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恸乌鲁木齐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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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7-23 14:44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周范才 | 乌鲁木齐报道
“我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回家。”7月7日中午12时许，本刊记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采访时，碰到了前来这里找儿子的维吾尔族大妈汉巴尔·伊莎。
汉巴尔手里捏着一张身份证，姓名栏里用汉维两种文字写着：帕尔哈提·艾依沙。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帕尔哈提就是她的儿子，在家乐福超市当保安，“5日那天他在店里上班，听说在维持秩序时被人打了。”
事发后，汉巴尔在女儿的陪同下去了乌鲁木齐的很多医院寻找儿子，但没有任何音讯。
在重症监护病房门口的一堆沾满血迹的衣服前，汉巴尔突然又惊又悲地叫起来：“这是他的裤子，这是他的裤子。”随后，医院的护士立即给汉巴尔和她的女儿穿上防护服，带他们进入重症监护病房认人。
偌大的病房里，躺满了重伤员，有的至今昏迷不醒。在病房最里头的一张病床前，汉巴尔停了下来，几秒钟后，她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随之一头栽倒在地。她的女儿，也跪倒在地上，情绪失控地拼命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病床上躺着的正是汉巴尔大妈几天来一直在寻找的儿子帕尔哈提，这个出生于1983年的青年依然昏迷，戴着氧气罩，身上插满各种导管，一动不动，只有胸脯在轻微地起伏。
帕尔哈提床头摆放的病历上，登记的名字是“无名氏C”。
9具尸体被烧焦
在汉巴尔母女俩被保安搀扶着送出病房后，值班护士李佳将病历上的“无名氏C”改为帕尔哈提·艾依沙。这位从事发后一直坚守在岗位的护士留着泪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帕尔哈提被送来时血流满面，经过手术，他的右眼已被摘除，至今还昏迷不醒。
李佳透露，像帕尔哈提这样仍然昏迷、不知姓名的重伤员还有很多。就在汉巴尔大妈离开后，本刊记者又看到两拨家属走到楼道口翻检衣物，试图寻找已经失踪多日的亲人的信息。
7月8日的新疆本地媒体《都市消费晨报》上，就有两则寻亲的消息，一位失踪者是牌号为新AT1147出租车的司机于新平，另一位则是《都市消费晨报》的一位发行员，寻人启事称，7月5日21时30分左右，晨报发行员马彦明在团结路陶瓷厂附近给订户安装报箱时与单位及家人失去联系，至今无任何消息。
而7月7日中午，本刊记者在乌鲁木齐中湾街采访时，得知这里一家粮油店的老板与其家人共4人死亡，1人失踪。粮油店里的物品已经化为灰烬。旁边的一位目击者称，当时他看到十几名暴徒冲进店里拖出两三个人，用棍棒狂殴，这几个人被打得已经不能动弹的时候，暴徒又将他们拖入店中，等暴徒出来时，店里面已燃起了大火。
据在现场的遇难者的一位亲人介绍，粮油店的老板名叫张明营，来自河南，在当天的事件中，张明营以及他84岁的母亲赵氏，13岁的儿子张雨，还有27岁的外甥，四人均被打死。而张明营的妻子至今下落不明。“他母亲本来在河南老家，因为兄弟几个都在乌鲁木齐打工，没人照顾，去年他们将母亲从老家接到乌鲁木齐，谁能想到三代人就一下子死了4个。”
7月7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乌鲁木齐北郊的一家殡仪馆，工作人员正在存放着几具刚刚送来的尸体。负责人称，这里存放着几十具此次事件中遇难者的遗体。
这位负责人称，每天都会有许多人前来寻找亲人，但因为冷冻设备的条件所限，他们目前难以接待零星的亲人认尸，公安部门正在统计失踪者，过几天会安排统一认尸。
在7月8日下午6点30分乌鲁木齐市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意大利记者问遇难者中还有多少人未得到家属辨认，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说，此次事件中有9具尸体被烧焦，目前正在收集失踪者家属的DNA。
惨剧就发生在公司门口
7月8日上午，乌鲁木齐市919路公交车司机崔跃玉的父亲被公安机关采了DNA的血样。“7·5”事件发生后，正在出车的崔跃玉就失去了消息。
