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色时代（外一篇）

　　1970年12月27日，初中毕业的我被分配到海宁化肥厂锅炉车间工作。这个过程中没有丝毫个人选择的自由，一切都是等待，服从，等待，服从……像一枚身不由己的螺丝钉，被人拧在哪儿就是哪儿。

　　当时，能被分配到工厂工作，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在我之前毕业的几届初中生和高中生，几乎全部下乡或者支边去了。我这一届初中毕业生，有进厂的也有下乡的。进厂的代价是：家里必须有人下乡。我能够进工厂，是因为我的两个兄弟都在乡下。两年后我妹妹初中毕业，因为我已进厂，她就只能下乡。三个农民才换来一个工人的资格。

　　我当了工人，但我从来就不喜欢当一个工人。我不喜欢冷漠的厂房，黑色的钢铁，僵硬的工具。但我当了工人，我被冷漠的厂房、黑色的钢铁和僵硬的工具包围得严严实实。我没有突围的力量。

　　我走进一个黑色的车间。这个满眼都是黑色的让人感觉压抑、气闷的车间里，两个锅炉像两头笨拙而又凶狠的黑熊趴在那里。炉门开启，这两头黑熊张大血盆大口，想要一口吞下谁。

　　锅炉车间除了炉膛里的火焰是红色的，其余都是黑色的，煤是黑色的，铁锹是黑色的，锅炉是黑色的，水管和蒸汽管道是黑色的，凳子和排风扇是黑色的，地面、墙壁和屋顶是黑色的……有的本来不是黑色的，比如墙壁本来是白色的，有些阀门本来是红色的，但我进入这个锅炉车间的时候，它们都已经变成黑色的了。连阀门中漏出的蒸汽，在我的感觉中也是黑色的。我们司炉工呼吸的空气也是黑色的。这一切黑色的区别，不过是深深的黑和较深的黑、较浅的黑的区别。锅炉车间是一个黑色的世界。

　　除了炉膛里的火焰不是黑色之外，锅炉上方两只压力表的表盘也不是黑色的。虽然它的外壳是黑色的，它的指针是黑色的，它的数字是黑色的，但表盘不能是黑色的，因为它所显示的蒸汽压力决定着化肥厂几个重要车间能不能顺利运转。工人们常常要爬到锅炉上面用毛巾把压力表上的玻璃擦干净。在一片黑色之中，两只压力表像怪物的眼睛一样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盯得每个人的心里发毛。

　　实际上，炉膛里的红色火焰和压力表的白色表盘，更衬托出了整个锅炉车间的黑。炉门开启时，红光闪闪，给炉门前的脸孔、铁锹、墙壁乃至煤块都染上了一种不真实的神话般的色彩。这红光稍纵即逝，不仅使那些一瞬间被这红光照亮过的黑色物体变得更黑了，而且锅炉车间的整个空间变得更阴暗了，阴暗得让人产生一种窒息感。至于锅炉上方的压力表，本身就是给我们的巨大压力——我们得拼命往炉膛里送煤，才能勉强维持着生产化肥所需要的蒸汽压力。那白色表盘上的黑色指针一旦因为蒸汽压力不足而垂下来时，好像刺在我们的胸膛上。

　　人进锅炉车间，不一会儿就变成黑人了。在锅炉车间干一天活，连续三天吐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如果能清晰地透视司炉工的肺，我敢肯定每一个司炉工的肺都是黑色的。人们对锅炉车间敬而远之，我在锅炉车间干了四年活，没见一个领导来过锅炉车间，没见一个姑娘在锅炉车间呆过三分钟以上。一般情况下，锅炉车间根本看不到女性的影子。

