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加藤嘉一 遣唐使
  • 发布时间:2010-06-28 14:42
  加藤嘉一,日本人,来华7年。

  他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攻读硕士研究生。自从2005月4月亲历“反日游行”后,他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看加藤嘉一来中国之后的文章,前两年还有些陌生的客套,敷衍的礼貌,还有些各打五十大板的“两国都有需要相互学习的地方”。最近的一些文章则越来越大胆生猛,直白地写出一些他对中国的那些“不喜欢”,那些他观察到的“前现代化”现象:小到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吵闹和混乱,地铁禁售报纸的荒唐;中到中国左派右派知识分子,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上相互攻击排挤的“愚蠢”;大到中国模式下的价值空白和思想流失。

  5月时,加藤嘉一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

  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唐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

  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遣唐使”进京记

  2003年,19岁的加藤嘉一没上大学多久,就从东京大学退学来到北京。因为东京大学跟他想像的不一样,他形容日本年轻人“是很压抑的,受到很多来自前辈的打压,只要稍微和别人不一样,就会遭到排挤”。加藤嘉一天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最大的“自我认同感”就来源于别人对他的不认同。所以他在没有人民币、没有朋友、不会中文的状态下仓促来到北京,来研究中国——这个被大部分现代日本人叛逆的威严、神秘、庞大的老师。

  我们问长居中国的外国人套话的问题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是:“你想像中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中国举办了各种盛大的国际活动,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人拥入中国。在报纸和新闻中,记者反复抛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问题的答案几乎有了定式——“中国很现代很开放很有活力。”这就像我们英文课本里,第一册就有中国小朋友和外国友人的对话:“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中国的什么?”“我爱中国,中国人很友善,中国菜很好吃。”

  加藤嘉一是永远不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当被问道:“你是一个中国控吗?”他愣了一下,问道:“控是什么意思?”我说:“控就是喜爱,不是一般的喜爱,而是带点偏执的喜爱。”加藤嘉一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是中国控,中国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

  加藤嘉一来中国的第一天,刚出机场上了出租车,就发现车厢臭臭的,司机旁若无人地抽着烟。他透过车窗看周围陌生的风景,诧异不断:“路好宽呢,不停地超车,拐弯又拐弯,这些人是怎么开车的,技巧太牛了吧,中国没有交通规则吗?那些红灯明明亮着,司机和行人都好像根本没看呢……”他还没有到北京大学,就被司机小宰了一笔。

  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四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嘉一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作拉锯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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