919路公交车所属的兴盛公司是乌鲁木齐市的第三大公交公司，拥有15条线路，340辆公交车，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确认3人死亡，1人失踪，有16人受重伤，其中包括3名维族驾驶员，有19辆公交车和1辆小轿车被烧毁。”兴盛公司副总经理郑玉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惨剧就发生在公司门口。7月5日11时许，912路公交车女驾驶员李萍驾车到达公司门口时，其车辆被数百人围堵，随后20多岁的李萍被拉出驾驶室扔到马路上，多根棍棒向她的头上砸去。住在公司对面楼上的一位同事目睹了李萍遇难的全过程，这位同事已经不愿意再回顾那天晚上悲惨的一幕，只是战战兢兢地说：“李萍才休完产假，孩子才10个月，他们怎么就这么残忍呢。”
李萍被打死后，车辆被当场烧掉。事故现场已经被清理，但地面上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同样是在这天晚上11时许，在事发后立即外出巡线的兴盛公司副总经理王笃昆和维修车间主任冯先周，驾驶一辆中华小轿车回到公司门口，两人被拉下汽车一顿狂打。在警察赶到暴徒散去后，兴盛公司职工立即将两人拖进公司院里，但冯先周已经没有了脉搏，王笃昆一只胳膊被打断。
另一位遇难者是902路驾驶员韦新旺，也是被打死在离公司100多米的地方。在兴盛公司办公楼的墙上，本刊记者看到一张公司员工为韦新旺捐款的名单。郑玉林称，韦新旺家的经济条件不太好，“事发后大家自发为他捐了一些钱。”
这些遇难者，最终未能跨入那道或许可以保全他们性命的公司大门。
“那天晚上9点20分我们终于打通了110报警电话，警察赶到时，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兴盛公司办公室秘书董秋实心痛地告诉本刊记者，“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参与了公司的清障工作，从煤化厂，经幸福路、大湾路到赛马场，一路上全是被烧毁的车辆、店面，有的店面火还没有熄灭，地上全是血。”
事发3天之后，本刊记者到这里采访时，依然是疮痍满目。
位于大湾南路赛马场的兴盛公司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区，此路段亦是此次事件中打砸抢烧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上世纪80年代，民运会曾在这里举办，因为此地有赛马项目而得名。
在兴盛公司背后的一片空地上，停放了20多辆被烧毁的公交车和小轿车，大部分车辆的牌照已经被烧毁，其中一辆小轿车的车体炸开。
和兴盛公司毗临的通通商贸、天轩汽车两家汽车销售公司，同样损失惨重。铁栅栏内，被焚毁、砸碎的汽车还保持着原样，有的汽车被烧得只剩下了骨架。
天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总经理马亮清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当天晚上10点左右，店里已经下班，仅留有一名工作人员看守。这时，人群像潮水一样从远处的街道涌来，暴徒们从兴盛公司的院子里开出一辆公交车直接冲进了店铺，把店铺玻璃全部砸烂，随后试图把公交车点燃，引燃所有的车辆。“他们很专业，直接上来把汽车的油管割开，然后放火点燃。守店的员工在地下室躲过一劫。”
“粗略估计，直接损失200多万。”马亮清介绍，这家店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
兴盛公司副总经理郑玉林介绍说，当天晚上，他们院子里停放的5辆公交车被暴徒们开出，其中4辆被横放在马路中间作路障，之后被烧毁。
装死才捡了一条命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瞭望东方周刊》见到了同属兴盛公司的公交车驾驶员张波。
31岁的张波是5个月前才到乌鲁木齐开公交车的，5日晚，他坐同事开的公交车回公司时，意外发生了。一群暴徒挥舞着铁棍、木棒叫嚣着奔公交车而来。
张波乘坐的908路公交车，当时载有十几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来得及逃离，车窗玻璃很快就被砸碎。张波和车上惶恐的乘客被赶下车，随后被追着狂打。
“有一个人打我时把木棍打断了。”张波回忆，没多久他就被打晕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不知道了。”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病房，头部包扎，右腿迄今没有任何知觉，“我不知道这条腿还能不能保住。”
张波说，他当时还看到不远处一辆902路公交车也被砸。后来本刊记者证实，那辆车就是韦新旺驾驶的车辆。张波还不知道，包括韦新旺在内的三位同事已经遇难。
那个原本普通的夜晚，让教了多年地理的中学老师胡景新明白了什么叫“慌不择路”。