　　领导为什么让我干烧锅炉这个重体力活儿，我想可能是我长得高吧，我虽然长得高，人却瘦骨嶙峋，手无缚鸡之力。这个活儿真是把我害苦了。烧锅炉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要用铁锹不停地把煤一锹锹地送进炉膛里去。送进去的煤必须在炉膛里均匀地铺开，因此送煤时不仅要用力，力气还要用得巧。什么时候手指用力，什么时候手腕用力，什么时候手臂用力或者腰部用力，用力用到几分，都是很有讲究的。可能是我身子弱，不能恰到好处地控制我的力量，也可能是我始终没有热爱过烧锅炉这个活儿，因此这个活我虽然练了四年，一直到离开锅炉车间时，我用铁锹送煤的动作仍然是笨拙的。

　　最艰苦的是“出灰”，就是把炉膛里的煤灰扒出来。这是要像打仗那样抢时间的，出灰时间稍稍超过几分钟，蒸汽压力掉下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生产就要减速甚至停下来。出灰时，先要把烧红的煤往炉膛后面推，然后把下面的灰赶紧扒出来，紧接着再把烧红的煤均匀地铺在炉膛上，再把新的煤添上去。如果扒灰的速度慢了一些，或者烧红的煤少了一些，新添进去的煤不能马上燃烧，蒸汽压力就会迅速掉下来。每次出灰，所有当班的人一起上，有时真像拼命一样。煤的好坏对我们的活儿影响非常大。我们最喜欢大同煤，大同煤发热量高，燃烧时间长，灰又少又软，出灰就像扒落叶那样轻松，而且八小时扒两次灰就够了。抚顺煤也不错，淮南煤、开滦煤次之。但大同煤、抚顺煤到得很少，更多的时候我们得对付最讨厌的长兴煤。长兴煤发热量低，燃烧不充分，容易结块，灰又多又硬，八小时要出五六次灰，每次出灰都把我们折腾得死去活来。有时候煤灰硬得扒不出来，我们要用长长的铁钎去捅，去锤，去撬。出好一次灰，人累得趴在地上不想起来，但我们仍得硬撑着拿起铁锹去运煤，去烧锅炉，去准备一小时后再一次出灰。

　　大约干了十几天，我的两个手臂便酸痛得不能动弹了，那时候请病假很难，只好忍痛上班，一天天地熬过去。终于有一天手臂不再酸痛，但命运开始酝酿更大的灾难。

　　锅炉车间的工人上班时都变成了黑人，他们的脸是黑色的，手是黑色的，鞋子是黑色的，穿的衣服也是黑色的。厂里发的工作服本来是蓝色的，但只要上班时一穿，蓝色工作服马上就变成黑色工作服了。他们下班后的脸色虽然不是黑色的，但给人的感觉总是暗沉沉的，离黑色差得不远。连他们的名字都像染上了黑色，丝毫不引人注目：孙桂林、王正荣、沈泉良、朱富林、周子香、曹富强、杨德胜……孙桂林的性格最开朗，按道理他最应该愁眉苦脸，因为他的家境最差，他要靠三十几元工资赡养父母，抚养兄弟，为此他快四十岁了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是一个快乐的光棍，每天上班都嘻嘻哈哈地说一些荤话。我非常喜欢他用铁锹往锅炉里送煤的动作，看起来又潇洒又轻松，送进去的煤极为均匀地铺开在炉膛里，简直像有神助一样——这是长年累月练出来的绝技啊，我想我即使做一辈子司炉工，也练不出这样的绝技。

