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缘起一次采访，萧乾结识了沈从文，并拜他为师。沈从文对萧乾十分满意，给他写信时，总是以“乾弟”相称，透出亲情般的关爱。从此，这份友谊延续了半个世纪。
解放后，沈从文被严重“冷落”。迫于无奈，他只好放弃文学写作，转向文物研究。而所谓的“研究”，不过是在历史博物馆给各种各样的文物分门别类贴标签。抄写之余，还是不折不扣的解说员，连小脚老太太都要接待。
一次，萧乾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沈从文在解说。他拿着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时不时还有厉害的咳嗽声。“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萧乾的心里满是凄然，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竟然无法抬头。
“文革”后期，沈从文从湖北咸宁改造回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房子，而妻子和孩子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萧乾就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朋友，联系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问题。为此，萧乾在背后一再尽力，却没有向沈从文说过只言片语。“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这都是我没齿难忘的。”显然，萧乾不是忘恩的人。
萧乾对沈从文抱有感激，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沈从文的敬重--不见面，暗里助。可以说，这是一种别样的敬重，没有细心、爱心和素心，决不会有这样的做人高度。
杨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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