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海权衰落原因

　　明代对海防建设比较重视，水师及战船数量，明显多于海上基本无战事的清前期。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规定的兵船数量和万历年间造万余只的定额，大大超过清道光以前1650艘兵船拥有量。

　　与人们的认识不同，笔者认为，18世纪中国海权逐渐衰落，有着复杂的原因。

　　清代海防有发展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原王朝强敌多在西北，东南沿海鲜闻烽火，通常把陆防作为建设重点。直到明代以前，中国沿海并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真正形成海防体系，应该说白明代开始。与明代相比，清朝在18世纪的海防，有以下的发展和进步：其一，明代采取备海防于大陆之上的策略，这等于把海上的险要拱手资敌，自己则据守在大陆上，又缺乏强大的海上舰队，实际上使沿海诸岛成为倭夷和海盗出没的窟穴。清代在18世纪的海防不仅是防敌于大陆，而且制敌于海岛，这是明代海防策略所不及的。

　　其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开始修建虎门要塞，18世纪的沿海设防逐步以炮台式要塞，取代卫所城池体系的格局。雍正帝在位时，试图建立强大的八旗水师，但他对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管理上有诸多漏洞，又有好大喜功的毛病，八旗水师部队成立后难如人意。而乾陉帝并无雍正帝那样的见识，因噎废食，致使北洋海防愈见薄弱。这是清廷军事部署上的一大失误，也反映f}{清王朝海权意识的薄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水师日益腐败，不堪一击。

　　海权不只是战船

　　现代海权理论的开山鼻祖是美国人马汉。他认为，海权包括两部分海上力量，即，用于控制海洋的军事力量和用于利用海洋的非军事力量，“控制海洋”是海权的军事因素，“利用海洋”则是海权的经济因素，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马汉认为：“商业、航运、殖民地”是形成海权遂行的三个重要环节。此三者也是发展海外贸易，创造国家财富、支持强大海军必具的条件。海军则是控制海洋、利用海洋、支持一个国家保护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维护海权的主要工具。

　　随着航海交通技术的改进，18世纪，西方国家的艨艟巨舰无远弗届，航海交通的成本远远小于陆路交通，也是西方国家海权意识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比如说，18世纪的英国海权以贸易、殖民、海军为基本内容，三者你促我进，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系。

　　马汉对18世纪法国海军政策提出过批评。当时，法国海军以所谓的“海路之战”击败英国，于是，英国的战斗舰队躲在港内不敢出头，而在海上突袭商船的法国巡洋舰却数量日增。其结果是，尽眚英国损失了不少商船，商业仍日益繁荣，而法国的商船完全从海上失踪了。可见，“海路之战”不能代替战斗舰队的会战。

　　炮舰决定海洋权益

　　进人18世纪以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瓜分世界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即便是称雄四海的大英帝国也无力完全控制世界海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主张“海洋自由论”。1702年，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将海洋区分为“从陆地到权力所及的地方”和公海两大部分，前者属于沿海国家的主权管辖范围，后者则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有物。他提出：“陆地上的控制权，终止在武器力量终止之处。”

　　意大利法学家加利安尼，鉴于当时大炮的平均射程，提议沿海国所属海域f领海）宽度以三海里为限，获得各国普遍欢迎。从此，世界的海洋分割为领海和公海两个部分，各国以划定领海的形式获得利用和控制海洋的权利，成为合乎国际行为规范的行动，领海也便具有了海洋国土的性质。

　　18世纪是西方海权意识大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同时期却受大陆思想的束缚，尽管有辽阔的海疆、众多的岛屿和四通八达的海峡，却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海权意识。

　　原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豫康将军指出：在16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由于三百多年形成海洋历史的大断层，造成整个民族海洋观念和海权思想的大衰落，万里海疆几乎成为无人问津的真空带。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广阔的海洋成了冒险家角逐的新领域。海洋成了列强向外侵略掠夺殖民地的通道，中国沿海也就变成帝国主义入侵的主要方向。

