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趣事：凭语录本买肉

　　教授买肉

　　“文革”那年，我们一伙中学生插队在江西铅山县某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省城一所大学的部分老师也下放在我们同一个公社。

　　公社为了照顾插队的学生和下放的老师，每人每个月发给半斤肉票，凭着肉票可以买到“指标猪肉”。不过，公社有一个“附加规定”：光有肉票和钞票还不行，另外必须加上一本自己的毛主席语录。买肉时，你交了肉票、钞票之后，还要对着自己的语录本，读上一段“最高指示”。这样做，一是为了突出政治，二是感谢毛主席配给了你指标猪肉。你没读一段语录，别想买到猪肉。因为那些卖肉的屠户也一个个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不讲一点情面的。

　　和我们同住一个村的林教授当年59岁，是教历史的，为人一丝不苟。这天是公社赶集的日子（不赶集没有肉卖），林教授一大早就走了9里山路赶到了集市。这时，肉摊前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买肉。当轮到林教授买肉时，他只掏出了肉票钞票，却没有掏出语录本来。原来他走得匆忙，忘了带上。屠户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摇摇头，爱莫能助地说：“对不起，你没带毛主席语录，我也帮不了你。下一个！”林教授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队伍。

　　其时，我的同学刘剑平也在买肉，他悄悄提出，把自己的语录本借给林教授应应急。林教授却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那不行，我们怎么能弄虚作假呢？”一口回绝。

　　当林教授赶回住处，取了语录本重返集市时，已是正午时分，肉早就卖完了。林教授望着空无一人的肉摊，气得一屁股坐在石板地上，欲哭无泪。

　　通知开会

　　江南农村最忙的季节是“双抢”，即抢收早稻，抢种二季稻。

　　我插队的生产队田多人少，“双抢”期间，几乎是全村男女老幼齐上阵，每天从凌晨忙到天黑，高峰时还要打夜班。这些天是农村人一年到头最忙最累的日子。

　　那天傍晚，太阳下山了，全村劳力和半劳力仍然在地里加班拔秧。这时，挂在村里树上的广播响了，大队的女播音员（也是知青）在广播中说：“下面播送一个紧急通知：今晚7点，请各生产队的干部到大队来开会，会议很紧急，请大家不要吃了饭来，不得缺席。”

　　当时，每个村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喇叭一响，大家都能听到。村干部听了广播，一个个忍不住发牢骚：“农活这么忙，还要‘抓革命’（指开会）！”“开会就开会，还要饿着肚子去！”最后，队长说了：“社员留下继续干活，村干部回家，吃饱饭再去大队开会。”

　　第二天上工时，村干部大呼昨晚上了当。原来，昨天大队通知“广播开会”，其实是慰劳村干部，大队杀了一头大肥猪，煮了一大锅，请各生产队干部去打牙祭。但是，广播中又不方便明说，只好“通知开会”。结果，许多生产队干部未能破译其中“密码”，赌气吃饱饭再去开会。当他们赶到大队，才知道开的是“肉会”，这才连呼上当。大队书记却说：“你们是猪脑子？我总不能在广播里通知你们来大队吃肉吧？叫你们不要吃饭来，那意思就在里面啊！谁让你们不听指挥的？”

　　这件“文革”趣事，在村里被人们笑话了好些年。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有趣。

　　倒拿语录

　　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姓马，他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记性特别好，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马油嘴”。广播里播出的毛主席语录，他可以过“耳”不忘，真是一个奇才！每当生产队开会之前，马油嘴就带领大家念几段“最高指示”，一来，教育“广大革命群众”，二者，也显示他有“一肚子的文化”。

　　一天晚上，马油嘴又召开大会，他照例拿出一本红色语录本，很熟练地翻了几下，开始念了：“168页，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那时，我好想戏弄他一下。当他刚刚念完语录，我就大叫一声：“马书记，你把语录拿倒了！”

　　马油嘴一惊，琢磨了一会儿，忙将手中的语录倒了过来。他这么一倒，引得那些青年村民和知青全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有的笑出了眼泪，有的笑弯了腰。为什么？因为这时的马油嘴，他手中拿的语录才真的拿倒了。因为马油嘴不认得一个字啊！

　　这个倒拿语录的笑话，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大队，甚至整个公社。

　　不过，我也因为这个玩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村里的知青全都返城了，我还被留在村里“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年以后，马油嘴才不得不恩准我离开那个穷山沟。

　　“老革命”

　　镇里有一个60多岁的白发老头，他耳朵背，大人小孩都叫他“聋牯”。聋牯经营一个小小的代销店，卖一些香烟、糖果以及散装白酒。聋牯除了收钱、找钱，从不说一句话。“文革”一开始，革命小将就查出聋牯是隐藏得很深的“资本家兼地主”（解放前有三亩地，现在又开店经商）。没说的，给他发一只黑袖章，上面写着“老反革命”四个白字，命令他每天戴在右手臂上。不过，考虑“老反革命”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小店还是让他照开。

　　聋牯人瘦，黑袖章肥大，戴在手臂上，老是往下掉。他的老伴见了，要他把黑袖章摘下来，用缝纫机“踩”了一路，把袖章“踩”小了一寸多，戴在手臂上正好，不会再掉下来了。可是，前来买烟酒的顾客一看，只见聋牯的黑袖章只剩下“老革命”三个字了。聋牯老俩口都不识字，老伴踩缝纫机时，正好把一个“反”字踩进“褶子里”去了。那年代，“反革命”和“老革命”也没多大差别，待遇不相上下，统统受到冲击。为此，聋牯那只“老革命”的黑袖章，也就一直戴到他被“解放”为止。

　　文/梅承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