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通视角下中国国际传播的知识图景

　　何可 方兴东 林宇阳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彰显了国际传播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重要地位，显著拓展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内涵与外延，触及国际关系、跨文化传播、社会化传播与文明互鉴等更深层次维度，突破了传统国际传播的框架，形成了国家战略驱动下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路径。旧有范式与新兴范式的加速交替，使学科发展呈现复杂而动态的全新特性。本文从范畴、理论、机制、实践与技术等多个层面深入分析，旨在总结以“全球共通”为牵引的中国国际传播领域的新变与趋势，探讨其对学科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国际传播 全球共通 文明互鉴 人工智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中确立了“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战略目标， ①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与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方向和依据。《关于开展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支持高校面向国际传播等关键领域布局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②国际传播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正成为新闻传播学及相关领域发展的胜负手。

　　2024年，国际传播持续成为学术热点与前沿议题。各类学术会议频繁召开，诸多高校增设国际传播相关专业学位点。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人员数量急剧增长。如何洞察当今国际传播的热闹、浮躁与焦虑？显然，旧有知识体系已难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决定》关于国际传播的表述，极大突破了传统立足于主流媒体和国家行为体的框架局限。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与国家战略框架，正展现出战略驱动下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路径，有别于传统自下而上的学科演进模式，这也凸显了学术界的被动与迷惘。在此背景下，审视国际传播研究的成果与得失，推动政策、实践与学术驱动的协同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对接，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国际局势的动荡与技术变革的加速正推动国际传播在范畴、理论、机制、实践与技术等多个维度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全球共通”作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理念创新，不仅为国际传播迈向引领性学科注入新动能，也为其承担更为重大的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提供了有利条件。

　　范畴之变：《决定》彰显国际传播国家战略的新格局

　　范畴是概念的初始结构，通过对事物的归类整理，揭示其共同属性。从学术视角来看，国际传播并非新兴现象，其实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到近现代的跨国信息流动，国际传播早已存在且不断演进。国际传播不仅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还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深度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

　　《决定》将国际传播纳入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并拓展其内涵与外延。传统国际传播侧重信息传播与文化输出，而《决定》强调“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通过多样化传播方式和跨文化交流，提升中国话语和叙事的全球影响力。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国际传播的深刻理解与创新构建，为国际传播的体制、话语与叙事升维提供了指引。此外，《决定》提出“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要求国际传播研究在全球文明互鉴框架下深化拓展，而推动国际传播格局重构也才能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决定》进一步揭示，国际传播的核心在于“国际”，而“传播”或“传播学”是贯穿全局的基础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涵盖多领域建设及其与世界的互动，使国际传播的范畴日益立体丰满。基于此，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不再是新闻传播学的“自留地”，而是吸引了来自国际关系、党史党建等领域的跨学科增量。总体而言，中国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生成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政策导向的学术化阐释，以国家战略、传播能力建设等议题为核心，强调政策话语的主导作用；二是学术自主性探索，融合技术思维导向与人文主义精神。这两者的结合共同推动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③然而，核心问题依然在于能否在概念、理论和范式上实现突破，在全球共通中建立有机对话，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定位正逐步摆脱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传统认知，转而融入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之中。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不仅是国内传播体系的再塑，更关乎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应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审视国际传播的地位与发展方向，并与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协同推进。范畴的转变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带来了广阔的想象空间，随之而来的理论、机制与实践的深刻变革，也将在技术发展的互动中不断演化与深化。

　　理论之变：“全球共通”引领下的学理探索与学科交叉

　　随着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本体论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传统国际传播以“文明冲突论”为锚点，通过“发展传播学”“文化/媒介帝国主义”和“依附理论”等框架构建“你们”与“我们”的对立逻辑，长期主导西方国际交往理论与实践。“数字共通”和“全球共通”视角的提出，为突破这一局限提供了理论创新。④确立“全球共通”为国际传播本体，标志着理论体系的变革。该理论超越传统的跨文化传播、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等分立范畴，涵盖基础设施、信息数据、文化意义及主体间的共通性，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理念为依据，为国际传播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开辟了全新路径和发展空间。

　　在此基础上，方兴东等提出“国内—国际融合传播”框架，指出“互联网元架构”下的全球信息空间已根本性改变了以地理边界为基础的传统国家行为体内涵。信息传播的开放一体化逐渐消弭了国内与国际传播的界限，使两者相互交融。⑤韦路等提出的“协同传播”概念，强调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多方协作，系统化地生产、分享与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⑥史安斌等则通过分析中国在“全球南方”的传播实践，提出不同于“全球北方”的传播模式，倡导传播研究转向“新世界主义”。⑦

