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觉尚心寒

　　为生计奔波，难有闲暇，况且多是苦力的干活，又常筋疲力尽。依养老金度日数年后，历年淤积下来的悲愤就经常喷涌，写些文字，兴许能让自己稍微轻松一些。

　　我读小学一年级的那年，我们一家即跌入大悲大痛、满是劫难的深渊。波及几代人的灾难缘于我父亲的言行。父亲（姓李名茂观）曾在长沙雅礼中学就读六年，那时的雅礼中学是美国雅礼会、长老会、遵道会、复初会和英国的循道会合办。校长劳启祥是雅礼大学的毕业生，有浓厚的欧美文明之思想。父亲仰慕西方文明始于此，也受我外祖父黄衍钧（字僧宝）言传身教之影响。外祖父曾与宋教仁、覃振、刘尧臣、林伯渠、蒋翊武诸君同行，外祖父极佩服宋教仁的政见，常正襟危坐说及宋教仁的民主宪政主张，父亲心诚悦服地洗耳恭听，反刍之余也颇能自解、自得。父亲遵祖命在民国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常偷偷去中文系、文学系听张天翼、李肖聃等老师讲课。父亲熟读《通鉴》，又好针砭时弊，他自读大学起，就以“林予心”为笔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这笔名是父亲李茂观将“茂”同音的“懋”字拆开，也显示了父亲心直口快、掏出良心说话的禀性。

　　有几分堂·吉诃德风格的父亲自然而然跻身“民盟”行列。到1958年5—6月间，罗隆基、章伯鈞的“平反委员会”、“政治设计院”之主张及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让父亲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也傻乎乎地一口气写了十三张大字报批评所在学校（长沙市第十二中学）领导阶层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期望“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积极帮助中共整风”。不料“民盟”已是高层重点的整肃对象，父亲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半年后，十二中的领导自然优先赏赐他一“右派”顶戴。其时，父亲还曾经天真地对我母亲说：“古时尚右，吾以右文兴化矣。”然悲风已漫卷，厄运开始，父亲的月工资由七十八元变为每月领生活费十五元，保留教师职务，留校监督劳动。

　　“反右”的场面气势汹汹，但多是口诛笔伐，少触及皮肉。父亲先是在学校清扫厕所，还侍候十多头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落到与猪为伍的地步。父亲自然有些愤愤不平，常满腹牢骚。之后在“大饥荒”期间，父亲有幸去了丁家岭、杨家山校办农场栽菜、喂猪，在这里少见他人白眼，父亲的心情渐渐平静了许多。饭不够，还可多吃些素菜充填，偶尔也开荤，那就是去盗挖已下葬的“病死猪”来煮食，其时，我也数次去农场赴宴，与父亲一道吃“死猪肉”。那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忆及“反右”前的快乐时光，父亲每收到稿费时，必去十二中附近的熊家铺子小酌，我也常去分享父亲佐酒的油炸臭豆腐、鱼皮花生……父亲架着二郎腿坐在熊家铺子靠角落的方桌边上，须喝上半斤散装白酒。有时，熊老板也会免费添上一些卤牛肉，但他一定缠上我父亲讲述一段《三国演义》。其实父亲对《红楼梦》最感兴趣的，常以畅述为快意，遇好友来访或近邻围坐，三言两语就话锋一转而直上“红楼”，犹如身临贾府指点衰荣，且言简意赅，遇其中诗词，父亲更加注意抑扬顿挫，听者无不肃然。

　　捱至“文革”，许多人争先恐后蜕去画皮，显现兽形。当年十二中的红卫兵对“牛鬼蛇神”任意实施极野蛮、极不人道的行为，此时写来，仍不禁毛骨悚然。有段时间，父亲与学校其他“牛鬼蛇神”或列队校门两侧，或在操坪跑步吟唱“牛鬼蛇神”之歌。有天上午我去学校送日常用品及换洗衣裤给父亲，就恰让我撞见，三十余人的队伍正在操坪上绕圈跑步，群鬼胸前皆一长方形歪写政治头衔的大牌子，头戴纸糊的米余高尖帽，正反复合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边唱边抽自己的耳光，或捶击胸膛，几个红卫兵踞操场中央挥棍舞棒，凶神恶煞不停地叫喊：“用力抽打，声响再大一些，砸昏砸死，砸烂砸碎。”父亲头发稀乱，脸消瘦红肿，全身脏兮兮，佝偻着身子，瑟瑟地随队艰难地跑，痛苦地作践自己，悲惨地呻吟……。

