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共产党：“联合执政”是委曲求全还是养精蓄锐？

　　南非共产党（以下简称“南非共”）之所以能够在南非取得了“联合执政”地位，源于其矢志、独立、民主、创新和勇智。一方面，长期密切合作的良好基础及20年“联合执政”的巨大成绩，促使南非共仍然需要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联合执政”；另一方面，南非共与非国大长远目标不同，决定着南非共不可能永远“联合执政”。目前不需要脱离“联合执政”，南非共便可以施展“政纲”。暂时脱离“联合执政”也不现实，因为南非共不足以独立。何时能脱离“联合执政”，取决于何时南非共自身力量或与南非工会大会联合后超过非国大的影响和力量，并在南非大选中获胜。

　　何以能够“联合执政”

　　南非共成立于1921年7月，名称为“南非的共产党”，是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现有党员16万多，也是非洲各国共产党中现存力量最大和影响最广的共产党。南非共于1952年被迫解散。1953年初，南非共重新秘密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制定了纲领，并改称现名，即南非共产党。

　　由于南非国内外反种族主义力量的斗争不断加强，1990年2月，时任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南非共产党的禁令，南非共产党在经历了40年的非法状态后终于实现了合法化。同年7月29日，南非共产党在索韦托隆重召开集会，公开了由22人组成的国内领导小组，这是该党被禁40年后首次在国内公开合法活动。

　　1994年4月26—29日，南非各族人民进行了历史上首次平等、民主和多种族大选，非国大以绝对优势赢得了胜利。根据临时新宪法，非国大负责组阁，成立民族团结政府，非国大主席曼德拉成为南非的首位黑人总统。南非共总书记乔·斯洛沃当选为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的内政部长。南非共成为以非国大为首的“三方执政联盟”（另一方为南非工会大会）的重要一方，在其九十多年的艰难历程中首次成为“参与国家管理的党”，并成为南非国内仅次于非国大的政治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从非法状态到合法状态，再从合法到参与国家管理，即“联合执政”，对于南非共来说，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南非共之所以能够取得“联合执政”的地位，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一是南非共目标坚定。南非共1921年成立时就通过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宣言，指明世界的发展方向已经不可逆转，时代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这个方向就是（前）苏联已经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自此之后，南非共就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南非共成立后，便不断遭到南非当局的残酷镇压。1946年8月维特沃特斯兰德矿工大罢工之后，南非政府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了南非共总书记科台尼和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审判。1950年5月，南非国民党政府根据种族不平等原则和少数白人统治“有色人种”原则，颁布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即使是在“非法”阶段，南非共也以合法组织作掩护，从未停止过反种族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运动打击的规模是空前的，打击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它直接殃及欧亚十个国家的26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四亿以上的人民，同时其深远影响辐射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但南非共认为，苏东剧变既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制度更优越。针对目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世界环境危机，南非共直言，社会主义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势在必行。

　　二是南非共自主发展。首先是南非共敢于向共产国际“说不”，从不依赖于某一大党。虽然南非共的建立及其早期的活动深受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并在成立之时就加入了共产国际，但南非共根据南非的实际情况和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敢于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命令说“不”。1924—1929年，共产国际要求南非共采取非白人民族主义政策，放弃南非民族主义政策，许多党员拒绝执行莫斯科这一不符合南非国情的指示。其次是与非国大既联合又斗争。采取自主发展道路的南非共，并不是把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而是积极借助与国内外反种族主义的进步力量合作，来增强自主发展的力量。在1994年民主转型之前，处于非法地位的南非共与非国大和其他进步力量合作，为南非共搭建了积极参与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重要平台。这期间，南非共采取了以合作为主、独立为辅的斗争策略。凭借这一斗争策略，在政治上，南非共始终以解放广大黑人，摧毁白人霸权，在人们生活的各领域加强民主为目标，引领南非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在思想上，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凝聚南非民众；在组织上，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非国大，从而很好地保存了自身的力量，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军事上，与非国大共同创建了武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对外关系上，为南非民族民主革命争取了很多急需的外援。通过上述多个方面的积极努力，南非共确保了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和方向性，从而推动了南非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前进。在1994民主转型后，恢复了合法地位的南非共，成为了南非重要的参政党。由于与非国大在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长远目标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南非共采取了与非国大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包括在议会和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中，南非共通过既斗争又联合的策略，来约束和影响非国大政府的施政行为。