7月5日晚8时左右，乌鲁木齐的天空还是一片明亮，离夜幕降临还有近两小时。这时，正准备从工作的市十六中学回家的胡景新，听到同事们传来的消息，市内一些路段已经有人群聚集。
胡景新首先去了有小孩的妹妹家，一切安好。放下心来的胡景新以为不会有什么大事，正准备返回学校，不料想短短100多米的距离竟然差点让他的生命画上终点。
在一个十字路口，至少有两辆车被焚烧，乘客尖叫着从车上跑下来，惊恐四散。危险也在逼近胡景新。来不及思考，他随着逃离的路人向学校跑去，两个人拿着砖头从背后追上来，随后劈头盖脸朝他砸下。
被砸倒在地的胡景新爬起来，继续跑，但又一次被砸倒，“我摔倒了好几次，周围的人也顾不上我，都在拼命跑。”
等胡景新一路挣扎着跑回学校时，时间指向了10点15分，短短100多米的距离他竟然跑了一个多小时。
而市民王炳舜是装死才捡了一条命，被打倒在地的他纹丝不动地趴在地上，直到暴徒渐渐远去，一辆救护车路过时，他才爬起来大喊救命，“医生打开车门先四周看了下，发现没人才匆忙跳下来把我放进了车厢。”
全身淤血的王炳舜被送到了乌鲁木齐市南门中医院，和同样受伤的胡景新成了病友。
在7月7日12时30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乌鲁木齐市市长吉尔拉·衣沙木丁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6日22时，该事件已造成156人死亡，1080人受伤，260余辆机动车被烧、被砸，209家店铺、门面及2座楼房被焚烧。
各个部门都出台了应急方案
自治区人民医院因地处暴力事件的中心区域，收治的伤员最多。
“整个一楼大厅就是一个大的分诊台。”该院副院长克里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5日当晚事发后，伤员被源源不断送来，医护人员在大厅迅速检视后，依据轻重程度再转送到各个科室，“脑外伤最多，很多人头部、背部、手臂上都有伤口。前后收治了300多名伤员，危重伤员有30多个，死亡的有18个。”
克里木介绍，瞬时增加的大量伤员让医院猝不及防。不过，听说事件消息后的医护人员自发迅速往医院集结。“有的光走路就走了两个多小时。”
然而，就在医护人员往医院赶的路上，不幸同样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据克里木介绍，当天晚上，该院一共有4位医护人员在暴力事件中受伤。已经退休的内分泌科专家齐广生，近70岁高龄，在赶往医院的途中，被暴徒打成了上肢骨折。
“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原因，抢救生命是第一位的。”该院75岁的老专家王自立说，他这几天一直都在各个科室巡视，伤员都以钝器伤为主。
这几来，该院的医护人员几乎是连轴转。“我也是7日早上才把沾满了血迹的白大褂换下。”克里木说。因为医院病床紧张，这位维吾尔族的副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塞进去一张病床。
和医院一样，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的各个部门都出台了应急方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安运部部长杨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事发当晚，他们就派了20辆公交车配合政府部门进入事发区运送被困的行人，“我们是国有企业，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即使在事件发生后，危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尽最大努力保证车辆的运行，“每辆车上配一名保卫人员，到了7日，出车率已经达到了88%，有的驾驶员心里其实很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出车。”
一些单位在事发时迅速组织了自我保护措施。同属兴盛公司的901路公交车站场同样位于暴乱最为严重的大湾路。901路车队队长腾惠民告诉本刊记者，当晚9点半左右，马路上的打砸抢烧就开始了，到了凌晨一点，一伙暴徒开始冲击他们的站场，“我们组织了百十号人自卫，有十几个暴徒被我们打退，随后来了更多暴徒，他们在门外用石头往院子里扔，砸坏了好多车窗的玻璃。”
在情况最为危急的时候，腾惠民带人将院子后面的围墙砸开一个洞，让妇女和孩子逃到后面的一块荒地里。
不过，停在站场门外的五辆公交车还是被暴徒点燃，“他们用的是汽油瓶，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让腾惠民感动的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所有在站场的少数民族驾驶员也加入了保卫站场的行动中，“901路有80%的驾驶员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对这些暴徒也很气愤，毕竟还是好人多，我们平时相处得非常融洽。”