　　杨德胜人长得黑，绰号“黑炭”，他真是天生与黑色的锅炉车间有缘啊！在锅炉车间的工友中，我最忘不了的就是他。年轻时的他虽然皮肤黑，但英俊、聪明、机警，有一点可爱的“匪气”。在我的感觉中，他似乎没有干不成的事。可惜由于种种的阴差阳错，他生命中的光芒被命运遮蔽了。他曾经“救”过我一次，我一直感激于心。有一次我上深夜班（零点上班，上午八点下班），和周子香轮流烧一个锅炉。他烧的时候我去打瞌睡，我烧的时候他去打瞌睡。大约凌晨四点左右，他把我叫醒，说轮到我了。我赶紧跑到锅炉前面，睁大眼睛去看压力表和水位计。水位计有点模糊，好像有水好像没水，我不敢确定，便把正准备睡觉的周子香叫过来，让他看看水位计有水还是没水。他肯定地说“有的，有的”，还指着水位计中间一根隐隐约约的线说：“看，水位就在那里。”说完他又去睡了。我是刚进厂的学徒工，他是有经验的老师傅，我当然相信了他。但过了好一会，周子香指点过的水位还是一动不动，我有点担心了，便打开阀门往锅炉里放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锅炉内突然冒出大量浓烟，压力表上的指针一下子打到了底……我赶紧叫来周子香和管另外一个锅炉的工友，但一切已无可挽救：锅炉里的水烧干后，冷水猛地放进去，锅底就一下子裂开了。这是一桩极其严重的生产事故，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挨到上午八点，领导召集全体锅炉车间的工人开会，我和周子香战战兢兢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厂里的一个人事科长骂了周子香以后，开始狠狠地骂我，从未见过世面的我处在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这时杨德胜突然强硬地打断了人事科长的话题，开始滔滔不绝地批评起厂里管理制度的缺陷来。他很会说话，说的话有很强的逻辑力量，会上再没有人来为难我。后来，周子香被判了一年徒刑，我受了一个处分。这件事至今在我心里留有阴影：虽然周子香把锅炉交给我时，水位计里实际上已看不到水位，但毕竟是我的技术和经验不过关，无法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导致操作失误，才酿成这个重大事故，害了周子香。因为当时我是学徒工，才没让我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我的侥幸。我父亲在海宁一家丝厂做了几十年司炉工，从来不曾出过半点差错，看来我确实不是当工人的料。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绞尽脑汁地想逃离化肥厂，逃离黑色的锅炉车间。

　　最难熬的是夏天，锅炉车间的每一块铁每一块砖头每一寸空气都像在喷吐火焰。我们光着膀子，汗水像瀑布一样淌下来。巨大的排风扇嗡嗡嗡地轰响，它几乎可以把人吹走，却吹不掉我们身上的汗水。哪怕有一分钟的空闲，我们也会像躲开魔鬼一样躲开锅炉，逃到大门口去享受片刻的凉意。大门口有一个遮阳棚，虽然它提供的荫凉很有限，但它多多少少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在锅炉的火焰和毒太阳的双重夹击下窒息。

　　锅炉车间的冬天虽然是温暖的，但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要温暖呢就得紧闭大门，但大门一关上，车间里的空气就更污浊了，这时我们呼吸的根本不能叫作空气，我们呼吸的就是煤灰和烟尘，黑色的煤灰和烟尘。所以哪怕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我们也只好敞开大门。所幸车间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封闭的更衣间，不轮到自己烧锅炉的时候，我们就蜷缩在这里。这个小小的更衣间虽然是温暖的，门一关，灰尘也比外面少得多，但白班、夜班、深夜班三个班的司炉工都把衣服和鞋子塞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每时每刻它都散发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那是混合了汗味、脚臭味、狐臭、口气、香烟味等等之后一种极其特殊的气味，第一次进入这个更衣间的人是无法忍受的——实际上也从来没有锅炉车间以外的人进入这个房间。而我们，终于习惯了，因为在干了一小时两小时活儿后，我们不得不坐在这里喘口气，或者打几分钟瞌睡，然后过一会儿再出去拼命。

　　我第一年的学徒工工资是每月十七元，第二年是十九元，那时候的贫穷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我记得我最苦的一天是三餐只花了五分钱买菜：早晨一分钱咸菜，中午两分钱咸菜汤，晚上仍然是两分钱咸菜汤。有时候，我买一角钱的豆瓣酱，再买一角钱的豆腐干切成丁，搅拌在一起，上班时放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煮一下，这两角钱的菜可以对付近一个星期。如此繁重的体力活，如此稀少的营养，再加上看不到前途的青春期的忧郁，进厂九个月以后，我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是肺结核。我请了五个月的假，因为请假半年以上要被辞退，所以病没好我就上班了。即使这样，我本来两年半的学徒期也被延长了五个月。我以身体为理由，要求厂领导给我换一个轻松点的工作，领导没答应，我只好仍回锅炉车间去干那我的身体难以承受的繁重的体力活，去呼吸我那伤痕累累的肺难以承受的烟尘。又过了三年，一则我表现比较“先进”，二则化肥厂换了一个讲一点人性的领导，我才调出锅炉车间，就此告别折磨了我整整四年的黑色梦魇。