　　三是南非共践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南非共坚持民主集中制。南非共在1921年成立时通过的党章第一条规定：南非共接受《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的第12条即是“民主集中制”，其具体内容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或党进行重大决策时，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必须服从中央。此后，南非共在1984年12月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91年12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年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关于“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不仅语义鲜明地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而且突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如2002年南非共十一大党章在第六条“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中明确规定：为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员必须捍卫党的利益，执行党的决议。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执行上级组织的所有决议，党员有权在党内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下一届党代会根据本党章授予的权力决定或改变党的政策。出席南非共产党决策会议的代表在任何问题上均不受任何组织约束，可根据其个人意见和大会辩论的结果自由参加讨论和表决。

　　四是南非共理论常新。南非共根据南非国内外不同形势，提出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不同理论。19世纪20年代初，南非共三大提出“转移目标”理论，即从主要关注欧洲工人运动，转向以南非黑人解放为重要任务。20世纪40—50年代，南非共提出“为民主而斗争”的理论；60—70年代，作出“为自由而战”的决议；80年代末，通过了题为《通向权力之路》的新纲领；90年代初，打出了“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自今日始”的旗号。21世纪初，南非共提出“与工人阶级和穷人大众一道，为工人阶级和穷人大众谋福利”的革命目标，以“民族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为现阶段重大理论。南非共没有一味地固守教条，而是顺应形势的发展，更新斗争理论，从而得到了稳步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不断革新的。20世纪20年代初，首次开始尝试规划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时，南非共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必须建立在无限制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之上。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南非共再讲“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言论时又严重偏向“迎头赶上”的经济主义和加速“现代化”进程。到21世纪，南非共探索走向社会主义时才明白需要不一样的发展理念和措施，即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保证人民的食品安全，倡导可持续生活、可持续型家庭与社会以及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利用。

　　五是南非共勇智斗争。勇于斗争表现为南非共虽然被当局暴力镇压，但一直毫不妥协地开展斗争。1953年初，南非共重新秘密建立党的地下组织。20世纪70年代后，南非共重建了国内的组织机构，仍一如既往地直接参与领导学生、工人等群众性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智于斗争表现为南非共以合法组织掩护、将党组织建在国外、与各种力量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斗争。南非共在非国大等合法群众组织和团体中，以合法组织作掩护从事政治活动。20世纪60—80年代，由于南非当局进一步加强对南非共的打击力度，南非共以伦敦和达累斯萨拉姆为中心，在南非流亡人士较多的非洲国家建立了秘密的党组织，与国内的秘密组织相配合。为了及时指导南非人民反种族主义斗争，鼓舞南非人民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南非共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秘密召开了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从理论、纲领和策略上为南非人民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提供正确的指导。另外，南非共致力于南非各民主进步力量联合行动，组成了反对种族主义的统一阵线，增强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力量。同时，采取了多种斗争形式，包括20世纪20—40年代采取的请愿（示威）策略、40—60年代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策略、60—80年代采取的武装斗争策略，90年代初期采取的对话谈判的协商策略。

　　正是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坚定，坚持自主发展，始终践行民主集中制，并在保持理论创新的同时，善于勇智斗争，所以，南非共最终才取得了与非国大“联合执政”的地位。

　　为何需要“联合执政”

　　从1994年至今，南非共与非国大已经“联合执政”20年，当前不但没有打破“联合执政”的迹象，而且更加愿意“联合执政”，这一点从南非共全力支持非国大大选获胜便可证明。针对2014年5月7日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大选，早在4月16日，南非共就和南非工会大会共同号召工人阶级要密切联合各个阶层，确保非国大在大选中获胜。5月1日，南非共总书记恩齐曼迪发表讲话，亲自号召民众把选票投给非国大；5月6日，又动员各阶层民众向非国大投票。南非共之所以需要与非国大维持“联合执政”，是历史和现实二者使然。

　　从历史层面看，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南非共与非国大长期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已经形成了“联合执政”的良好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为推翻种族主义统治，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南非共就提出并与非国大建立联盟的合作关系。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干扰，以及两个组织各自内部的矛盾与分歧，双方关系中断；40年代后双方关系有所恢复，但不稳固。1955年非国大发表了由南非共参与起草的《自由宪章》，奠定了南非共与非国大合作的政治基础。1960年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后，两个政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更加接近，逐步建立起了正式的联盟合作关系。1961年，南非共与非国大共同创建和领导了武装斗争组织——“民族之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站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前列。

