、志愿者、社工互助等间接社会活动，这势必助推老龄产业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增长点，构建文化、健康、宜居、服务、制造、金融等老龄产业新业态，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

　　“总之，中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未来30年，是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关键期，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任务就是抓住这宝贵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创造新人口红利。”原新说。

　　提振生育率

　　当前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毫无例外，中国未来也将面临逐渐严峻的人口形势。“如果想修正人口负增长或人口老龄化，唯一可以改变的因素就是提振生育率到适度水平。”原新建议，“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重视提高生育率，在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过程中，注重新生育文化塑造和家庭发展能力提升，从生育补贴、普惠托育、辅助生殖纳入社保、休假激励、女性就业权益保障、教育改革等方面减轻家庭负担，为扭转低生育率困境创造必要条件。”

　　近十几年来，中国已多次优化调整生育政策。2013年和2016年分别实施“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2021年，四川省攀枝花市明确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人民币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发放现金鼓励生育的城市。

　　此后，深圳、大庆、温州等全国各地市相继出台了延长产假、提升生育险报销比例、发放购房补贴、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等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

　　国家医保局近日表示，已将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如促排卵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今后，将逐步把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原新指出，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一定要从想生育者的需求出发，对症施策，且不应是一时的，应将各地碎片化的政策统一起来，建立长期稳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生育率的回升是一个慢变量。从过去半个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提升生育率的经验看，刺激生育的措施显效很慢且效果有限，所以提振生育率是一件成本昂贵的事情，包括经济、时间、政治、社会、情感等成本。”

　　另外，针对目前部分地方仅对第三个孩子提供现金补贴的政策，原新呼吁：“安全温馨的生育政策是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需要公平公正，不应该因地区、城乡、孩次的差异给出差别非常大的激励、补贴政策，可以有差别，但不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