尽快消除对民族团结的影响
7月7日，本刊记者在乌鲁木齐市后泉路的一座院子里采访了多位维吾尔族群众。这个院子住着18户人家，除两户汉族外，其余全是维吾尔族家庭。
阿布都肉苏力·牙生来自麦盖提县，以收卖二手家具为生，一年有几千元收入，养活了一家5口人。在事发当晚，在门口开商店的两名汉族群众到院子里求助，他毫不犹豫地将他们保护起来。
他说，他亲眼从门缝里看到，有一位女士开着一辆吉利车在他们门口被暴徒拦劫，车被烧掉，女士被打死。
阿布都肉苏力说，“这些暴徒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们连自己的维族兄弟也打也杀，说明这不是民族矛盾。”
在北湾街和后泉路的丁字路口，事发当天有多辆汽车被焚烧，虽然现场早已清理，而且不断地有清洁职工在清扫，但地面上烧黑的痕迹依然醒目。
在乌鲁木齐著名的国际大巴扎，所有的店铺都已关门，昔日热闹的景象不再。
新疆绿洲中国旅行社工作人员孙剑告诉本刊记者，就在事件发生后的3天内，他手上原来接待的两个旅游团已经取消了行程，“其中一个是从上海来的，原本6日早晨要出发前往伊犁，5日出事后他们就买机票回去了。”
7月本是新疆的旅游旺季。往常，每天从乌鲁木齐发往天池的旅游车有4个车次，但这几天仅仅发两车还坐不满。
“对经济的影响或许很快可以恢复，但人心里的阴影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马品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年前乌鲁木齐曾发生过一次公交车爆炸事件，那是在过年的时候，直到现在，每到过年，还有人提醒我少坐公交车。”
马品彦称，这次暴力事件，作案区域很广，时间很长，对群众的刺激也更大。
“在处理一些个案中，一定要以法律为依据。”马品彦说，“这次事件在意料之中，因为韶关事件是最容易被‘三股势力’借题发挥的，但意料之外的是，竟然会发生在乌鲁木齐。”他说，“尽快想办法消除这次事件对民族团结的影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在喀什生活了49年的新疆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陈平也有同样的观点。“在解决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陈平说。
天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亮清介绍，他的身边已经有一些经商的朋友打算撤离乌鲁木齐，但他不会动摇继续在这里开店的决心，“我的店员就有几个是维吾尔族。平时有很多维族朋友到我店里来买车，我们关系都非常好。我希望政府能尽快让周围的环境稳定下来，好重新开业。”
兴盛公司办公室秘书董秋实坦承，这次事件肯定会有心理阴影，但会尽快恢复，“我从小在这里生活，也有维族朋友，不管生活工作，都很好。毕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是互相离不开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月6日中午，本刊记者抵达乌鲁木齐时，感觉事态已经逐渐得到控制。街头的一些店铺还在开门营业。当天下午，乘车前往大湾路、二道桥等地，除了路上行人稀少外，并没有发现更多异常。
但到了7日，气氛紧张起来。
当天中午，正当本刊记者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采访时，一些群众不停地向医院涌来，医院所有的大门被关闭，后勤、安保等部门职工拿着盾牌、木棒、警棍迅速在急救中心门口集结。
当天下午5：00，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发表电视讲话，指出“7月5日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坏人，极力炒作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把一个一般的治安事件说成是民族事件，极力煽动民族仇恨所致”，“但今天以来，有一些单位的汉族职工、群众又组织起来，有的甚至走上街头，把本来已经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搞得乱哄哄的，有的甚至凭感情用事”，“千万不能把矛头对向自己的民族兄弟”。
王乐泉同时宣布，从当天下午9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乌鲁木齐市全面实行交通管制。