　　无数的批斗、毒打，“牛鬼蛇神”们或自杀、或俯首称降，我父亲大约是花岗岩脑壳，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在那非常时期，他还常私下宣传欧美政治制度：一党在野，一党在朝，互相监督，谁执政由人民投票决定，甚至还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他讲的话，不见得一句能顶一万句。”

　　“左道序失禽兽恣”，十二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干将在高桥分校批斗我父亲时，常是许多人齐上前一顿南拳北腿。1966年6月14日那次批斗会上，父亲被打翻在地，曾企望红卫兵高某手下留情：“你遗失的钱和粮票，我捡了及时交还给你，你如此下重手来酬谢啊！”然话未说完，迎来的依旧是劈头盖脸的痛打。

　　我曾经隐瞒身份访问父亲的老同事及当年的学生，他们讲述的事情更让我吃惊：“红卫兵有些残暴行为纯粹是为了取乐。也是1966年6月份罢，在高桥分校的那些红卫兵曾将李茂观双手反转按倒在地，将硬壳纸卷成筒，一端对准李茂观的脸部，另一端对着焚烧的干粪便，又持蒲扇猛摇，看到李茂观被臭气熏得痛苦地摇头晃脑模样，在场的红卫兵竟有莫名的快感，皆哈哈大笑。他们还逼迫王铁予老师与李茂观同跳裸体舞，接着又要俩人互殴。”这种变态心理，实在匪夷所思，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兽性泛滥呢？这个问题，至今我百思不得其解。划入“另册”的父亲还成了任何人可以蹂躏的对象，高桥分校的工友李某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见我父亲未火速上前搀扶，竟持木棒猛击我父亲的右手。父亲向学校掌权的人汇报，想讨个说法，却无人理会。由于未得到及时治疗，父亲的右手从此残废。

　　1968年下半年，近邻方郎中给零点八元的日薪雇我去河西采摘鲜嫩侧柏枝、叶以制药，湖南大学教学大楼墙上张贴的“斩尽杀绝黑七类”那大幅标语令我大吃一惊，居住在东安乡下的四叔及在广西柳州市工作的堂兄也先后带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零陵地区道县的地富反坏右被任意杀戮，广西的“牛鬼蛇神”亦纷纷被杀害，还有不少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老师之后，随即将他们剖腹脔割，争抢肝、脏来煮食。父亲获悉后，仅淡淡一笑：“国人早有食人的习俗，或醢、或焙烤、或剐而生啖之，《通鉴》已有记载，鲁迅先生仅偶读《通鉴》就悟国人尚是食人民族。我是资产阶级右派，罪大恶极，若斩首，已是优待。族诛亦是惯例，大家都准备引颈受刑罢。”红卫兵大开杀戒的壮举及父亲的疯言狂语让我们觉得世人都疯了，冷气也如台风一般呼啸而来。此后在红色恐怖的那些年头里，我竟经常做噩梦：寒光一闪，父亲的脑壳飞落至半空，嘴巴还能言语：“唉呀！痛快！”颈腔热血亦喷射半空中，围观群众有拿脸盆急忙接血的，有拿快刀割肉的，稍迟血净肉空。就连一块骨头也没有剩下，围观者又异口同声朝持大砍刀的红卫兵猛喊：“革命，革命，再革命”。

　　我今侥幸存活，尽管许多年来一直在贫困的边缘徘徊，然忆及“文革”中许许多多屈死的冤魂，我这些悲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下来，今天还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哩！

　　父亲的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强，在雅礼中学、民国大学读书时，上课常偷看古今中外名著，直到考试前几天，才临时抱佛脚猛看教科书，然考试成绩至少是中上水平。当老师以后，他讲课时从不带备课本，单凭记忆可滔滔不绝。父亲先后在湘乡攸叙中学、长沙大麓中学、长沙工农速成中学、长沙第十二中学任教，皆得学生好评。原大麓中学初八十三班学生曾光曾写文章回忆：大麓中学有王子曦、肖多嘉、皮作淼、文元珏、夏植番、李金、文子金、柳铁成、周翔侠、李茂观等老师，他们在全市都很有名气，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容易接受，令人至今难忘。十二中的老教师彭泳明、柳罗成也有中肯的评价：“李茂观语文课上得好，晓古博今，引经据典，从不照本宣科，且通俗易懂，很受学生欢迎哩。”然人无完人，父亲有心高气傲的坏毛病。1954年在工农速成中学教书时，因校领导没有安排他教高年级的课，认为屈才，竟抑郁成疾。父亲素无当官的野心，却有在教师岗位上大显身手的热诚，倘有伯乐赏识，父亲有可能快乐地尽情发挥聪明才智。但人间之事悲愁多于欢乐，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尖锐，“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清理阶级队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父亲的精神终于崩溃，致精神失常、间歇性发作。在社会秩序失常的年代，父亲精神失常也须受法律制裁，那是在1966年6月13日下午，在花生地里劳动的父亲突然跪倒在地约一分钟。红卫兵邹某说我父亲朝西方跪拜，是向往西方生活。驻校工作组报请公安机关处以七天的行政拘留。