　　人是多么脆弱的东西

　　想不到一场肺炎把人折磨得这么狼狈！

　　起先以为是一次普通的感冒，哪知道咳嗽的爆发是如此猛烈。2月3日还是几声轻轻的咳嗽，好像是咳嗽之神对我的试探，看我没有招架之力，它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第二天我咳得死去活来，咳得胸前胀起了一个肿块，咳嗽时这个肿块呈放射性剧痛，一直痛遍全身，而且常常伴随着一种令人恐惧的窒息感，如果不是拼命克制，很可能就会咳得昏厥过去。于是每次想要咳嗽时，我几乎像经历末日审判似的，全身的骨头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偏偏这咳嗽又是争先恐后而来，它是如此地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穷追猛打，不给我片刻喘息的机会。

　　然后各种各样的折磨一拥而上：咳血、哮喘、头昏、失眠、虚弱、气闷、心慌、心悸、盗汗……简直不像个人了！经医院诊断是肺炎，我猜测是患了感冒后，因身体抵抗力差，才发展成了这可恶的肺炎。挂了十天的青霉素和“左克”（后来看到女诗人赵丽华的一篇文章，说她挂“左克”差点丢了命），又吃了一星期的“拜复乐”，然后往自己的胃里灌了三十多贴苦得要命的中药……这期间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一分钟一分钟地在那里苦熬。没法做任何事情，洗几个碗也会累得气喘吁吁，接个电话多说几句就上气不接下气。幸亏可以上网，上网时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少咳几声，但上网时间稍长一些就累得吃不消。我的一些学生一定要来看我，我说我没力气说话，劝他们不要来。他们还是来了，而且一下子来了九个。他们送来了一些水果，抢着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还把他们从长辈那里得来的治咳嗽的经验一古脑儿传授给我。他们很体谅我，呆了十来分钟就告辞了。他们来以前，我准备好了一些书要送给他们（主要是自己的散文集和小说集），但我生病生糊涂了，他们告辞的时候我居然忘了把书送给他们。

　　偏偏这个2月老是凄风苦雨，阴寒袭人。偏偏我又是个凡事喜欢往坏处想的忧天的杞人。医生诊断为肺炎之前，我连最悲惨的结果也想到了，当医生说是肺炎时，我反而松了一口气。胸前的肿块曾经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但经外科医生和骨科医生诊断，没什么要紧。后来因为肺炎迟迟未愈，医生怀疑是肺结核，又把我吓了一跳。肺结核虽然不是绝症，但它的传染性很强，这就意味着我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必须断绝和所有亲友的交往，我将与世隔绝——这让我黯然神伤。好在CT检查的结果仍然是肺炎，而且在好转之中，提到喉咙口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3月9日，这个冬天飘下了最后几片雪花，第二天太阳就出来了。当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终于发现自己稍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被病痛折磨的日子总算快熬到头了。虽然身体还很虚弱，有时还咳嗽，还气闷，还烦躁，但痛苦的感觉毕竟在一天天地减轻。

　　这个冬天实在是个悲哀的季节。就在我生病之前，1月20日，我认识二十多年的诗友梁健走了。四十八岁的梁健走得那么突然，让我深感震惊。他走前两个月，我还和他在一起在我家附近的白云宾馆喝酒，席间谈论最多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他不无伤感地谈到：他和大儿子已经十多年不见了，如果在街上相遇，他也认不出自己的儿子……2月27日，我仍然沉溺于病痛中，上海的朋友郁郁打电话告诉我：邵揶走了。邵揶是我相交二十多年的老朋友，虽然相隔万里，但他每隔两三年就会来嘉兴住上几天，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他的死让我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悲伤。我想，我生的这一场病，是不是上帝让我的灵魂和身体感应这两位特立独行的朋友的死亡？

