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的“切尔诺贝利” 广东贵屿调查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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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9-01 16:54
“从未想过会再度去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为了一份责任,我甚至想逃走。尽管从那里回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但那浓浓的黑烟、变色的水塘和堆积如山的废料,依然压在心头。这份沉重,是我生命中难以承受的……”
“今天我们将带你去全球最有毒的地方看一看,有很多人不愿让你看到那些,那位于中国南方的小镇。在那里,你无法呼吸,无法饮水,那儿的孩子们血管里流动着铅。”2009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一部纪录片的开头,选择了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南方的一座小镇——贵屿。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南濒练江,位于潮阳、潮南、普宁三地交界,总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13.9万人,下辖27个村。2004年,《微型计算机》曾对这座号称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地的小镇和距离它不远的揭阳进行了实地暗访:那里四处可见堆积成山的废弃电子电器产品,每天还有源源不断的洋垃圾倾泻与此,一些简易的作坊中,当地人用最低级的处理方式从中解析出金、铜、铝等一切能赚钱的东西。这里的水塘大多是一种病态的青黑色,黑色的浓烟肆意地在背街小巷翻滚,顽皮的孩童甚至在垃圾山中找寻自己的玩具。
数年过去之后,贵屿今天又是怎样的一番景况?为何这里的电子垃圾源源不绝?为何在这里能形成一个电子垃圾“产业链”?难道当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破坏着自己的家园?本刊记者再度深入贵屿,带回了详尽的一线调查实录。
污染,仍在继续
为了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2005年,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牵头,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把贵屿镇列入了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基地,也是唯一的镇级试点单位,正式启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而当地政府也从2004年开始,积极展开了各项整治工作。
然而,今年5月13日记者刚到贵屿就发现,这里电子垃圾的原始拆解仍在继续。除了一些街角的绿化和污水的治理,这里的环境状况对比4年前看不出太大改善——显然,由于过去对于环境的破坏太过严重,因而很难在短短几年就有什么改变。此外,我们还发现,与5年前不同的是自己迎来更多的却是当地人的警惕,这使得记者的采访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洗金厂外,当地出租车司机甚至提醒记者,别让工厂里的人看到相机,哪怕是手机也不行(因为有拍照功能),因为“任谁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外地人”。
在当天傍晚,记者以问路为借口,透过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看到一个家庭作坊里一位正在烤电路板的中年妇女,竟然要透过闻烤板中释放出来的气体的不同,从而来辨别取出的元件是什么物质的集成元件。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种作坊并没有以前那么明目张胆。与5年前相比,尽管基本的拆解仍主要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但是由于媒体频繁曝光,从前在街头进行的“烧板”转入了室内,会产生大量浓烟的“洗金”操作大部分改到了晚上进行,从前密布在镇子里的黄烟作坊转移到了野外河边。而且一些依稀记得的地方也有数家已经关门停工,据当地人透露:那里的老板要么受不了这里的环境,去外地做别的行业,要么是因为金融危机和政府的整治,觉得赚不到什么钱了;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正他们之前也赚够了”。
因钱而生的垃圾贸易
5年过去了,这里的电子垃圾却依然绵绵不绝,它们从何而来?为何贵屿的电子垃圾处理竟能形成一种灰色产业?在5年前我们对国内电子垃圾的报道中,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除了国内自然生成的废旧电子产品,更多的是来自海外的洋垃圾。
日前,一部来自日本NHK的纪录片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日本拥有最先进的废料处理技术,但日本的垃圾回收业要保持盈利却很困难。一方面,这种高科技处理工厂价格昂贵的设备、很高的人工费用、为实现零污染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在蚕食利润;另一方面,在日本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者。他们在日本各地的垃圾堆弃场寻找各种垃圾,就算那些在日本人看来只能埋掉的东西,在这些来自中国的电子垃圾贸易者看来也是宝贝。一拖船的破铜烂铁就值3千万日元(约合215万元人民币)。“真想不到连这也能卖钱,直到装运上船一直都不敢相信”,日本人对此感到惊讶。
同时,他们的到来也让日本垃圾的价格飞涨,对日本当地的回收业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废弃饮料瓶为例,日本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政府必须为回收业者无偿提供塑料瓶,再从贩卖塑料瓶饮料的制造商那里收取每公斤50日元的处理费用,这种制度是日本再生业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中国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以每公斤20日元或更高的价格进行有偿收购。这样,不仅地方能增加收入,制造商也没有了负担。其它种类垃圾的状况也多少与此相似。于是,大量的垃圾被出口到中国,日本当地的回收工厂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垃圾,开动率往往低于50%。由于日本是以实现垃圾在本土的循环再生为目标,而不是商业利益,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者,他们几乎无能为力,往往只能以赤字为代价来竞购垃圾。
