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这段历史的灰尘

　　1958年6月18日，昆明城外，56岁的张若名伫立在河边，目光呆滞、悲愤。她转过脸，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纵身跃入盘龙江中。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被打成“右派”，含冤而去的女性，曾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先驱，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第一位女博士。还有，她曾是周恩来早期亲密的女友。

　　“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认为，如果你伯伯不是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样认为。”——邓颖超与侄女周秉德的谈话。

　　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是同班同学。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学生爱国运动如火如荼。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五六千名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冲破军营的阻挡，到北洋政府直隶省公署门前请愿，要求取消卖国的军事协约，恢复被解散的天津学联。群众推出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曹锐，结果四人全部遭到逮捕。18岁的张若名被关在北洋军阀关押死刑犯的营务处达半年之久，她毫无所惧，坚贞不屈。同年7月，四人一起获释。这段时间的张若名与周恩来，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坦诚的朋友，她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追叙了1919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1922年6月，张若名与郭隆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在“少共”内负责宣传，张若名经常担任主讲人，并撰写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列宁追悼会，在会上慷慨陈词，暴露了身份，遭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捕，险些被驱逐出境。她并不惧怕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她渴望继续求学，渴望读书、研究，渴望在安宁的生活里完成学业。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奔走于法国、英国、德国之间从事党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求的安宁的留学生涯距离越来越远。

　　在一个绵绵的雨夜，她送周恩来踏上归国的行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已是遥遥无期。送走最亲密的战友后，张若名宣布退出“少共”。22岁的张若名，最终放弃了她少女时代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同时也意味着与相处了五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分道扬镳。

　　192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法国里昂郊外中法大学的女生宿舍，突然来了位访客。此时的张若名，为了潜心读书，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隐居在大学里已三年之久，她想不出还会有谁能找到这里。她带着疑惑走进会客室，陌生人摘下墨镜，张若名看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周恩来心情激荡，两人一时相对无言。

　　周恩来刚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作可信赖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1931年1月，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教授的张若名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此时，她已是留法博士、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学者杨堃的妻子。在此后的13年里，张若名一直在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十几年里，她忠实地信守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政治，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应云南大学邀请，张若名随丈夫举家迁到昆明，杨堑任社会学系主任，张若名执教于中文系，仍讲授法国文学。

　　1955年4月，在昆明郑庄一个宽敞的会客厅里，分别了整整27年的周恩来和张若名再次相见。27年前里昂大学校园里那位美丽窈窕的女留学生，现在已是双鬓斑白的学者。27年前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已是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将去参加万隆会议，途经昆明，特意提出与故人相见。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会客厅，他握住张若名的手，感慨地说：“多年未见了。”接着，又代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等大家坐在一起，谈起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入党的事，总理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愣在一旁，却无言以对。到后来，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各种冲击接踵而至，张若名才明白了总理的一片苦心：退团的责任要比退党小得多——总理是为了保护她。

　　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教学、研究领域里运用自如的张若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剧。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她都积极热忱地投入，但最终反而被运动所吞没。她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认为儿子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21年后才恢复自由。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中文系召开批判会，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想不通。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辩，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1980年，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后，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给云南大学写了信。随后，张若名被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韩琳琳摘自《统战月刊》）

　　萧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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