当天下午8点半左右，各个街道均出现警察劝告路人尽快回家，并张贴了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
7月8日，乌鲁木齐市街头的气氛有所缓和，有零星的出租车开始投入营运。在大湾路等重点区域，有武警的车队来回巡逻，位于赛马场附近的一个加气站也开始营业。本刊记者乘坐的新AT0311出租车司机安建军这一天接到不少同行打来的电话，询问路上是否安全，并表示在第二天就开始营运。
在街头，出现许多宣传民族团结的标语，诸如“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兄弟，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兄弟”。在一些民族聚居区域，也出现了好多戴着红袖章维持秩序的少数民族同胞。
当天中午，本刊记者再次前往二道桥、赛马场等地，并和部分维族群众进行了交流。在赛马场附近开着一家生活用品店的阿不力米提说，全家7口人，“我这个店一天能挣50块钱，父母年龄大了，孩子也需要花费，这几天店没开，心里很着急，我准备这两天就开始营业。”
9日上午，本刊记者在乌鲁木齐市街头看到，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明显增多，也鲜有行人拿着棍棒出行。
在前一天下午6点30分，乌鲁木齐市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会议上，正在介绍情况的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突然提高声调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哪个民族，只要胆敢以身试法，实施打砸抢烧的暴力行为，我们一定会严惩不贷，决不手软。”
会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喀什：难以理解的风波
在广东“6·26”事件发生后，就有人从海外打电话给旭日玩具厂的新疆疏附县工人，说要在海外给他们提供舆论支持，极力将一个普通的案件描绘成一个涉及民族矛盾的事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宏鹏、李骥志 | 新疆喀什报道
这是一片宁静的乡村，高耸的白杨密匝匝地将农家门前的小路围成一个个“胡同”。偶尔几声鸟鸣，打破乡村的寂静。看到汽车扬起的尘土，喀什疏附县站敏乡20岁的帕提古丽知道村里有客人来了。自从她弟弟10天前死于广东一家玩具厂的械斗之后，事件被别有用心的人推演成一出惊人的悲剧。
怎么就起了那么大的冲突
帕提古丽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风暴的焦点之一。7月7日是她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一身缟素，黑裙子、白头巾，显得有点紧张。她不停地搓着手，向本刊记者道出事情原委。
帕提古丽对《望东方周刊》说，自己的父母于1995年和2001年先后去世，由姑姑作主，姐姐很早就嫁到了别的乡，两个弟弟在喀什疏附县孤儿院长大。
家里的土地，由村委会和亲戚邻居帮助耕种。
在政府安排下，两个弟弟都由政府资助在疏附县孤儿学校读书至初中毕业。自己在站敏乡读完初中。随后，三人开始走向社会，尝试着为自己的生活作主。
帕提古丽说，大弟弟阿西木江·艾买提2008年曾参加县上组织的劳务输出，在内地鞋厂打工一年，挣了七八千元钱。今年在家呆了3个月，6月16日又出发，21日到的韶关，没想到26日就出事了。
关于发生在广东韶关的冲突，传闻很多。语言不通、交流不畅是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场误会，”帕提古丽说。
帕提古丽同样不解的是，一场普通的打架斗殴，居然在网络上被大肆渲染，夹杂着挑拨民族关系的恶毒言论，甚至被人用来作为发动打砸抢烧的借口。帕提古丽情绪激动地说：“不要再制造误会了，不要再让更多的人失去亲人了。”
在政府的帮助下，阿西木江·艾买提的遗体，6月29日被空运回家乡喀什疏附县站敏乡，并及时下葬。乡长买买提·艾力对本刊记者说，如果不是政府关怀，就是花上五六万元钱，那么遥远的距离，遗体也很难被运回。
7月9日，阿西木江·艾买提的家属将拿到抚恤金。
帕提古丽失去弟弟后，疏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古丽娜像母亲一样关心她，打算认她做干女儿。
帕提古丽说，她正在努力学习，争取今后到疏附县城里的幼儿园当一名老师。
人们都抢着出去打工挣钱
“6·26”事件之后，有人开始提出疑问，为什么把新疆的劳动力转移到内地务工？甚至有人造谣中伤，称这是想消灭维吾尔族的习性。面对这些误解和别有用心的栽赃，疏附县委书记龚卫兵显得情绪激动。让他愤慨的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被人利用并发展成严重的暴力事件，显然是一场阴谋，与疏附县多年来的劳务输出更是扯不上关系。