美国和欧洲的回收体系也是建立在这种“垃圾有偿回收和制造商责任制”的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是脆弱的,一旦有人愿意为垃圾付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垃圾出口甚至走私到任何国家。一个反对垃圾出口的美国回收业者说:“当你把垃圾运到海外时,仅做很少的工作就能赚到双倍的钱。在前端,把垃圾交给你的某人会付给你处理费,在后端你把垃圾卖到亚洲去处理又能赚到钱,同时你为此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干,所以这全和钱有关。”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Minute》的记者也曝光了贵屿洋垃圾的来源。记者们盯上的这家倒霉公司名叫“Executive Recycling”,该公司在网站上对公众承诺:“你们的电子垃圾将在美国本地得到妥善的处置,而非简单的被倾倒在其它地方。”该公司拿下了丹佛市以及周边3个州的循环经济项目合同。随后记者们发现,一些可疑的集装箱从该收集场地中被运出,内装数量不菲的CRT显示器,未经许可将它们运出美国境内是非法的。通过跟踪集装箱号码,记者们发现该集装箱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装船出境,经过12004公里的海上旅途来到了香港维多利亚港。在直升机上,美国人看到了在香港堆积的垃圾——“那里有几英亩的显示器”,而这些显示器最终可能的归宿就是贵屿。
19世纪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
在贵屿,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来处理这些海外舶来或是从内地收得的电子垃圾。不过记者发现,这里的灰色产业链和处理工艺,与5年前我们到来时并没有太大差异。
当有实力的一级拆解作坊弄到货源后,专门从事拆解的工人使用螺丝刀、锤子、扳手和电钻等工具,将废电器逐个拆卸,不断地将其化整为零。然后将其按照材料的不同分类:塑料、金属、电路板、电线等。随后,作坊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处理一部分(一般是金属部件,比如铜、铝等),剩下的东西就会卖给其它专门的二级作坊和工厂进行回收处理。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大量的污染如同瘟疫一般诞生和扩散。当塑料被送到二级分拣作坊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检测设备,分拣工人必须靠点燃塑料,然后用鼻子闻燃烧的气味来区分不同的材质。因为塑料燃烧时会产生二恶英和呋喃等剧毒气体,一些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人可能患上严重的肺病,甚至癌症。
在二级电路板处理作坊,污染则更加严重。废旧的电路板上有各种芯片、电容、极管等零部件,可以回收利用。同时板上还有镀金、锡焊料、铜骨架等各类金属。为了分离出上面的电子元件,工人们需要将电路板放在煤炉上加热至焊锡融化,然后把元件一个个取下来。在高温下,电路板会释放大量有毒尘埃,被人体吸收后,长期积累将造成重金属中毒。
元件都被分离下来的电路板还可以用来洗金。在偏僻的洗金作坊里,工人们用19世纪的方式——王水炼金法把黄金分离出来。在酸洗过程中有大量黄色强酸气体产生,工人的肺会因为气体的腐蚀而严重受损,也可能因为吸入太多洗金的药物而中毒,最后甚至难以康复。以上只是贵屿污染源的一部分,各种工序都会造成不同种类的污染。有毒物质已经渗透到贵屿的每个角落,空气、土壤、地下水。
“我们知道这里污染很严重,但我们没有选择,这里几乎所有人都靠这些(电子垃圾)为生。”一些居民无奈并麻木地说。
危害的不仅仅是这代人
那么这种原始的处理方式,究竟会对当地人造成多大的伤害?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霍霞教授对贵屿镇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对于烧板洗金等电子垃圾拆解工作对人体的危害也有深刻了解。她告诉记者,贵屿镇儿童与10公里外的潮南区儿童以及200公里外的厦门市郊区儿童相比,贵屿镇儿童的死亡率、早产率、低体重儿几率高于其它两组对照组,同时体内的铅、镉、铬等重金属含量都比对照组高,“不是高一点儿,而是高挺多”。记者又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医疗工作者,得到较一致的回答就是,当地主要是皮肤接触性过敏、皮肤创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肾脏疾病以及癌症发病率较高,另外流产率比正常情况高出数倍。
专门研究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靳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电子垃圾则被非正规处理企业当做普通垃圾扔掉,非正规企业通常以焚烧、强酸腐蚀等粗放的工艺获得铜等金属,其余‘无用’物质均随意丢弃。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还直接对环境造成了二次污染。”据《中国环境报》最新报道,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世纪末,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面积达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面积为130多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粮食减产就达1000万吨,还有1200万吨粮食受污染,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有专家指出,一个占地10公顷的污染企业每年可能给当地政府带来成百上千万元的税收,殊不知,如果这10公顷土地被污染,可能需要花上亿元甚至十多亿元的投入才能恢复。如果不加以治理,仅由土壤本身自然恢复,一般需要耗费两三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金钱与毒药之间的选择
明知污染严重,却仍不肯丢弃这要命的产业,究竟是什么吸引着这里的人?
