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现实版的残酷青春

　　良家文艺青年以往多在电影里看到虚构的残酷青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晃荡的人像，破碎的光影，似乎也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内心。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影像频现网络，拍的却是生活中的真实。画面里一群少年或少女向一个受难者施暴，受难者任凭凌虐毫无反抗之意，看客发出哄笑并充当摄像师。这样毫无艺术感的青春影像见诸网端后，终于激起了人们的不适和不安。此时，距美国37个州颁布校园反欺凌法才过了7年。

　　还是要先界定一下概念，当我们在谈论这些视频和事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校园暴力，不是简单的攻击或戾气，而是欺凌。两个人打架，或两拨流氓打群架，都不是欺凌，而是较量。只有在实力悬殊，以绝对优势恃强凌弱，以多胜寡的时候才是欺凌。而欺凌，除了殴打以外，还包括敲诈勒索、语言暴力，不碰身体也可以欺凌。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挪威心理学家就已经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到了1983年，北欧有三名校园欺凌的受难者相继自杀，校园欺凌问题才开始成为心理、教育学界关注的重点，30年来热度不减，成为发展心理学里面经典的研究问题。

　　校园欺凌的问题，不是中国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它在所有的青春里一直显著存在着，只不过刚刚被我们看到、承认而已。当然，如果详细比照，中国现阶段的校园欺凌问题中，有哪些部分是反映了当下国情，应该也有很多研究空间。

　　以西方的数据来看，85%的女孩和80%的男孩报告在学校受到过至少一次欺凌，10%～15%的学生曾经欺凌过他人。日本一年中所报告的校园欺凌事件有2万多件。校园欺凌如此普遍，在成为一个问题之前，也曾一度被人当作青春的一个部分，甚至一种成人礼。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文化、时代里都存在，确有一定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它是一部分人格发展有潜在缺陷的青少年在获得了身体的力量之后，将人性中原本的脆弱和焦虑的部分表达出来而已。

　　施暴者、受难者和旁观者是校园欺凌中的三方。从研究和干预的角度看，对每一方的观照都至关重要。

　　看了视频的人都会认为受难者可怜，施暴者只有可恨可诛。严重的欺凌诚然能改变受难者的人生，将他们从此送入可怜人的行列，但在欺凌发生之前，真实的情况反倒可能是施暴者更可怜些。

　　研究显示，有50%的施暴者来自有虐待行为的家庭。单纯的施暴者，指那些总是可以成功有效地运用攻击，同时从不被别的孩子欺凌的孩子，是成年后反社会人格的有力候选人。他们通常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最典型的特点是没有共情能力，不能感受别人的痛苦。在实验场景中，播放一个人手指被针刺的镜头，一般人会情不自禁的皱眉头，仿佛能感受到被刺人的痛苦；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就没有这种反应，好像一只破败的膝盖没有膝跳反射。没能发展出共情能力的孩子，通常在极早期的养育中经历过严重挫折，或者本身是家庭暴力的长期受害者，都是一些非常可怜的孩子。

　　单纯的受难者，指那些只是被欺凌而从不欺凌别人的孩子。他们个性退缩、顺从，有一部分自身带有一些特点，如来自破碎的家庭或身体有瘦弱残疾等特异性。他们屡被欺凌后容易变成习得性无助，在明明有机会反抗或逃走时也选择坐以待毙，就像我们在视频看到的，几乎都没有一丝的反抗。对于受难者来说，被欺凌的经历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是成人礼，反而是一种毁人礼。本来他们长大以后也许会是一个低调温和而有所成就的人，结果只能终生生活在自卑和习得性无助的烂泥潭里。

　　在校园欺凌的情境中，还有一类角色，同时兼具了施暴者与受难者的双重特征。这个角色的心理问题一般要轻于单纯的施暴者，但重于单纯的受难者，而且在被欺凌了以后，比单纯的受难者自杀风险更高。他们的个性冲动，敏感，易激怒，容易对别人的行为作出敌意归因，而且反抗得毫无策略，他们先是做出过激又无效的攻击反应，然后反给自己招致欺凌。心理咨询有助于他们状况的改善，但是需要做很久，或许好几年。

　　旁观者始终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又可以细分为欺凌的跟随者、欺凌的推动者、欺凌的遏制者和局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湖要混，旁观者的分流比较依赖于群体的动力。群体总是奖赏那些他们认为他或她应该做的行为，而惩罚那些与群体标准不符的行为，其中的个体只有望风而动。对校园欺凌的干预，从这个角色入手最容易显效。而对施暴者、受难者、施暴/受难者的心理拯救，亦是刻不容缓。

　　（张禄荐自《中国新闻周刊》）

　　曹红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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