　　“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是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后的重要部署，研究由此逐渐聚焦“何以文明”与“文明何以互鉴”两大核心议题。虞鑫等从“文明”概念出发，批判当前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秩序及其唯一性叙事，提出应从生产力发展、人的解放与和谐文化传统出发，重塑全球文明观。⑧张杰等提出“认同间性”概念，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实现国家间认同与共鸣，促进文明互鉴。⑨周敏等则提出以“韧性”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核心概念，强调灵活适应、协同包容与变革创新，从过程性视角探索中华文明传播的现实取向，为完善国际传播理论范式提供参考。⑩

　　国际传播作为研究的“十字路口”，展现出愈发突出的跨学科特性，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源泉。任孟山分析了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指出国际关系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实践背景和象征意义。二者理论耦合，可为国际传播提供多元视角，并推动其回归国际关系的现实语境。

　　11姬德强、张毓强提出，中国国际传播应经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的演进逻辑，在区域国别学的支持下深化理论与实践结合，推动跨领域合作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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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之变：“共通”观牵引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国际传播机制改革聚焦理论调整与实践导向，探索多元平衡路径，并深化对体制改革与机制转换的研究。“体制”侧重于国际传播的“组织”和“结构”，即制度框架、结构安排和运作模式。这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媒体机构、政策法规等配置与安排，还涉及国际传播体系各个环节的协同与运作，以及国际传播基础设施所产生的型构。而“机制”则侧重于“操作”和“执行”，主要指运作与实施的具体流程、互动关系及运行模式。例如，过境免签时空的延长与拓展，不仅提升了中国旅游（China Travel）的国际吸引力，也展现了中国在开放与合作中的积极姿态，便利化政策为“全球共通”提供制度性保障，为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长期忽视引发学术反思，并为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研究指出，美西方主导的“卡特尔化”规则亟待突破，中国的“数智丝路”应超越霸权逻辑，引领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建设。

　　13同时，电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入社会发展，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平台，但南北资本不平等与技术竞合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

　　14这些研究为推动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理论视角，倡导合作共赢与技术共享，以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共通的传播体系。

　　国际传播的“主力”下沉至地方成为重要趋势。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

　　15张志安等认为，不同城市通过产业化、区域化和数字化路径，结合自身特色与全球叙事，形成独特的国际传播模式。

　　16同时，各地国际传播中心的建立奠定了“万船出海”的格局，组织体系持续升级。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通过平衡区位与全国、地方与全球关系，依托传播能力升级与情感共鸣双路径，构建复合功能体系，推动国际传播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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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传播机制中，“精准传播”已成为战略核心关键词。然而，正如王维佳等所指出，目前对精准传播的理解存在偏差，研究多聚焦于数量统计层面的精准性，却常忽视域外知识与实践调研这一实现精准性与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18基于此提出了“全球下乡”概念，主张新兴大国通过国家机制引导，采取规模化、建制化、长期化的方式向海外发展中地区输送青年人才，以此积累与海外深度连接的知识与资源，破解国际传播及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19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机制，都应贴近目标国的叙事方式，实现精准“窄播”。

　　实践之变：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文化的“共通故事”

　　故事是人类联结的纽带，人类因“共享故事”而实现团结与协作。在我国国际传播中，通过展现中华文化与全球共通价值观，并以生动的叙事激发情感共鸣，更能深化国际受众的理解与认同。

　　其中，在“讲什么故事”与“如何讲故事”两者之间寻找平衡成为重点。研究显示，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各自特色：X（原推特）偏重军事与负面情感，抖音国际版（TikTok）更关注城市旅行美食与正面情感。软性议题更易引发情感共鸣，而硬性议题传播相对困难。

　　20此外，研究还表明，中华文化短视频的柔性传播（泛生活类）与隐性传播（泛知识类）是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

　　21这启示我们，中国故事传播需注重内容选择与情感传递，同时在多样化议题和受众中寻找更有效的传播路径。

　　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聚焦气候、生态、城市、体育、非遗等具备全球共识的议题。这些议题因其跨民族、跨国别、跨区域和跨代际的共通特性，天然具备传播潜力。同时，新的传播现象不断涌现，例如2024年《黑神话·悟空》的爆火，作为现象级国际传播案例，标志着中国文化全球传播的新起点。林升栋认为，语境转换、叙述跨层、内容创新、技术赋能和主体沉浸是实现经典作品现代化与全球传播的关键路径，《西游记》所衍生出的影视、动画、游戏正是成功经验。

　　22李子柒的复出为中国国际传播注入了新的信心与希望。以乡村生活为载体，其内容成功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温度与人文关怀。有学者总结，跨文化传播的“边缘策略”可通过讲述“三个故事”实现：物质富足与技术进步的故事、展示开放包容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故事，以及挖掘中国历史与乡村生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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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跨境传播需关注民间力量崛起与传统内容创新，并探索全球化语境下的传播形式。在数字内容传播中，美西方媒体巨头通过调整保持优势，而中国的新兴参与为其注入多元化竞争元素。数字文化“出海”正成为拓展国际传播的重要方向，游戏、网文、电影、短剧等逐渐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例如，海外玩家在接触国产游戏时，由于文化差异可能产生解码冲突，林玉佳指出可以通过游戏内外的“文化增值”策略，得以实现认同，并推动其在国际传播中的意义共享。