　　精神再失常，狂人又说蠢话，1973年8月，父亲在挖防空洞时，竟敢不为尊者讳，牛胆包天与人说及“文革”旗手江青在上海的演艺旧闻。革命工友胡某及时检举，父亲立马被冠以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七年，送津市涔旦农场劳动改造。父亲本读书人，时身体又虚弱，每天劳动达十一、二个小时，常是狱友刘福（刘系收听海外电台的反革命分子）搀扶才能回监舍，也数次未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被罚跪。幸1979年6月2日经法院再审：犯罪期间，确患精神病症，原刑事判决予以撤销。

　　父亲侥幸提前一年离开监狱，时身患肾炎、牙床溃烂、支气管炎、肺气肿、高血压、冠心病，在治疗疾病的同时，父亲火急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水风井古旧书店买回一大堆书刊，温习数月后，就抱病应好友的邀请去文化补习班授课，1982年还应聘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省外贸局教学班讲授“写作”。政治环境渐宽松、父亲的精神竟没有再失常，欲尽力发挥余热，然至1983年却伤病发作，在长沙附二院昏了又醒，醒了又昏，咬了牙拖了六七天，到元月六日晚上终于满怀遗憾离开人间。父亲蹲监狱六年，十二中党支部依政策补偿了壹仟肆佰元。几年下来不能报销的中药、西药费用数千元，硬是用尽家中积蓄，真的是赤条条的来，又赤条条地去了。当父亲化为一缕青烟之际，我禅立无语。

　　“右君凄惨亲朋累”。“反右”取得伟大胜利后，母亲（黄大璞，字敏俭）也失去在郊区教小学的饭碗，父亲那每月十五元钱的生活费显然难以养家糊口。母亲世代书香，原本有些清高，平日闲时喜清唱“京剧”，或吟诗填词，从未亲自操持家务，遇到这意料之外的大变故后，颓唐数月之久才重振生活的勇气，辞退了雇来的保姆后，破天荒地试着煮饭、炒菜，还负责全家人的衣裳裁剪、缝补。即使如此，生计仍很艰难，大姐患肺炎、二姐跌伤脊柱只能敷衍疗之，致大姐夭折，二姐脊柱严重变形而终身残疾，这给我们一家人心底深处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活着的人还须继续活下去，母亲拭去眼泪，寒时在邮局门口支起招牌“代写书信”，也揽些誉刻蜡纸的活计，暑季推销冷饮，然珍馔在梦里也很难寻觅了，见我们兄弟姊妹争菜抢饭的情景，母亲就泪流满面，又无可奈何，就去书橱翻出一本线装古书，另处一侧以书佐餐，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

　　“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还说：“身边只留一个”。我们兄弟姊妹四人皆先后下乡务农，陪伴我母亲留在城里有二人，年迈的外祖母和残疾的二姐。厄运来临时极易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那时，我们住乔庄五号，不少红色近邻有意在附近踱来踱去，且反复高呼：“迁户口，下农村哩！下农村、迁户口哩……”这些人怪异的幸灾乐祸模样很有些像小品演员，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母亲亦毕业于民国大学，也有些书生意气和报国济民之心，还在周南女中读书时，就善写漂亮工整的蝇头小楷和钢笔字，且学习成绩优良，还积极参加演唱抗日歌曲，护理、慰问前线下来的伤员，上街演讲和募捐等救亡活动。国文老师周世钊先生很赏识曾题词勉励：“烈士之勇，临难不惧，仁人之志，后乐为期。”母亲有些侠义心肠，常节省零用钱，甚至向家里要钱来资助贫困同学，那时，周南女中、民国大学不少学友皆说：“璞姐是个好人哩。”

　　行路难，人生旅途母亲一路苍凉。政治运动偃旗息鼓之后，同学好友又互交游，悉我母亲凄苦之窘境，皆唏嘘不已。时覃国芬、凌菊云、黄德荣、杨嗣芳、杨俊、王静宜、刘勖、向小韩、成圣树、鲁景秋等人纷纷解囊相援。诸君雪中送炭，令母亲感动不已，数抚琴徐唱“长相思”以谢之。