经过我们此次的调查了解,一吨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129.7千克铜、0.45千克黄金、20千克锡,总共值7000美元。因此对这些电子垃圾进行不需要先进技术、设备、成本低的手工拆解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且始终不用担心原料供应问题。
预计全球每年会产生2000~2500万吨电子垃圾。根据不完全可靠数据显示,贵屿镇年拆解量高达155万吨,其中大概130万吨是通过香港、南海等港口地走私入境的“洋垃圾”。每年它们给贵屿镇带来了15.6亿元的产值,为中国各产业提供了150万吨的各类“再生”原料(主要包括各类金属、塑料和废旧电子元件)。发展到现在,这个诱人的产业已经吸纳了数万人参与其中。
因为电子垃圾拆解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地人不愿意放弃这块有毒的金矿。在贵屿镇,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地位差异很大—或许是数年前到这里时采访时间太过紧凑,这是当时记者所没有感受到的。大部分本地人通过拆解电子垃圾获得了最初的资金积累后,自己都远离了有毒的电子垃圾,他们大多是工厂主、作坊主,极少本地人愿意参与到具体的拆解工作去。拆解工作几乎全部由外来人承担,本地人付给外来农民工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成了外来工在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拆解业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体力工作,比如转运、装卸货物,也几乎全由外来人来承担。采访中,操着外地口音的工人们提得最多的就是“挣钱”二字,“烧板”一天只要干10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多块钱。
这些外地农民工一般租用当地人的老房子,没有自来水,基本靠买几块钱一桶的水喝。当地的水污染依旧很严重,很多依旧没有自来水的村落还是依靠地下水,井水维持日常生活,而这些地下水源已经直接被有毒金属和化学品污染。记者在离开时,从车窗中仍数次看到这样的景况:一些妇女和儿童就在已经有些发黑的水塘里洗衣服和食物,沿岸还堆有显示器外壳和板卡残料。
MC观点
5年的时间,贵屿并不是没有尝试改变,但已经成型的产业链和巨大的收益,使得这里仍无法摆脱那浓重的阴影。相比5年前,尽管自从我国2004年明令禁止进口11类废电器后,贵屿镇的进口“货源”开始减少,而由于我国家电产品进入报废高峰期,约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600万台洗衣机、1000万台电脑即将报废,贵屿的上游材料来源重心逐渐向国内转移,因而这里依然“生意兴隆”。
而相对于贵屿电子垃圾泛滥成灾,国内一些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企业却正面临缺乏原材料开工的窘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都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得到政府认可的处理中心存在,但是由于回收体系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这些处理中心大多处于无米下锅的状态。
从正规回收处理企业的角度来讲,国内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市场,相当于是专业电子垃圾处理企业和非正规电子垃圾处理从业者之间的博弈。目前电子垃圾处理企业运转最大的困难之一还是回收的电子垃圾量不足。与小商贩们走街串巷收集相比,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几乎不存在现实的优势。
在IT行业,厂商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制造、包装和使用过程中的环保,以此带来的差异化竞争同时也获得了公益效果。但在回收方面,勇于承担者却寥寥无几。而消费者则大多只看到卖掉废旧电子电器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最终处理方式和将给环境带来怎样的伤害却并不在意,这也是中国目前环保基础建设的难点之一。
总的来讲,环保尤其是垃圾回收,需要国家政府、制造厂商、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和消费者共同的努力。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就必须先建立起一个正规的的回收渠道,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为基础,以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以制造商责任的强制承担为依托——这一切的一切,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刻不容缓!
