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加藤嘉一 遣唐使
- 发布时间:2010-06-28 14:42
加藤嘉一，日本人，来华7年。
他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攻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后，他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的“前现代化”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时，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遣唐使”进京记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东京大学跟他想像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朋友、不会中文的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来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像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拥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友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中国菜很好吃。”
加藤嘉一是永远不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到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四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嘉一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作拉锯战。”
……
他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攻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后，他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的“前现代化”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时，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遣唐使”进京记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东京大学跟他想像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朋友、不会中文的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来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像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拥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友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中国菜很好吃。”
加藤嘉一是永远不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到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四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嘉一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作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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