他对本刊记者说，2003年，县里组织2000名妇女乘火车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家渠市的一个团场务工，迈开了有组织劳务输出的第一步。那时候，许多没出过远门的群众对外面的世界心存惶恐，为了说服老乡勇敢地走出去赚钱致富，县里的干部费了不少口舌。每派出一批务工者，县里都要派干部跟着，帮助维护工人权益，照应生活。
六七年过去了，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转变。“现在不用做思想工作了，都抢着出去打工挣钱，”龚卫兵说，“几年前娃娃们还不敢上火车，现在每次集体劳务输出出发时，总有人偷偷溜上车，看都看不住”。
站敏乡的买买提明·玉努斯今年50岁，她的四女儿参与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后，立即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20岁的四女儿2008年3月到惠州一家鞋厂打工，今年3月又转到佛山的一家鞋厂，一年净挣1万元。在他们村，2008年人均收入才3200元。
买买提明·玉努斯对《望东方周刊》说，当时乡里号召参加劳务输出时，有些乡亲还迟疑。“我是老党员，我头一个响应号召，支持女儿出门。现在好了，看到我家的情况，现在乡亲们争着让孩子出门打工。今年我的侄子也跟我家四女儿一道去了佛山。”
在买买提明·玉努斯看来，打工回来的孩子，眼界就是不一样，衣着时髦、见解不凡。跟人说话的时候，客客气气的。买买提明·玉努斯笑着说，打工回来的女孩子，特别讲究卫生。那些平时邋邋遢遢的小伙子，和打工的姑娘都处不上男女朋友。
买买提明·玉努斯家还和广东“6·26”事件中的一名死者是远房亲戚。买买提明·玉努斯说，他们相信党和政府会公正地处理好这个事情。“一些人在乌鲁木齐借此闹事，只代表一小撮人”。
韶关的事件发生后，买买提明·玉努斯与女儿通了几次电话，那边厂里加派了保安，女儿工作安心，还成了厂里的明星职工。
有人从海外打电话给旭日玩具厂的疏附县工人
据疏附县委介绍，广东“6·26”事件后，并没有给县里劳务输出带来多大影响。内地省份的工厂到疏附县联系劳务输出的仍然很多。疏附县每年有7万人在外务工，其中，在疆外务工的有1.2万人。今年计划达到1.5万。
据悉，内地企业看好疏附县的农民工，主要是因为疏附的劳务输出有组织，签订合同一般在一年以上，可以保证用工稳定。同时，由于事前经过了严格培训，疏附县劳务输出人员在劳动纪律、劳动态度上都表现较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委副书记阿布都克尤木·买买提7日在广东韶关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未来新疆富余劳动力外出东部地区就业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他说：“除韶关外，在沿海一些城市也接收过来自新疆疏附县的劳务输出人员，他们生产生活秩序都非常正常。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
阿布都克尤木说，中国西部地区富余劳动力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就业，是切合中国基本国情的重大举措。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东西部合作、加快了西部发展步伐，而且对于提高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和学习能力、增加农村群众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介绍说，事发当日，韶关方面将新疆籍务工人员全部及时安置在设施齐备的韶关市委党校和曲江德育中心，在饮食安排上也充分尊重民族习惯。现在，安置点新疆籍员工已全部转到新开设的旭日玩具厂新车间复工。
事实上，“三股势力”制造的谣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疏附县推行有组织劳务输出之初，“三股势力”就散布谣言，说县里组织到内地省份务工的女工都是做三陪女。现在，劳务输出红红火火，谣言不攻自破。在广东“6·26”事件发生后，就有人从海外打电话给旭日玩具厂的疏附县工人，说要在海外给他们提供舆论支持，极力将一个普通的案件描绘成一个涉及民族矛盾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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