　　24而网络微短剧凭借“微短化”“连集化”和中西文化融合的特点迅速发展，以“小成本”运营探索叙事与美学新路径，展现出独特的国际传播潜力。

　　25通过共同感知、情感与价值的内容构建，中国数字文化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受众的认同与共鸣。

　　技术之变：智能国际传播的共通面向、效能与治理

　　社交时代正处鼎盛，智能时代的曙光已悄然浮现。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崛起正在推动国际传播迈入全新阶段，科技创新逐渐成为传播的关键变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从国际传播1.0（大众传播时代）到2.0（网络与社交传播时代），如今，基于ChatGPT、Sora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国际传播正式进入3.0时代。智能传播深度融入传播体系，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的格局与规则。

　　26在智能传播的推动下，国际传播的要素与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不仅在传统“5W”框架中创新，更迈向人机融合的复杂系统模式，

　　27开辟了国际传播的新生态与新格局。

　　智能技术发展对“共通”实践的两大面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加速了全球信息流通，显著促进了不同文化、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与互动，强化了人类文明的互联性与共同体意识。技术驱动的“数字共通”使跨国界、跨文化的对话与知识的“共—显”成为可能。常江等指出，人工智能在提升国际传播的适应性和精准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并通过跨文化融合的“第三空间”释放了基于共情体验的文化流动；

　　28另一方面，技术的跃升也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失控与滥用，“反共通”力量的崛起对“共通”实践构成了严峻挑战。算法歧视、虚假信息传播、国际舆论操控等新型风险，不仅削弱了信息的可信度，还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冲突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凸显了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全球传播生态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

　　与此同时，国际传播的效能评估机制也需随着数智化进程不断升级。研究指出，评估体系正从传统的“受众争夺”向更复杂的“认知争夺”转型。这一变化推动了国际传播由效果评估向“认知匹配—情感匹配—渠道匹配”模式的精细化转型。以“推力—拉力—锚定”（PPM）理论为基础构建高层次、长期性的评估与管理路径，不仅提升了传播效能，还为推动中国故事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策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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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时代的权力弥散与再中心化推动了国际传播规则与框架的重塑，全球治理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愈加凸显。这要求未来的全球传播治理应依托多元主体的协作，打破技术与文化的权力垄断，确保各方在全球传播中实现平等参与。2024年，《全球数字契约》（GDC）的通过被视为全球网络治理的里程碑，标志着在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数字秩序的重塑，重新协调了多方与多边模式。

　　30钟祥铭等指出，GDC应对了数字鸿沟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了开放、共识与自下而上的治理范式转变。尽管多方与多边模式之间仍存在冲突与协调难题，GDC为两者的协同互补提供了契机，并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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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论：呼唤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到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信息自由流通”理念，借此传播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并强化其国际主导地位。“通”既是美国崛起为霸主的阶梯，也是其维持霸权的核心策略。郑永年认为，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在于制度，关键在于谁更“开放”。他主张中国应加快体制改革，通过“单边开放”策略为改革提供外部动力，推动国家向更具活力与开放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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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体系的自主更新是实现战略驱动国际传播的关键。中国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实质是提倡“本土化”和“内生化”研究，同时体现了“去西方化”与“去殖民化”的发展方向。

　　3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概念与话语是观念的外衣，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全球对话的基础，也是实现国际认同的关键。黄典林等认为，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缺失源于知识生产主体性不足，应以反思性与主体间性思维，构建兼具本土解释力与跨文化沟通潜能的传媒规范理论，借助历史传统、媒介角色与技术变革推动传播秩序重塑与话语权超越。

　　34马立明指出了概念的交流与竞争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当前中国学界正通过文化觉醒与概念供给，探索如何通过知识再造推动中国概念“出海”，为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助力。

　　35话语体系的建构融合了学术概念与地方性知识，其普遍化过程体现区域经验与全球叙事的交融。这表明，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在于对“全球共通”等理论的再创新与再深化，通过理论构建提升中国方案的说服力与适应性。

　　随着数字文明兴起，中国从“搭车”转为“发车”，不再是工业文明的被动追随者，而是平等交流互鉴，甚至在发展与治理中获得领先的战略机遇。这一转变使中国在理论研究中，不仅与西方学术届并驾齐驱，甚至在部分领域呈现引领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应理解为“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而非“Chinese social sciences”。

　　36中国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虽以服务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需求为目标，但其根本仍植根于人类文明进步进程，是全球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或对抗性的系统。其核心意图在于构建包容性知识生态，而非取代西方体系。真正的自主是深层次的全球融入，尤其在国际传播领域，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这一融入的关键任务。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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