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讨论

　　马兰萍

　　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的出现距今不过20多年。一般认为是葛传榘首先把“中国英语”作为一个严肃的概念提出来的。他在指出Chinese English 和China English 的区别时认为：“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从此，“中国英语”的提法已渐为中国学者接受并不断的引起关注。依笔者检索所及，汪榕培的“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论断在先，李文中的旨在区别“中国式英语”和“中国英语”的文章“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稍后。再后，杜瑞清、姜亚军又撰文讨论“中国英语”问题。同时，刊载该文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编者在该期“新年的话”中称：“中国英语已不是学者们虚构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该文预言，随着学习英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英语有可能成为许多中国人的第二语言，最终“中国英语”也许会成为英语最大的一种变体。如此，针对“中国英语”的各个层面进行客观的定义、描写和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杜瑞清和姜亚军的看法，英语的迅速国际化引起了英语的本土化(nativization)。至此似可确认，带有中国地域色彩的一种英语变体在对内对外的交际活动中的存在是客观的。然而迄今为止，尚缺乏对“中国英语”各层面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和描写。李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括三部分含义：“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以准英语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李氏认为这种解释有一定见地却不免狭窄、粗泛，他对“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定义更有质疑而举证。杜瑞清、姜亚军的研究指出了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并以音位、词汇、语篇层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语音方面的论述较之李文中更有所进展。李文中对“中国英语”的观察主要从词汇、本地化词义独特句式以及篇章结构入手，其中涉及到的“中国英语”的语音特征部分并非专论，也未能明确“中国英语”的语音规范问题。事实上，他们更多地注意了“中国式的语音失误”，而姜亚军曾指出“中国英语在音位层面的特征，如英美发音混杂和源于中国英语教学和词典编撰体系的保守型发音等”。

　　中国的普通话推广普及过程与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存在某些可类比的情况。很久已来，普通话发音与英语发音的关系也是英语教育工作者所关注的。众所周知，普通话在中国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其他层面的困难暂且不论，这里只观察普通话的发音。一方面，由于普通话的更加普及，各地方言也迅速发生变化，其语音变化越来越贴近普通话发音。这一倾向在职业人群、接受良好教育者和年轻一代中更为显著。例如，“上海方言的语音……明显向普通话靠拢”。这种现象意味着各地方音有与普通话语音存在着“互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不同方音（accent）的影响，也出现了不少普通话变种。比如，对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而言，很容易感受到上海人所讲的普通话和广东人所讲的普通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

　　普通话关于语音的定义和不同地方中国人实际上所操的普通话发音“背离”现象也许能为中国英语的语音界定带来某些启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依然单就语音而论，几乎各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都有需要纠正的方音。试想，如果某人在讲普通话时未能克服其方音系统中的不谐音素，那么他必然从语音方面对其所操的普通话进行“修正”。换言之，他使用了其语音系统某些已经存在的音素来替代应有的音素。让我们姑且将其看作是普通话在推广进程中的”本土化”现象。

　　英语语音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因与此相仿佛。一些英语学习者在把握某些英语音素时感到困难。他们对此的应对策略是：使用语音替代，即使用母语系统中已有的最为相似的音素来替代目标音素。还有学者指出，汉语中缺少的英语音素正是中国人感到困难的音素。上述要素都是在我们称之为“语流”中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