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定义，不在其发生，而在其被记录。政治家比历史学者更早明白这一点。太宗的高明，是他对舆论压迫少，收买的多。大家日子过得好，说起好话来才有创造性
唐太宗到国子学，听学者讲经，称颂曾子的孝，大不高兴。
这是从何说起呢？唐太宗讲了《孔子家语》里的一个故事。曾参给家中瓜圃锄草，粗心大意，把瓜秧锄断了。他的父亲曾皙怒极，用很大的棒子打曾参的背，曾参趴在地上受杖，昏厥好几次。孔子知道了，不让曾参进门，因为父亲打儿子，在儿子一方，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才是孝，曾参不逃跑，陷父亲于不义，不孝莫大焉。
唐太宗对孝悌的义理如此敏感，因为他曾杀死两个兄弟，逼父亲退位。此时他做皇帝已经十几年了，口碑还好，而心病难消。他特别地垂意文教，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关心别人怎么写他。他派亲信大臣房玄龄主修实录，并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那件事，好比周公之诛管、蔡，不必有所忌讳。实际上，房玄龄明白皇帝的心思，少不得要隐恶扬善一番。
比如实录里说，当年李渊太原起兵，全是李世民出的主意，李渊说：“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
这些都是没影儿的事，瞎编的。李渊早有不臣之心，定策诸人，有李世民，更有刘文静等，李世民颇有功劳，但也不算谋主，更谈不上“皆世民之谋”。只是那批人，死的死，哑的哑，只由着李世民讲故事。李渊起事之初口许世民为世子，没人听到；如果是密室之言，则李世民说有，别人也难以说无。“将佐”云云，就像后世之所谓“群众都说好”，群众是谁，是多是少，几头几眼，是天不知地不晓的事。
李世民靠政变当皇帝，其合法性，在程序上是没办法讲通的，便在大义上做文章。如果从太原起兵，到后来的打江山，都是李世民的功劳，那么，他做皇帝，虽不合理，倒也合情了。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点，除了渲染世民的事迹，还要贬低他的兄弟，特别是大哥李建成，一个宽厚的人，被描述为“荒色嗜酒”的无用之辈——不知魏征为什么要追随这样的人。
唐初史臣，不敢直斥高祖李渊，但字里行间，处处扬子抑父。读者得到的印象是，李渊因人成事，藉子成名，自己没有什么了不得，后来更是老糊涂了。于是，开天辟地，只剩世民一个人，他不当皇帝，“将佐”一千个不答应，老天一万个不答应。
李世民当皇帝当得不错，此外，篡位也罢，禅让也罢，在今天看来，无大轻重，但衡量古人的伦理，不能放在今天的处境。贞观之治是一回事，玄武门之变是另一回事。说到玄武门之变，本是李世民发难，但正史所记，仿佛是不得已的自卫，是受害者。
李建成是太子，他要当皇帝，用不着和兄弟为难。只是李世民步步进逼，夺嫡之势已形，李建成便同老四李元吉结盟，对抗世民。双方的争斗，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李世民布置周密，先发制人，论其手段，是远高于两个兄弟了。伏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后，他派尉迟敬德进宫报告李渊，太子和齐王为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李渊只好唯唯诺诺。后来李世民诛杀建成和元吉的后代，李渊也无力阻止。
此事可回味处，是天下人的耳目，竟一时可掩。唐初的记载，清一色地舆论一律，若非后人从蛛丝马迹中，努力探查，则玄武门之变的真相，竟致湮没。不要说唐朝，便是后世，私家著述更发达，也有许多事情，为皇家一手遮灭，踪迹难寻了。宋太宗“烛影摇红”，那么大的事情，仅从帘幔的角落，隐约露些声影，到今天说来，也在或有或无，半信半疑之间；雍正继位的事，当时的著述者无不缄口，后来议论纷纷，只是因为雍正自己大声分说，才越抹越黑。
历史的定义，不在其发生，而在其被记录。政治家比历史学者更早明白这一点。太宗的高明，是他对舆论压迫少，收买的多。大家日子过得好，说起好话来才有创造性。著名的贞观之治，一半是太宗施政得体，一半便是唐人粉饰。就太宗方面，一半是他本来就会是好皇帝，一半是他要明证天意，努力成为更好的皇帝。不管他怎么想，唐初人拥享数十年太平，也算有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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