　　上世纪末，周南学友黄德荣自美国来长沙探亲访友，临寒舍见我家满屋破烂，情不自禁与我母亲相拥而泣：“当年时局动荡激烈之际，我曾劝你们一家避居海外，凭你夫妻二人的勤奋，兼同窗及令尊挚友相助，定事业有成，决不至陷入悲苦深渊哩。”母亲其时感慨万千，却无言应对。只是心中暗自叹道：“果然不幸言中了，言中了。”

　　正是年光过尽功名缺，眄回最左肝肠裂。幸母亲敢直面惨淡人生，视困顿、烦恼如浮云，她习练“南拳”驱走严寒，静心枯坐聊度酷暑，上街购物或城内走亲访友概以步当车，且戏曰：“此为祖上长寿之秘诀，不可轻易传授他人。”行年九十，能双肩承一喙，还俯仰天地间，也算是幸事了。

　　三年前，开发商拆朝阳二村旧屋，砌新厦。母亲和二姐徙航空路一百一十号，此房坐东朝西，太阳朝夕皆照顾。去年七月十五日下午气温近四十度，室内如蒸笼，母亲手忙脚乱给中暑的二姐扯痧，稍迟，一辈子与苦难相伴的残疾二姐竟猝死相依为命六十年的母亲怀中。母亲嚎啕大哭，至声尽力竭，之后数月，每提及二姐，母亲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写到这里，恍惚间我忽然觉得有满天苦鸽子如泣如诉在不停地呼喊。

　　流年风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母亲在尘世踉踉跄跄走了三万三千天，无量诸苦，如影随形，让她觉得很累、很累，想停下脚步歇息了。到10月27日凌晨，睁大双眼，面若微笑的母亲悄悄与我们永别。秋风起兮愁如织，悲声沸兮泪似词，于母亲病榻前，我潸然低吟：

　　奔波歇，人生路上风和雪。

　　风和雪，父衔右派，苦难传接。

　　年光过尽功名缺，眄回最左肝肠裂。

　　肝肠裂，冷戚如旧，泪盈襟血。

　　母亲临终前，曾尽余力拉住我的双手反复叮嘱：你外祖父少从其叔父黄彝寿（黄彝寿曾职桃源县教谕、漳江书院山长、湖南省图书馆馆长），得以结交宋教仁、覃振、刘尧臣、蒋翊武等革命志士，并积极参与会党活动，葬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于岳麓山，救禹之谟，与逃亡日本的宋教仁秘密通讯，发行民报，参加“辛亥革命”，任宋教仁秘书。你外祖父六十岁时，前湘省教育厅厅长曹典球曾撰“黄僧宝先生六十寿序”，此寿序由书法家曹孟其书写，经裱糊达丈余，还有与宋教仁、覃振、戴君亮、刘尧臣、蒋翊武、林伯渠等人的合影，往来信函、日记、对重要事件的记述，古玩字画，明代朱耷所画的二幅水墨画，金银细软，古今中外书刊等外祖父的遗物概在“文革”中被十二中的红卫兵抄没，至今未予归还。今“辛亥革命”渐近百周年，应撰文念之，亦当设法追讨外祖父的遗物，若能找回一些史料，也可为“辛亥”补色矣。

　　“文革”结束后，十二中党支部曾写“介绍信”给我母亲，说可去博物馆领回原被抄走的“文物类物品”。然馆吏却说：“须有红卫兵抄家时所开具的清单。”母亲自然无功而返，旋据理与落实统战政策领导小组交涉，彼塞责敷衍，母亲无奈惟仰天长叹。“文革”时期，红卫兵翻箱倒柜，掀屋掘地，以暴力明目张胆地抢劫，若事主稍露不满情绪，轻则遭暴打，重则取你性命。我母亲曾斗胆提出要他们开具清单，红卫兵挥舞铜扣皮带拒开清单。那时，怕只有抡两把板斧，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杀人狂李逵出世才敢与之较量罢。

　　不少“辛亥”有功人员的遗属被迫害，遗物被抢走，甚至民主宪政思想先驱宋教仁的坟墓在“文革”中也被红卫兵捣毁。

　　我曾以“写作”的名义，还揣有盖了公章的便笺去博物馆试图寻找外祖父的遗物，却被告知：“文革”抄家移送来的物品尚在封存中，亦不知何时组织专人整理建档，也就还不能对外接待，抱歉了。

　　幻想知悉“抄家”更详细的信息，我拜访了十二中当年几位风云人物，但见面皆讳莫如深，顾左右而言他，或躲在豪宅里不肯出门，或曰：“几十年前的鸟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哩。”遮掩、回避、失忆原已在预料之中，明知难以为之而为之，自然徒寻烦恼。

　　举步四顾心茫然，时不与兮我奈何。夙愿令人忧白头，饮酒百杯散凄愁。独抱《清商》梦中叹，可怜梦觉尚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