　　在与非国大长期的合作中，南非共一方面把非国大看作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注重保持自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在理论指导、干部支持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对非国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论上，南非共有着马列主义的理论优势，它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南非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南非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对非国大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组织上，南非共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非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也参与到非国大的领导之中，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南非共领导人科台尼、马克斯、达杜和莫富辰尼亚纳等参加了1955年人民大会的领导机构；1969年非国大选出的九名执委中有四人是南非共党员；1978年成立的非国大“政治军事战略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中有四人是南非共党员；1983年成立的“政治军事委员会”有主席、副主席共五名成员，其中三人是南非共党员。

　　南非共产党人诺克韦和恩佐分别在1958—1960年、1969—1990年期间曾两度担任非国大总书记。南非共“八大”选出的30名中央委员中有11人是非国大的主要决策机构——全国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非国大1991年7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曼德拉为首的由50名组成的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其中有22名是南非共党员。“民族之矛”虽然是非国大的军事组织，但由非国大和南非共共同领导，其中大部分领导成员是南非共党员。已故的南非共主席乔·斯洛沃和总书记哈尼（1993年4月10日遭暗杀）都曾担任过“民族之矛”的参谋长。

　　从现实层面看，结束种族隔离制度20年来，南非共与非国大联合执政取得了巨大成绩。首先，20年来，南非民主政治取得重大突破，工人阶级的权利大大增多，包括宪法性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及一系列社会权利。其次，20年来，为了使经济免受投机性资本和廉价进口商品的负面影响，非国大主导的政府对经济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尤其是政府主管的部门、服装、纺织等行业，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最近五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后，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仍使南非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与非国大“联合执政”，使南非国家经济总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南非共与非国大的“联合执政”是有效的，也是南非民众所需要的。

　　另外，非国大偏左的路线使其政治观点诸多方面与南非共相似，这也是促使南非共选择与非国大“联合执政”的一大动力。

　　何时脱离“联合执政”

　　南非共何时能脱离“联合执政”，甚至独立执政？展望新世纪南非共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态势，可用目前不需要，暂时不现实两句话概括。其一，目前不需要：“联合执政”可以施展“政纲”。目前，南非共“联合执政”为其提供了争取南非社会主义斗争的有利条件，可以施展其“政纲”。作为非国大执政“三方联盟”之一，南非共不仅可以直接将“倾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灌输”给非国大、南非工会大会，有机会实施其“争取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而且在各级国家机构中均有党员参政，从而能够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培养更多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

　　南非共产党在执政联盟内部对非国大施加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作为三方联盟的一部分，参与非国大的决策过程。南非共产党不少成员在非国大权力及决策机构任职，如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全国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职务。南非共要求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南非共产党党员必须积极参加讨论，努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是与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定期举行联盟峰会，就国家的发展方向和重大政策方针进行沟通与协调，表明党的立场。三是在各级政府、议会中担任职务的南非共党员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1]南非共从外部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南非共对国家重大问题、政府重大方针政策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对不符合南非共的方针政策、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贫苦人民利益的决策提出批评，以此来约束和影响非国大政府的施政行为。二是与南非工会大会等群众性团体一道，通过游行示威、罢工、群众集会等方式向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施加压力，改变其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广大贫苦人民利益的决策。实践表明，这些做法总体上是成功的、有效的。

　　其二，暂时不现实：南非共不足以独立。虽然，南非共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言，目前其力量还称不上强大，还不足以独立，还不能脱离“执政联盟”，其原因有二。

　　一是南非工人阶级趋向“多层化”，南非共谋求更多支持难度加大。南非共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因失业和贫困致使工人阶级出现了“核心行业工人”等五个阶层。而每个阶层工人由于所在产业部门不同，或者在同一产业部门而具体工种、职业不同，或者所居住区域不同，导致贫富不等、利益诉求不同，最终使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对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持不同的立场、态度。加上垄断资本主张“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等理论，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阶级斗争意识，这就给南非共最大限度调动工人阶级力量以争取社会主义增加了很大难度。

　　二是南非共自身建设还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继续吸收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组织力量；如何筹集足够的活动经费；如何提高党的各级机构中党员干部的“参政与管理”能力等，都是摆在南非共产党面前必须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南非共虽然与非国大有共同的近期目标，但最终长远的目标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南非共不可能永远“联合执政”。因此，南非共目前“联合执政”不是委曲求全，更多是养精蓄锐。何时能脱离“联合执政”，取决于何时南非共自身力量或与南非工会大会联合后超过非国大的影响和力量，并在南非大选中获胜。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南非共产党“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11YJC710004）和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达国家共产党应对金融危机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12BGJ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程光德／文

　　[1]钟伟云.南非共产党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实践[J].党建，2007(9)：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