……
“今天我们将带你去全球最有毒的地方看一看,有很多人不愿让你看到那些,那位于中国南方的小镇。在那里,你无法呼吸,无法饮水,那儿的孩子们血管里流动着铅。”2009年初,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一部纪录片的开头,选择了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南方的一座小镇——贵屿。
汕头市潮阳区贵屿镇南濒练江,位于潮阳、潮南、普宁三地交界,总面积52平方公里,人口13.9万人,下辖27个村。2004年,《微型计算机》曾对这座号称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地的小镇和距离它不远的揭阳进行了实地暗访:那里四处可见堆积成山的废弃电子电器产品,每天还有源源不断的洋垃圾倾泻与此,一些简易的作坊中,当地人用最低级的处理方式从中解析出金、铜、铝等一切能赚钱的东西。这里的水塘大多是一种病态的青黑色,黑色的浓烟肆意地在背街小巷翻滚,顽皮的孩童甚至在垃圾山中找寻自己的玩具。
数年过去之后,贵屿今天又是怎样的一番景况?为何这里的电子垃圾源源不绝?为何在这里能形成一个电子垃圾“产业链”?难道当地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破坏着自己的家园?本刊记者再度深入贵屿,带回了详尽的一线调查实录。
污染,仍在继续
为了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2005年,经国务院同意,发改委牵头,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组织开展循环经济试点(第一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把贵屿镇列入了第一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基地,也是唯一的镇级试点单位,正式启动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工作。而当地政府也从2004年开始,积极展开了各项整治工作。
然而,今年5月13日记者刚到贵屿就发现,这里电子垃圾的原始拆解仍在继续。除了一些街角的绿化和污水的治理,这里的环境状况对比4年前看不出太大改善——显然,由于过去对于环境的破坏太过严重,因而很难在短短几年就有什么改变。此外,我们还发现,与5年前不同的是自己迎来更多的却是当地人的警惕,这使得记者的采访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洗金厂外,当地出租车司机甚至提醒记者,别让工厂里的人看到相机,哪怕是手机也不行(因为有拍照功能),因为“任谁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外地人”。
在当天傍晚,记者以问路为借口,透过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看到一个家庭作坊里一位正在烤电路板的中年妇女,竟然要透过闻烤板中释放出来的气体的不同,从而来辨别取出的元件是什么物质的集成元件。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这种作坊并没有以前那么明目张胆。与5年前相比,尽管基本的拆解仍主要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但是由于媒体频繁曝光,从前在街头进行的“烧板”转入了室内,会产生大量浓烟的“洗金”操作大部分改到了晚上进行,从前密布在镇子里的黄烟作坊转移到了野外河边。而且一些依稀记得的地方也有数家已经关门停工,据当地人透露:那里的老板要么受不了这里的环境,去外地做别的行业,要么是因为金融危机和政府的整治,觉得赚不到什么钱了;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正他们之前也赚够了”。
因钱而生的垃圾贸易
5年过去了,这里的电子垃圾却依然绵绵不绝,它们从何而来?为何贵屿的电子垃圾处理竟能形成一种灰色产业?在5年前我们对国内电子垃圾的报道中,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除了国内自然生成的废旧电子产品,更多的是来自海外的洋垃圾。
日前,一部来自日本NHK的纪录片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日本拥有最先进的废料处理技术,但日本的垃圾回收业要保持盈利却很困难。一方面,这种高科技处理工厂价格昂贵的设备、很高的人工费用、为实现零污染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在蚕食利润;另一方面,在日本出现了来自中国的竞争者。他们在日本各地的垃圾堆弃场寻找各种垃圾,就算那些在日本人看来只能埋掉的东西,在这些来自中国的电子垃圾贸易者看来也是宝贝。一拖船的破铜烂铁就值3千万日元(约合215万元人民币)。“真想不到连这也能卖钱,直到装运上船一直都不敢相信”,日本人对此感到惊讶。
同时,他们的到来也让日本垃圾的价格飞涨,对日本当地的回收业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废弃饮料瓶为例,日本法律规定,地方自治政府必须为回收业者无偿提供塑料瓶,再从贩卖塑料瓶饮料的制造商那里收取每公斤50日元的处理费用,这种制度是日本再生业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中国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以每公斤20日元或更高的价格进行有偿收购。这样,不仅地方能增加收入,制造商也没有了负担。其它种类垃圾的状况也多少与此相似。于是,大量的垃圾被出口到中国,日本当地的回收工厂却因为没有足够的垃圾,开动率往往低于50%。由于日本是以实现垃圾在本土的循环再生为目标,而不是商业利益,面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者,他们几乎无能为力,往往只能以赤字为代价来竞购垃圾。
