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比越位难多了

　　她的背包里装着纽约作家莫宁根（J.R.Moehringer）的自传《The Tender Bar》（中译名：温柔酒吧）。记者们纳闷，这与足球有什么相关吗？足球才该是她到巴西主要的生活元素。

　　莫宁根曾是《洛杉矶时报》的主笔，网球大师阿加西的自传《Open》作者。1998年普利策奖提名，该奖历史上只有两篇体育文章得到提名。原来，贝尼尼想通过那位体育文学大家更多了解体育。“这之间的关联要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

　　贝尼尼介绍：“塞萨尔也酷爱阅读，特别是名人传记和名人思想变迁类书籍。约翰·爱德华·威廉斯（John Edward Williams）的小说《斯通纳》（《Stoner》）就是他介绍给我的，太棒了。”威廉斯同样是美国作家，1994年辞世，代表作《奥古斯都》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斯通纳》描述了一个密苏里大学的英语教授的一生变迁，是美国人特有的观察与描述人性的杰作。

　　文化造诣极深，可这些作品无法帮助一个足球外行理解足球规则，比如越位。贝尼尼嗤之以鼻，觉得媒体的发问太肤浅，“不好意思，如果你们希望我是那种对足球疯疯癫癫、能说会道的作秀女郎，我也可以假扮。可我要说明白，读懂卡夫卡的文字要比搞懂传球时一个球员的位置难多了，不是吗？”

　　上帝啊，每一次足球探讨，她都会引出一个文坛名人，带进她擅长的领域让球迷一头雾水。卡夫卡不用多介绍，《变形记》作者。看来贝尼尼早把越位规则吃透了，比起名著里的人生哲理太小儿科了。

　　贝尼尼清高得有些看不惯球员女伴们：“我发现，世界杯集训营里球员和家属的书本太少，有点可怜。所有人都嚷着要充实自己，到头来只会打PS消遣。阅读是个习惯性问题，起初你对故事情结着魔，随后对叙事手法、语句的运用产生兴趣，接着对故事的层次铺开感到好奇，到那时，你就变成书籍的奴隶了，欲罢不能。”

　　大龄文艺女青年坦诚，对足球远没有对名著痴迷。“我是丛书的奴隶，不是足球的奴隶。塞萨尔是布雷西亚人，带着那里人的性格特色：专注。每场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他都要看，告诉我‘这是我的工作，亲爱的’。他希望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我会满足他，可同时我也捧着iPad，不忘看我的小说，他也默许了。”

　　她与读书为生，和书籍有关的段子不可少，“我从前的家面积超级大，我把一个小教堂专门改为自己的阅览室，你可以想象了。搬家时，我一共准备了102个箱子装书，因为后来的住所面积有限，装不下，我不得不把很多书送人，我是眼含泪水依依不舍地送走它们的。”

　　她和前夫的儿子、10岁的儿子博纳科尔索有这样的母亲，估计童年会“不幸”，被逼看深奥的书。贝尼尼笑了：“我说他钟情拿破仑，你们相信吗？他入睡前都要我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故事，‘妈妈，讲讲那个矮个子将军。’我尊重他的童年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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