　　缺乏发展海军动力

　　中国人在海上的活动，至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过一个高峰，其后便于不知不觉之中日趋式微。其中原因何在？一般认为：以自给白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本质上并不需要强大的海军，不需要拥有利用海洋和保卫国家利益综合一体的海上力量，发展海军事业缺乏内在的动力，导玫海洋意识淡薄。

　　清王朝在18世纪执行闭关锁国政策，改多口通商为一口通商，相继颁布限制外商的条款和章程。但是，1840年以前，清王朝并非简单地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仅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调节政策以维持现状，既不反对商业，也没有被中国中心论的优越感所激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稳定，只有当沿海地区的安全受到海洋贸易的威胁时，清朝统治者才恢复限制贸易的政策。

　　B银外流与海禁

　　现代学者对清政府奉行的“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人番”的政策颇多诟责，但是，海禁政策的确有它的海防意义。海禁政策并不是统治者主观意志的结果。

　　这在18世纪是一种与开海派相对立的思潮。清代《海防经略纂要》中说：“西南雄郡如琼州为廉之外户，五指山腹心尽为黎据，郡邑封疆环滨海。若白沙、琼馆、文吕、海安、海康，对峙番岛，防御当严，舡只编号，寸板不许下海之禁，岂可少弛也哉？”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严行海禁是靖海谧边的良策。

　　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中国白银的外流引起清廷的恐慌，禁海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另一方面，开海派的官僚主张开放海洋贸易，以增加就业机会和解决人口过剩问题。

　　海禁政策使中国与当时的世界相隔阂，形成一种以白积能、白转换机制起圭要作用而对外界环境依赖较少的内耗散态系统。海禁政策貌似强固海防，效果却适得其反。它导致国内经济发展迟滞，国势衰败；同时，激化沿海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更逼得一些人铤而走险，或参与走私贩毒，或啸聚海上打家劫舍，东南海疆祸乱丛生。

　　清代海禁政策是以H我安全为核心内容对国家防务进行的筹划，使得海防战略重点发生异化。

　　混淆海防与海安

　　在18世纪，指导中国沿海防务的基本策略，就是“守”，几乎无人论及外海作战，争夺制海权；相反，还有一些人I田i地为牢地白限于修陆路之备，主张不必争利海中。这样最终导致了海洋观念的淡薄、海权在近代的丧失以及陆权的难以保护。

　　中国海洋文化在“以海为商”上则十分落后，始终突破不了中原农业文化所制定的重农抑商国策。

　　白大愚昧使清廷实行海禁政策，而海禁政策反过来使清廷对外部世界更加茫然不知，更加白大愚昧。这种不能知己知彼的混沌状态，必然表现于国家的海防事业中。在“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的18世纪，中国成了自己成就的受害者，她既然已经达到如此匀称的一种守衡状态，也就很难意识到，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变革或创新。清政府在18世纪的海防政策，可谓刻舟求剑，不能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

　　其实，“海防”与”海安”是两个颇为不同的问题。“海防”是指海上防卫，即以海上武力抵御外患，消灭来犯之敌，确保国家安全。这属于军事的范畴。而“海安”是指海上保安，即以海上警察力量维持海上秩序，达到治安、船安、人安、航安的四大要求。然而，在18世纪，清政府的水师基本上是一支水上警察，战斗力极弱，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为保持兵船在航速等方面对民船的优势，清政府对民船的制造屡加限制，使得中国海上航运的发展疲软不振。

　　清政府海权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处理“防”与“放”的辩证关系。正确的海防观是既要打开国门，又要巩固边防。一方面。只有“放”，才能从根本上达到“防”的目的；另一方面，“放”的同时更要注意“防”。要开放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防予以保障，否则开放就不是健康的开放，必将引狼入室。

　　（肖心荐自《特别关注》）

　　文/张世明 责编/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