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研究

　　于　洋　朱怡璇　杨凌虹

　　（大连海事大学　大连　116026）

　　摘　要：航运业的全球化使得不同国籍、不同母语的船员必须协同作业，而由此产生的语言障碍常成为海上事故的重要诱因。据统计，约80% 的海事事故与人为因素有关，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语言交流不畅。为提高海上安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海事组织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航运语言政策，从早期的《国际信号代码》到后来的《标准航海通信用语》及《标准海事通信用语》，不断推动海上通信用语的规范化。本文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系统梳理了1949 年至今我国及国际航运语言政策的演变历程，探讨了各阶段政策的主要内容、演变原因及其对船员培训、沟通方式和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航运通用语言经历了从多语并存到统一英语、从局部规范到全面标准的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国际航运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大事故教训催生的结果，同时也满足了行业技术进步和跨国合作的需要。政策实施促使我国及其他航运大国加强船员英语培训、更新课程体系和考核标准，从而在船桥通信中普遍采用标准短语和英语指令，有效提升了沟通效率和航行安全。然而，案例分析也显示，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仍存在一定差距，亟须在培训质量、考核监督以及跨文化沟通等方面进一步改进。本文最后提出了关于更新标准、完善培训和利用科技辅助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未来航运语言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航运语言政策；标准海事通信用语；海事英语；沟通安全；船员培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0317（2025）01-0058-6

　　DOI：10.12424/HA.2025.010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501-058.html

　　一、引言

　　语言是保障海上安全和高效运营的关键工具。国际航运领域中，由于船员来自不同国家、讲不同语言，同船作业和跨国航行已成为常态。如果缺乏统一的沟通语言与规范，则极易因语言理解偏差导致严重事故。早在20 世纪60 年代，欧美等国主导的远洋运输中，虽然约80% 的船员以英语为母语，但到1970 年代末，船员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非英语母语者比例急剧上升（NOAA Office of CoastSurvey, n.d.）。多语种背景下的沟通障碍使得事故频发，例如1980 年代某化学品船因舵手未能准确理解引航员的英语口令，险些导致搁浅（ProfessionalMariner Staff, 2012）。由此，国际海事界逐步认识到制定统一的航运语言政策刻不容缓。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航运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语言障碍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中国船员驶向国际航线，提高海事英语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国际上，IMO 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标准，对我国航运语言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旨在系统回顾1949 年以来航运语言政策的演变历程，重点探讨IMO 制定的标准用语（如SMNV 和SMCP）以及我国在贯彻国际公约中的实践。文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各阶段主要的航运语言政策内容及其变化为何？这些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驱动？政策对船员培训、沟通方式以及职业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本文期望为今后完善航运语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本研究在理论上填补了语言政策与海事安全管理交叉领域的部分空白；在实践上，通过对多阶段政策变革及其影响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提升跨国船员团队的沟通效能，从而保障海上人命与财产安全。

　　二、文献综述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航运界对海事语言标准化的探索逐步展开。Strevens（1984）在SeaspeakReference Manual 中首次提出了一套受控的、有限的英语词汇用于海上通信；Weeks 等（1988）则编写了《Seaspeak Training Manual》，提出了相应的培训方法。这些早期努力表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业界，均已认识到标准化“海事用语”对减少沟通误差的重要性。同时，Katarzynska（2009）在探讨国际航运语言标准化时指出，制定统一语言标准有助于在多国船员协同作业时大幅降低因语言不通导致的事故风险。

　　另外，多起海难事故暴露出语言障碍的严重后果。1990 年“斯堪的纳维亚之星”号渡船火灾事故中，由于船员与乘客之间的语言不一致，疏散指令反复用多种语言广播，致使宝贵的逃生时间被耽误，导致惨重伤亡（时秋勇, 2007）。类似的事故在1990 年代屡有发生，促使国际社会加速推进航运语言标准化进程。此外，事故调查显示，诸如2007 年Cosco Busan 事故等事件中，由于船长与引航员之间沟通不畅，事故风险显著上升（Professional MarinerStaff, 2012）。这些研究为航运语言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充足的实证依据。

