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个人价值观与日本国家价值观成因透析

　　价值观是主体面对客体世界，在信念、理想、主张诸方面表现出的较为稳定的无意识认同与倾向性选择。对于安倍来说，其个人价值观必定影响到日本国家价值观和日本未来政治走向。关于安倍个人价值观问题，存在三种聚焦方式：中方、日方和他方。中方话语耳熟能详；他方话语大致定位于国际人士之洞见。这里打算通过对安倍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构分析，探究安倍价值观成因，从总体性上解释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在历史反省问题上表现出“愚蠢”、“傲慢”、“荒谬”行为的症候所在。

　　安倍作为日本右翼代表人物，并非偶然开出的“恶之花”，而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安倍价值观的形成，既有家庭出身内因，但主要是由民族文化性格的浸润所致，是日国内不断增长的右翼势力培育出安倍这样的“斗争型政治家”。

　　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封闭岛国环境，地震灾害威压，高智商等多重因素，形成其既坚韧又脆弱的文化性格，造就了《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双重人格”。但这一传统的无意识认知系统，随着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第一次被“重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充分发挥其性格中顽强、好斗、善变一面，广泛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一跃成为亚洲强国。特别是与中俄两大近邻交战均取得胜利，更强化了日本部分国民的自尊、孤傲、自恋、崇拜武力等性格特点。转捩点是“二战”美国的强力打击与战后管制改造，此可看做是日本右翼势力文化心理的第二次“重构”。在重构后的系统中，其双重人格发生偏转，矛盾性格中的强势（刀）交由“他者”（美国）饰演，自己则扮演温顺、服从的弱势（菊）一方。两者不断摩擦融合，形成新的平衡系统。通过发展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维持自己在新系统中的心理平衡，消解“耻文化”带来的冲突和自虐感。这一系统得以运行的“共时规则”即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安倍祭出的价值观外交，正是日本右翼势力获得心理安慰的表征。

　　日本右翼势力虽以“他者”为人格面具，但其强者、好斗、唯我独尊的一面并未消失，而是被挤压到无意识层面。一旦脱离“他者”的压力，就会即刻重返人格的另一面：傲慢、固执、好战、资源匮乏危机，迫切成为军事大国等。

　　当前，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国策略性地从美日同盟里所扮演的强者角色中淡化出来，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放松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管制，让其逐步恢复矛盾性格中的强势一面，把日本妖刀悄悄对准中国，从而引发日本少数政治人物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挑衅。

　　综上，面对不断强大的中国，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倒行逆施，傲慢对待亚洲受害者，歪曲侵略历史，是其双重人格强势一面逐步上升之症候。由于安倍的价值观由其保守文化心理决定，故其性格逻辑短时间难以改变，不可能因遭谴责而迷途知返，向亚洲人民谢罪。近代以降，中国没给日本带来任何恐惧记忆，反而是自己屡遭蹂躏。故此，面对儒家大国近邻，日本右翼势力始终秉有强者优势心态。中国愈强大，日本右翼势力的傲慢会愈弱；但在当下，模糊表达，话语修辞，找准时机大放厥词，依然是“安倍谈话”既定策略。能否让安倍之流改弦易辙，取决于中方是否有能力重构日本极右翼势力的无意识心理，矫治其恃强凌弱的野蛮心智，让其分裂的双重文化人格重归健康平衡状态。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定力，学会扮演强者角色，日本右翼势力的狂妄行为会自行消失。

　　李广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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