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峰会呼唤多边合作

　　田文林

　　人类社会该向何处去，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重大问题。2024年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给出了权威答案。这次峰会约有1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问题宣言》。《未来契约》绘就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宏伟蓝图，其着眼于人类未来，立足于多边合作，努力建设一个安全、和平、公正、平等、包容、可持续和繁荣的世界。

　　多边合作是世界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客观需要

　　发展是各国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近现代以来，后发国家无不渴望自主性发展，但真正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屈指可数。究其原因，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障碍之一。西方国家率先崛起后，其凭借更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更容易从中获利，而那些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非工业国家则长期被锁定在供应链的最低端。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所谓“自由贸易”，使南北发展鸿沟越来越大。尤其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世界不同区域间收入水平出现“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在近代之前，欧洲与亚洲间的经济差距微弱，亚洲国家甚至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位置。但到了19世纪，这种相对平等的互动关系，被中心与边缘间不平等的关系所取代。

　　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先发优势”后，为保持自身在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想方设法阻挠其他国家的经济赶超势头，尤其是阻遏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通过经济胁迫、武力征服、战略误导等各种手段，迫使后发国家重新“去工业化”。要想改变这种“大分流”状况，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多边合作，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多边合作是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安全的必然要求

　　永久和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夙愿，但战争与冲突频繁爆发。据统计，在有历史记载的3421年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尤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开启了对外扩张进程。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基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战争与冲突史。托马斯·曼在其《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有75%的时间在策动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而权力转移期则成为冲突高发期。在历史上，守成霸权国为防止对手崛起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十分普遍：2000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源于斯巴达对“雅典权力的日趋增强以及由此在斯巴达所引发的担心”；1866年德国对奥地利战争，是德国抓住奥地利军事改革未完成的时机发动的；1904年日俄战争是日本眼见俄国在远东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源于英法担心德国崛起过快并侵害其殖民利益。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深入考察了资本累积与战争爆发的关系后，作出了“系统性资本累积周期，必定以大规模战争作结”的结论。

　　当前，随着大变局深度演进，“南升北降”态势逐步显现，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格局进入新的发展周期。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日益加大对中俄打压力度，由此导致大国对抗愈发剧烈。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种种趋势表明，世界性战争爆发的风险正日益加大。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大量事实表明，诉诸战争实现霸权目标得不偿失，甚至适得其反。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曾说：“绝大多数人认为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要比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东西有价值，其实这是错误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尤其是核武器导致的“相互确保摧毁”条件下，指望通过发动战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是自取灭亡。在此背景下，大国对抗同样需要管控危机，并尽可能通过多边合作实现良性竞争。例如，各国就核裁军达成一致，并承诺采取步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管理致命自主武器的使用等，就是多边合作的正面案例。2022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中国为缓解人类社会战争风险提供的中国方案。

　　多边合作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

　　世界各国自然历史条件不同，文化价值观千差万别。这种文化差异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与此同时，各国的政治制度也因国情不同，存在不小差异，因此衡量政治制度优劣，首先要考虑其是否适合国情。习近平主席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因率先实现工业化，将自身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奉为圭臬，将其打造成所谓“普世价值”，强行向其他国家输出。“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是西方国家的典型政治话语。在这种叙事中，西方国家将自身塑造为“文明世界”，将非西方世界视为“野蛮”或“半开化”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这种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话语（实际是政治话语），使“文明国家”征服或奴役“野蛮国家”变得“天经地义”。

　　在后殖民时代，基于基督教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文明与野蛮”叙事已很难适应形势发展。在此背景下，“文明与野蛮”叙事开始“转型升级”，从相对具象的宗教标准和种族标准，转向更加抽象的“现代性”标准，也就是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作为衡量文明优劣的标尺。非西方国家只有认可和接受这套西方式“普世价值”，才有可能被列入“文明国家”行列。这套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文明标准看似温情脉脉，实则仍是要将世界分为三六九等，进而在这种新的等级性文明观基础上塑造出等级性世界秩序。

　　在这套政治叙事下，只有接受这套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的政策主张，才会受到西方政要和媒体的认可和欢迎。反之，那些不听西方号令的国家则可能被打入另册，并冠以“专制国家”、“失败国家”乃至“流氓国家”等种种恶名，甚至最终被武力推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

　　当前世界政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更加凸显出加强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很大程度上，多边合作实际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不过，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要让习惯了作威作福的某些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地进行多边合作，不能靠一味妥协退让，而是需要弘扬斗争精神，坚持斗争与合作并重。帝国主义者的天性就是“欺软怕硬”“看人下菜碟”。只有当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团结联合，形成强有力的制衡力量时，全球性的多边合作才会真正实现，联合国《未来契约》描绘的美好愿景才可能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