　　国际海事公约也在不断强化对船员语言能力的要求。1978 年通过的《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STCW）首次在船员技能标准中纳入了英语能力要求，而1995 年修订则进一步明确了驾驶员应具备使用IMO 标准用语进行沟通的能力（IMO, 1995a）。此外，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的修订也将船桥工作语言规定为英语，要求国际航行船舶在对外通信时使用统一语言。这些强制性条款不仅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海事英语重要性的共识，也为各国船员培训与考核提供了制度保障。

　　尽管已有诸多研究探讨了航运语言标准化的相关问题，但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政策演变脉络的系统梳理仍较为欠缺。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宏观政策分析与微观案例探讨相结合的方法，对航运语言政策的演进进行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文献分析与案例探讨，旨在全面还原航运语言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首先，本文收集了1949 年至今国内外与航运语言相关的重要政策文件和国际公约文本，包括IMO 大会决议、STCW 和SOLAS 修订条款以及我国海事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文件。为确保资料的权威性，研究优先采用官方出版物和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同时辅以其他权威资料（例如NOAA 官网提供的Seaspeak 介绍）。

　　其次，本文选取了典型的海难事故及实践案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之星”火灾和Cosco Busan 事故，通过分析事故调查报告及业内专家评论，探讨语言沟通问题与事故风险之间的关系。通过案例分析，不仅检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也评估了政策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此外，本文还综合了部分船员培训及考核制度改革的经验材料，分析政策对船员职业发展及沟通方式转变的深远影响。由于条件限制，未能进行现场访谈，故主要依赖已有文献记录及权威报道数据。

　　通过上述方法，本文力图对航运语言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系统梳理，并以三角验证的方式确保结论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四、分析与讨论

　　（一）航运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

　　1. 早期阶段（1949–1960 年）：多语并存与信号时代二战结束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国际航运尚未形成统一的口语沟通规范。各国船舶多采用本国语言进行内部交流，而对外通信则依赖莫尔斯电码和旗号等信号系统。例如，《国际信号代码》作为当时主要的跨国通信工具，在1965 年经IMO 修订后，虽然提供了多种语言对照，但仍无法完全弥合语言障碍。虽然当时英语在海事领域已具有一定影响力，但法语、西班牙语等仍在部分区域被广泛使用。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航运沟通主要依赖信号系统，尚未形成统一的口语规范。

　　2. 确立通用语言阶段（1970–1980 年）：标准航海用语的初步构建

　　1970 年代是航运语言政策的重要转折期。1973年，IMO 在海上安全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面对语言沟通障碍时，船舶应优先使用统一语言进行交流，并建议采用英语作为标准语言（IMO, 1977）。随后，IMO 组织专家编制了《标准航海通信用语》（SMNV），并于1977 年正式通过决议予以推广。SMNV 收录了一系列航行、避碰等场景下的标准术语，目的是使不同语言背景的海员能够以简明的英语表达各自意图，减少沟通误解。1985 年，IMO 对SMNV 进行了修订，扩充了词汇并完善了操作细则。此阶段，随着我国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恢复IMO 合法席位，逐步开始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在国内海事院校中开展了“航海英语”课程教学，为后续政策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3. 深化推广阶段（1988–1990 年）：事故教训推动的政策升级