　　3月8日，我仍然被病痛折磨着，就在这一天，诗人张枣在德国去世，他和梁健一样，也只有四十八岁！我没见过张枣，但我非常熟悉他的一首诗——《镜中》，特别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我一直奉为当代诗歌中的经典，年年都讲给学生听：“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初春，正是梅花落满南山的时节，张枣的诗人之魂也随着梅花一起落满了南山……

　　承蒙上帝的眷顾，我一生中被疾病折磨的日子并不多。除了这一次肺炎之外，一生中最大的一场病是十七岁那年的肺结核。那是1970年，我在海宁化肥厂锅炉车间干了十个月，这是繁重的体力活，当时我长得瘦骨嶙峋，加上营养不良，加上锅炉车间的烟尘和化肥厂毒气的侵袭，再加上青春期忧郁，我得了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血。鲁迅、萧红都是患肺结核去世的。假如我早生一二十年，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幸亏在我得肺结核的1970年，已经有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风和链霉素。但当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压抑，整整五个月断绝了和朋友们的来往。我在病痛中写下一篇七八页的《心灵痛感》，其中的悲哀和绝望不忍卒读，不久我就把它付之一炬了。五个月之后我的病尚未痊愈，我就上班去了，因为病假超过半年，化肥厂就会无情地把我除名，而当时能进工厂工作是何等不容易。上班后，我仍然在锅炉车间干繁重的体力活，仍然每天八小时呼吸着锅炉车间呛人的烟尘和化肥厂的各种毒气——幸亏我死命抓住了1977年的高考这根救命稻草，才匆匆逃离了这个谋杀我的肺和我的气管、喉咙、鼻子的地方。至今，我身上的这四个器官仍然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它们对烟雾、灰尘、气味、寒冷特别敏感。三十三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跨进化肥厂一步。去年深秋，我独自爬上海宁东山俯瞰化肥厂，那里仍然是烟尘缭绕……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往事像一股寒流那样侵入了我弱不禁风的肺，才潜伏下一场两个月后发作的肺炎？

　　人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几个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就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为自己年轻时代的狂妄感到羞愧。十七岁那年，我和几个朋友站在海宁东山顶上，望着浩茫无涯的天地，一股莫名其妙的豪情窜上心头，我慷慨激昂地宣告：我们要做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人物！那是1970年，灾难重重的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荒谬和罪恶的时代，我居然把它看成伟大的时代。说完这句豪言壮语后不久，上帝就用一场肺结核来惩罚我的狂妄和愚昧。

　　那么这一次，上帝是用肺炎来惩罚我的什么罪过呢？我想，我肯定是有很多罪过的。

　　在病中，我特别清醒地知道：人，实在比一粒蚂蚁强大不了多少，随时随地，命运之神会驱使几个小小的细菌和病毒把我们押往永远的黑暗。我们活着一天，就要感谢命运的恩典，感谢上帝让我们享受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感谢所有陪伴我们一块儿栖居在这个世界的亲友，尤其要感谢那些时刻牵挂着、关心着自己的人。

　　在被疾病折磨得垂头丧气之时，我对健康的人生充满了留恋与向往。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笼罩生活的层层烟霭才会被自己的觉悟驱散，人生的真谛才会像清清小溪中的鹅卵石一样被自己看个分明：跟身体健康，心灵健康相比，世上的名利和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狭隘的恩恩怨怨又算得了什么呢？

　　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此生足矣！

　　1关于此事，数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一碗杂碎汤等了三代人》。

　　2这里引用的是沈苇《论新疆》的诗句，以及他的随笔《西东碎语》中的论说。见《沈苇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3沈苇：《一个地区》。

　　4沈苇：《对话》。

　　5诗人郁笛《在沙雅我遇见的另一片胡杨》中的诗意。

　　6麦麦提敏：“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一种我无法摆脱掉的孤独和忧伤，大概与生俱来。”见诗集《返回》的后记《我需要对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

　　文/伊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