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罕有的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恩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第一次痛哭：

　　1942年7月，周老太爷突然中风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

　　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村、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住红岩村，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红岩村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村。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做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

　　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去世了。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

　　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第三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恩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

　　“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恩来回红岩村。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恩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脚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第二次痛哭：

　　1946年的4月8日，国共谈判飞机失事，王若飞、博古、叶挺逝世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恩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周恩来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杨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息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又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第三次痛哭：

　　1946年10月28日，判终破裂，内战爆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当时，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

　　第四次痛哭：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恩来与陈云一同反冒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紧蹙，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的同志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着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簌簌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传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眼泪。

　　但是，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责任编辑/要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