美国和欧洲的回收体系也是建立在这种“垃圾有偿回收和制造商责任制”的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是脆弱的,一旦有人愿意为垃圾付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垃圾出口甚至走私到任何国家。一个反对垃圾出口的美国回收业者说:“当你把垃圾运到海外时,仅做很少的工作就能赚到双倍的钱。在前端,把垃圾交给你的某人会付给你处理费,在后端你把垃圾卖到亚洲去处理又能赚到钱,同时你为此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干,所以这全和钱有关。”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Minute》的记者也曝光了贵屿洋垃圾的来源。记者们盯上的这家倒霉公司名叫“Executive Recycling”,该公司在网站上对公众承诺:“你们的电子垃圾将在美国本地得到妥善的处置,而非简单的被倾倒在其它地方。”该公司拿下了丹佛市以及周边3个州的循环经济项目合同。随后记者们发现,一些可疑的集装箱从该收集场地中被运出,内装数量不菲的CRT显示器,未经许可将它们运出美国境内是非法的。通过跟踪集装箱号码,记者们发现该集装箱在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市装船出境,经过12004公里的海上旅途来到了香港维多利亚港。在直升机上,美国人看到了在香港堆积的垃圾——“那里有几英亩的显示器”,而这些显示器最终可能的归宿就是贵屿。
19世纪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
在贵屿,有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来处理这些海外舶来或是从内地收得的电子垃圾。不过记者发现,这里的灰色产业链和处理工艺,与5年前我们到来时并没有太大差异。
当有实力的一级拆解作坊弄到货源后,专门从事拆解的工人使用螺丝刀、锤子、扳手和电钻等工具,将废电器逐个拆卸,不断地将其化整为零。然后将其按照材料的不同分类:塑料、金属、电路板、电线等。随后,作坊主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处理一部分(一般是金属部件,比如铜、铝等),剩下的东西就会卖给其它专门的二级作坊和工厂进行回收处理。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大量的污染如同瘟疫一般诞生和扩散。当塑料被送到二级分拣作坊时,因为没有现代化的检测设备,分拣工人必须靠点燃塑料,然后用鼻子闻燃烧的气味来区分不同的材质。因为塑料燃烧时会产生二恶英和呋喃等剧毒气体,一些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人可能患上严重的肺病,甚至癌症。
在二级电路板处理作坊,污染则更加严重。废旧的电路板上有各种芯片、电容、极管等零部件,可以回收利用。同时板上还有镀金、锡焊料、铜骨架等各类金属。为了分离出上面的电子元件,工人们需要将电路板放在煤炉上加热至焊锡融化,然后把元件一个个取下来。在高温下,电路板会释放大量有毒尘埃,被人体吸收后,长期积累将造成重金属中毒。
元件都被分离下来的电路板还可以用来洗金。在偏僻的洗金作坊里,工人们用19世纪的方式——王水炼金法把黄金分离出来。在酸洗过程中有大量黄色强酸气体产生,工人的肺会因为气体的腐蚀而严重受损,也可能因为吸入太多洗金的药物而中毒,最后甚至难以康复。以上只是贵屿污染源的一部分,各种工序都会造成不同种类的污染。有毒物质已经渗透到贵屿的每个角落,空气、土壤、地下水。
“我们知道这里污染很严重,但我们没有选择,这里几乎所有人都靠这些(电子垃圾)为生。”一些居民无奈并麻木地说。
危害的不仅仅是这代人
那么这种原始的处理方式,究竟会对当地人造成多大的伤害?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霍霞教授对贵屿镇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对于烧板洗金等电子垃圾拆解工作对人体的危害也有深刻了解。她告诉记者,贵屿镇儿童与10公里外的潮南区儿童以及200公里外的厦门市郊区儿童相比,贵屿镇儿童的死亡率、早产率、低体重儿几率高于其它两组对照组,同时体内的铅、镉、铬等重金属含量都比对照组高,“不是高一点儿,而是高挺多”。记者又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医疗工作者,得到较一致的回答就是,当地主要是皮肤接触性过敏、皮肤创伤、神经系统疾病、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肾脏疾病以及癌症发病率较高,另外流产率比正常情况高出数倍。
专门研究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靳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电子垃圾则被非正规处理企业当做普通垃圾扔掉,非正规企业通常以焚烧、强酸腐蚀等粗放的工艺获得铜等金属,其余‘无用’物质均随意丢弃。这不仅浪费了资源,还直接对环境造成了二次污染。”据《中国环境报》最新报道,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世纪末,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多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面积达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面积为130多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粮食减产就达1000万吨,还有1200万吨粮食受污染,二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亿元。有专家指出,一个占地10公顷的污染企业每年可能给当地政府带来成百上千万元的税收,殊不知,如果这10公顷土地被污染,可能需要花上亿元甚至十多亿元的投入才能恢复。如果不加以治理,仅由土壤本身自然恢复,一般需要耗费两三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金钱与毒药之间的选择
明知污染严重,却仍不肯丢弃这要命的产业,究竟是什么吸引着这里的人?
