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震惊中外的“周总理遗言”
- 来源:今日文摘
- 关键字:1976年,震惊,周总理,遗言
- 发布时间:2011-07-19 14:13
1976年，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
23岁青年工人炮制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思考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这个想法，他便立刻动起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他炮制总理遗言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的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炮制出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问题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1975.12.19
传抄与追查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了。
它于1976年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到三月底四月初已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地区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对最初的谣言，几天之内定位在了杭州。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为什么人们理解“总理在遗言中称赞四人帮”
然而，回到这篇伪造的“总理遗言”本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里面明显提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总理”明明也是赞扬了王洪文与张春桥的，为什么说这还是一份反四人帮的材料？总理与四人帮的矛盾，任何一个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李君旭还要如此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如此兴奋？
亲历者是如此解释的：“……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个人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还必须与四人帮周旋。他们相信这是总理与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战略。假如“总理遗言”中没有这些内容，反而不可信。
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而在谣言背后，则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肖文荐自《都市文化报》）
责编：天翼
……
为什么一个23岁普通工人炮制的“总理遗言”，让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疯狂传抄？为什么这份遗言让当权派惊恐万分？
23岁青年工人炮制总理遗言
1976年1月8日，巨星陨落，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各大报纸上，怀念总理的文章被压缩，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缩小字号，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教育革命”等有意占据。十里长街送总理，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
2月5日，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把骨灰撒到海里’”的遗嘱。“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强烈地认为，当时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事实上，根据各种记载，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在经过几天思考后，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遗言！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有了这个想法，他便立刻动起手来。23岁，如此年轻，还是一个工人，有人不免怀疑，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事实上，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但热爱文学，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父母也是知识分子。他炮制总理遗言非常用心，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参考胡志明的遗言。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撒骨灰等细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骨灰撒到海里”改为“撒掉”这种简练的用法。
炮制出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问题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1975.12.19
传抄与追查
当李君旭将这份“遗言”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并谎称这是抄自“某油印稿”时，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于是，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这份“总理遗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了。
它于1976年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几天内风靡全城。到三月底四月初已传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十多家外国及香港地区的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
人们兴奋、激动，又有几分紧张，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遗言”是安慰也是希望。
然而，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权派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凡看过、抄过、传过“遗言”的，一律要受到盘问。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新生反革命分子”。而对最初的谣言，几天之内定位在了杭州。李君旭很快被查到，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共7人。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好四人帮倒台，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他们就被平反了，因为这是属于“反四人帮”的行为。李君旭被教育“制造谣言是不对的”后也被释放了。
为什么人们理解“总理在遗言中称赞四人帮”
然而，回到这篇伪造的“总理遗言”本身，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里面明显提到了对邓小平的赞扬，但“总理”明明也是赞扬了王洪文与张春桥的，为什么说这还是一份反四人帮的材料？总理与四人帮的矛盾，任何一个稍微关心政治的人都能感受得到。那为什么李君旭还要如此伪造总理遗言，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如此兴奋？
亲历者是如此解释的：“……那时候，中国人民的普遍情绪，已经对那几个人非常反感了，后来转念一想，周总理是很有战略的，只要邓小平保住了就好。”
在人们心目中，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还必须与四人帮周旋。他们相信这是总理与四人帮斗争的一种战略。假如“总理遗言”中没有这些内容，反而不可信。
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总理遗言”并进行疯狂传播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1、“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2、“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3、“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
从文本上分析，这篇“总理遗言”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进一步分析，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这份“总理遗言”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在已经展开“批邓”的环境下，“遗言”力挺邓小平，又“曲笔”点出了人们愤恨的四人帮，自然会受到欢迎。
而在谣言背后，则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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