　　尽管SMNV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船舶沟通中的语言问题，但80 年代末几起严重事故暴露出仅依靠航行用语标准化仍不足以应对复杂情境。1988年，IMO 进一步强调英语作为全球航运工作语言的重要性，并在会议中提出推广标准化海事用语（Professional Mariner Staff, 2012）。1990 年，“斯堪的纳维亚之星”号渡船火灾事故中，船员与乘客间语言不通成为指挥疏散的致命短板，直接导致惨重人员伤亡（时秋勇, 2007）。类似事故的接连发生促使IMO 在1995 年修订《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明确规定国际航行船舶在船桥及对外通信中必须使用英语，同时修订STCW 公约，将船长和驾驶员的英语能力作为必备要求（IMO,1995a）。我国作为STCW 公约的缔约国，也据此在国内船员培训与考核中强化了英语适任能力，形成了以事故教训为驱动的语言政策升级局面。

　　4. 全面规范阶段（2001 年）：SMCP 的出台

　　随着航运技术和业务复杂化，原有的SMNV 已难以满足现代海上通信的全部需求。2001 年，IMO在经过多年国际试验和修订后，通过了《标准海事通信用语》（SMCP）决议（IMO, 2001）。SMCP不仅涵盖了航行与避碰，还扩展到遇险求救、消防营救、拖带引航及日常操作等多个安全领域。其采用固定短语和简化句法，旨在减少自由表达带来的歧义，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自SMCP实施以来，各国海事机构纷纷更新培训大纲，将SMCP 纳入船员考试和实际操作中。我国在2001 年后，各海事院校陆续编写了中文版教材，并将SMCP 口语应用考核纳入船员适任考试中，从而推动了航运语言政策的全面规范和国际化进程。

　　5. 巩固完善阶段（2000 年至今）：落实与技术辅助

　　进入21 世纪后，航运语言政策的重点逐渐从标准制定转向实际落实。2010 年IMO 马尼拉大会修订STCW 公约，再次强调SMCP 的重要性，并要求在船上开展实战演练（Noble, 2018）。各国在加强船员培训的同时，也注重考核监督，确保实际操作中能严格使用标准用语。我国交通运输部及海事主管部门相继发布新版培训大纲，规定航海英语及SMCP训练为必修模块。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航运公司开始利用智能翻译、语音识别等技术辅助工具，提升船员实时沟通的准确性。尽管政策落实中仍存在部分船员因习惯性使用母语或地方口音问题，导致标准用语执行不够理想，但整体上语言政策对提高海上安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二）政策演变的驱动因素

　　贯穿上述各阶段，航运语言政策的演进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驱动，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国际航运环境的变革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海员构成日益国际化，传统单一语言的优势逐渐减弱。不同语言背景的船员在同一船舶中协同作业，必然导致沟通效率下降和误解风险增加（NOAA Office ofCoast Survey, n.d.）。与此同时，随着远洋运输量的激增和船舶体量的不断扩大，任何微小的沟通失误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安全事故。这种国际航运环境的深刻变化为制定统一语言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2. 重大事故的警示效应

　　历史上多起海难事故均因语言沟通不畅而酿成惨剧。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之星”火灾和CoscoBusan 事故的发生，均凸显出多语种沟通在紧急情况下的弊端（ 时秋勇, 2007；Professional MarinerStaff, 2012）。每一次惨痛事故都促使国际海事组织和各国政府反思并更新相关规定，将事故教训转化为政策推动力。这种以事故为契机的政策升级，使得航运语言标准不断完善和细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类似悲剧的重演风险。

　　3. 行业技术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需求

　　随着航运业的不断现代化，集装箱运输、大型船舶和跨国海上工程对高效沟通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技术的引入（如VTS、GMDSS 等）虽然提升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但同时也要求船员能准确使用统一标准进行操作和交流（IMO, 2001）。此外，国际合作成为推动航运语言政策演进的重要动力。IMO作为全球航运规则的制定机构，通过多国专家协商和试用反馈，确保了标准用语具备广泛适用性和权威性。各国在共享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培训方法，推动语言政策从理念走向实践。