经过我们此次的调查了解,一吨电子板卡,可以分离出129.7千克铜、0.45千克黄金、20千克锡,总共值7000美元。因此对这些电子垃圾进行不需要先进技术、设备、成本低的手工拆解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且始终不用担心原料供应问题。
预计全球每年会产生2000~2500万吨电子垃圾。根据不完全可靠数据显示,贵屿镇年拆解量高达155万吨,其中大概130万吨是通过香港、南海等港口地走私入境的“洋垃圾”。每年它们给贵屿镇带来了15.6亿元的产值,为中国各产业提供了150万吨的各类“再生”原料(主要包括各类金属、塑料和废旧电子元件)。发展到现在,这个诱人的产业已经吸纳了数万人参与其中。
因为电子垃圾拆解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当地人不愿意放弃这块有毒的金矿。在贵屿镇,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地位差异很大—或许是数年前到这里时采访时间太过紧凑,这是当时记者所没有感受到的。大部分本地人通过拆解电子垃圾获得了最初的资金积累后,自己都远离了有毒的电子垃圾,他们大多是工厂主、作坊主,极少本地人愿意参与到具体的拆解工作去。拆解工作几乎全部由外来人承担,本地人付给外来农民工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成了外来工在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拆解业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体力工作,比如转运、装卸货物,也几乎全由外来人来承担。采访中,操着外地口音的工人们提得最多的就是“挣钱”二字,“烧板”一天只要干10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多块钱。
这些外地农民工一般租用当地人的老房子,没有自来水,基本靠买几块钱一桶的水喝。当地的水污染依旧很严重,很多依旧没有自来水的村落还是依靠地下水,井水维持日常生活,而这些地下水源已经直接被有毒金属和化学品污染。记者在离开时,从车窗中仍数次看到这样的景况:一些妇女和儿童就在已经有些发黑的水塘里洗衣服和食物,沿岸还堆有显示器外壳和板卡残料。
MC观点
5年的时间,贵屿并不是没有尝试改变,但已经成型的产业链和巨大的收益,使得这里仍无法摆脱那浓重的阴影。相比5年前,尽管自从我国2004年明令禁止进口11类废电器后,贵屿镇的进口“货源”开始减少,而由于我国家电产品进入报废高峰期,约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600万台洗衣机、1000万台电脑即将报废,贵屿的上游材料来源重心逐渐向国内转移,因而这里依然“生意兴隆”。
而相对于贵屿电子垃圾泛滥成灾,国内一些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企业却正面临缺乏原材料开工的窘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都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得到政府认可的处理中心存在,但是由于回收体系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这些处理中心大多处于无米下锅的状态。
从正规回收处理企业的角度来讲,国内电子垃圾回收处理市场,相当于是专业电子垃圾处理企业和非正规电子垃圾处理从业者之间的博弈。目前电子垃圾处理企业运转最大的困难之一还是回收的电子垃圾量不足。与小商贩们走街串巷收集相比,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几乎不存在现实的优势。
在IT行业,厂商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了制造、包装和使用过程中的环保,以此带来的差异化竞争同时也获得了公益效果。但在回收方面,勇于承担者却寥寥无几。而消费者则大多只看到卖掉废旧电子电器的利益,对于它们的最终处理方式和将给环境带来怎样的伤害却并不在意,这也是中国目前环保基础建设的难点之一。
总的来讲,环保尤其是垃圾回收,需要国家政府、制造厂商、正规回收处理企业和消费者共同的努力。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就必须先建立起一个正规的的回收渠道,以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为基础,以专门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以制造商责任的强制承担为依托——这一切的一切,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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