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文字狱中死里逃生，就被下放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只是个空头官衔，既无实权，又无俸禄，只有一点微薄的实物配给。苏轼到黄州后，一家老小20多口人的生活成了问题。
困难没有难倒乐天达观的苏轼。每月的初一，他从积蓄中取4500钱等分成30串，挂在屋梁上。用钱时挑下一串来，每天的用度不超过150钱，剩下的放进一个大竹筒里，用来招待客人。这种勒紧裤腰带的日子，他过得有滋有味。
粮食不够，苏轼就从当地政府那里弄到五十亩废弃坡地，脱下长衫，带领全家开荒种地。
尽管如此，苏轼的日子还是过得挺紧巴。他继续在节约上大做文章，写了一篇《节饮食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让家人监督。文中说，从今以后，我每顿饭只饮一杯酒，吃一个荤菜。若有贵客来访，设盛宴招待，也不超过三个荤菜。
为了让苦日子过出点味道来，苏轼还学习古人“晚食以当肉”的进食方法，即饥饿时才进食。这样一来，即使再粗劣的食物，吃起来也能像吃肉一样香。
正是这种积极面对困境的豁达，使一代文豪苏轼达到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
(傅佳荐自《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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