　　（三）政策对船员培训、沟通方式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1. 船员语言培训的革新

　　统一的语言政策直接推动了船员培训体系的重大变革。自SMNV 出台以来，国内外众多海事院校相继将“航海英语”作为必修课程，其内容涵盖了航行、通信、机舱操作等专业术语训练。2001 年SMCP 实施后，各院校及时更新教材，增加了标准短语的教学，并在模拟器训练中强化了实际操作的英语交流（王卉, 2010）。此外，各国在船员适任考试中增加了英语听力和口语考核，确保船员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准确使用标准用语。长期来看，语言培训的不断强化不仅提升了船员的专业技能，也使英语成为晋升和就业的重要门槛。

　　2. 船桥沟通方式的转变

　　航运语言政策使船舶内部的沟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不同母语船员在关键时刻往往各自使用母语进行交流，容易出现理解偏差。而如今，多数远洋船舶均规定船上工作语言为英语，日常指令、值班交接均严格遵循标准用语。标准化的呼叫、应答模式使得信息传递更加高效，极大地降低了因沟通失误引发事故的风险（Professional MarinerStaff, 2012）。虽然在非正式场合仍存在个别船员习惯使用方言或俚语的现象，但整体上，标准用语已逐渐内化为每位海员的职业素养，为团队协作和跨国合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3. 船员职业发展与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国际海事公约对语言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英语水平已成为衡量船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许多国家在船员晋升及适任证书考核中，均将英语能力列为核心考核内容，使得语言过硬的船员更易获得高级岗位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统一语言降低了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促进了跨国就业机会的增加。掌握标准海事英语不仅使船员在实际操作中更具优势，也为其日后从事管理和国际事务交流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语言政策的有效落实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船员的职业竞争力，并推动了整个航运业的现代化转型。

　　4. 案例验证：沟通改善带来的安全效益

　　引入SMCP 后，全球海上事故率尤其是因通信不当引发的事故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以2003 年波斯湾两船险撞事件为例，双方船长均采用标准短语迅速沟通，成功避免了碰撞风险；而在Cosco Busan事故后，外籍船长英语能力问题引发的争议也促使相关国家加强了英语考核（NTSB, 2009）。大量实证表明，标准化语言的推广在降低人为失误、提高救援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提示政策落实过程中还需加强管理与监督，确保每一位船员都能内化并熟练运用标准用语。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49 年以来航运语言政策演变历程的系统回顾与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航运语言政策经历了从多语并存到统一英语、从局部标准到全面规范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国际航运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重大事故教训催生的结果。其次，政策演变的内在驱动主要来自国际航运环境的深刻变革、重大事故的警示效应以及行业技术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需求。最后，政策的有效实施不仅推动了船员培训体系的革新、船桥沟通方式的转变，还显著提升了船员的职业竞争力和行业整体安全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随着航运技术和业务模式的不断演进，IMO 应定期评估并更新SMCP 标准，适时增补新型设备、电子海图等相关术语，确保标准始终与实际需求相匹配；（2）各国应进一步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推广情景模拟和实操训练，强化船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实际应对能力。同时，主管部门在适任考核和登轮检查中应严格把关，对不达标者实行再培训制度，确保语言要求落到实处；（3）除了语言本身，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沟通的重要因素。建议IMO 及各国航运机构开展跨文化沟通研究，将相关内容纳入培训体系，帮助船员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有效地交流协作；（4）开发智能翻译、语音识别及语音纠正工具，可在紧急情况下为船员提供及时辅助，既提高沟通效率，又避免因过度依赖技术而削弱自身语言能力；（5）各国应通过IMO 等平台，定期交流培训经验和事故教训，推动全球海事语言标准的持续改进。我国作为航运大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分享自身在船员培训和信息化教学方面的成功经验。

　　总之，航运语言政策的不断演进为全球海上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未来，只有在持续更新标准、强化培训监督、注重跨文化沟通以及借力科技辅助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下，才能确保语言政策真正转化为船员日常操作中的安全红利，进而推动全球航运业实现更加高效、安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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