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开启的梦幻时光——外销艺术品

　　历史上曾有过一段长达近两百年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已经阻断，海上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更因清初推行“一口通商”，对外贸易为南海之滨的广州所垄断，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商行成为衔接中西文化的重要桥梁，大量富有东方风情的艺术品从这里远涉重洋，风靡欧美；与此同时，西方审美情趣也随之输入中国，东西文明的融汇交融得以在一大批外销艺术品上被呈现、记载、留存。由此上演了一段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颇具梦幻色彩的特殊时代。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产自中国的瓷器、绘画、漆器、木雕、牙雕、玉雕、扇、家具、墙纸等等，漂洋过海散入欧美大陆的王公贵族和寻常百姓家，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波“中国风”，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扇子成为每位西方淑女衣柜中的必备之物，身着华丽晚礼服的宫廷贵妇以手执一柄具有东方情调的扇子为高级时尚；在美国，中国瓷器取代英国器皿，各个阶层都在使用，姑娘出嫁也多以中国茶具作为嫁妆。另一方面，通过订制商品，大量西方题材和艺术风格也被中国艺术家、工匠所熟悉和应用，中西合璧、不中不洋，成为外销艺术品区别于本土原生艺术品的一大特色。同时也熏陶出广东不墨守成规、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与变革气度，深刻影响了后世。

　　岁月流逝，随着大量海外文物的回流、海外藏家的显现，沉寂已久的外销艺术品开始重新走入人们的视线，成为投资与收藏的新风向。虽然外销艺术品在艺术成就上未必多么高，但其独特的造型风格和所承载的历史内涵，使它具备非常的价值，尤其是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外销艺术品获得众多亲睐，面临重新估值，在拍卖市场上存在着较大的升值潜力。

　　清外贸的黄金时代——广州十三行

　　在清中叶至清末年间，世界商业正处于扩张年代，大量欧美商人的到来，并没有把广州的华商挤垮，相反，一段属于广州十三行行商的传奇时代就此而生。作为一座中西方文化及科技交流的衔接桥梁，广州十三行不仅又一次敞开紧锁的通商国门，它也逐渐改变着清朝皇族官员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欧美列强用以窥视大清王朝的一面镜子。

　　行里行外的贸易战

　　在广州，有一条在中国近代史上扬名海外的古街——十三行路。从前，这条街位于广州西城郊河岸，明末时，官府严禁中国商人直接和外商作交易，交易必须有“牙人”作中介，故在此处诞生了著名的“广州十三行”（Thirteen Factories of Canton），今位于荔湾区文化公园一带，东起回澜桥，西至长乐路，南源昌街，北为十三行路。

　　十三行初是“牙行”的性质，1685年，官府设立粤海关，招募了13家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外商做生意，中西贸易的大门从此被打开，纷纷吸引了欧美各国前来设商馆，以用于存货和日常办公。其实，十三行并不止13家，这是清康熙至清乾隆年间的说法，在其他时期，商行数量最多可达26家，最少仅剩4家。

　　为进一步掌控外贸市场，1720年，十三行行商组织了“公行”（“Co-hong”，亦称“洋行会馆”），并订立13项条款。其中有些条款挺有意思的，比如瓷器自行贩卖者须以卖价的30%向公行纳税，小宗商品如牙雕、扇、漆器、画等可自由贩卖，但茶叶、丝绸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仍由公行独揽。公行是官府授权负责和外商进行贸易的机构，到后来，官府禁止散商经营任何外贸生意。结果，公行的不平等制度遭到外商的反对，曾一度被废除，但不久又复原。

　　公行正是利用这种特权，汲取了庞大的商业利润，数位巨富由此诞生。当中以“浩官”（Howqua）伍秉鉴的怡和行声望最高，对美贸易大多由他承揽，他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之多，1801年和1803年，纽约“三叉戟”号（The Trident）船两次到广州所购买的瓷器均由他供给。然而，经营瓷器贸易更多的还是十三行之外的商人——散商。

　　1817年，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除重要的商品，如茶叶、生绵和纺织品，其他商品多由外商与公行之外的散商交易。与公行不同，散商最初只为外商提供私人用品，之后，行商感到难以顾及各个方面的生意，于是，便准许如瓷器、象牙、龟壳工艺品等物品的交易对外开放。据说，外商也会在他们的交易记录本上列出主要的“散商”。

　　“鑫行”（Synehong）——十三行外最著名的瓷商，纽约著名摩根家族后人之一约翰·皮尔庞特（John Pierpont Morgan）曾称赞：鑫行瓷商是最受尊敬的商人，他经营无误，所售瓷器属高档货。1809年，另一位美国商人托马斯·沃德也写道：“老鑫行乃瓷商之首，其瓷器价廉物美，且包装最好，一旦订有合同，必能圆满完成，因而，美国商人都愿与他做买卖。”历史上知名的纽约“中国皇后”号（TheEmpress of China）船在广州所购的瓷器就是出自鑫行。

　　另一位活跃的瓷商名为“亚兴官”（Yam Singua），至今在美国的博物馆中仍存有他当年所制的英文“名片”：广州瓷商亚兴官，经营纹章、彩绘及各类瓷器，价格合理。这位亚兴官最后还把广告做到了美国。

　　1804年5月，《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上载有：“广州瓷器商人亚兴官，敬请转告美国商人、大班和船长，现有一批精美瓷器，包括各种纹章、花押和彩绘瓷，风格高雅，价格合理，一经订货，即可成交。”

　　被“压迫”的外商

　　行商在贸易领域的垄断地位日益巩固，相反，外商也愈受压迫。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商在华的一切活动都在严格控制下进行：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课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不得携带妇女进入商馆，不准擅自出入商馆，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私雇引水、买办、通事等等；而且要求行商监管外商的行为，一旦有外商触犯条律，行商则要被处以罚款。1830年4月8日，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广州商馆区，广州当局四处张贴“告示”命令她们立即离开。

　　外国人每月只能在居所之外的地方活动3次，并且是10人一组，由一位口译监督活动。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外国人只能通过与行商打交道来处理事情。最初，当货物运上船离港之后，欧洲人不准在广州逗留，只能到澳门居住，直到1749年，外国公司才被批准将贸易点建在自己的商行或居所里。

　　当外国船只抵达中国广州沿海时，船长们先要到澳门雇佣航路引水员、通事和买办各一名，然后驶向东莞虎门。买办是负责船只及船员的给养。在虎门，中国海关人员遵照“河伯”（即旧时粤海关监督员，西人称其为“Hoppo”）的指示，对船只征收两种手续费：一种是基于船长的税费，通常是400里弗（一种法国旧时货币单位）；另一种是必须缴纳650里弗，其中大部分会呈送给皇帝作为礼物。

　　待手续办完后，船只沿珠江抵达黄埔港卸货，再将货物转交行商，由行商对货物定价。接着，“河伯”会在当地为船员们接风。为了犒劳“河伯”，外国商人会赠予“河伯”礼物或小费。这是因为买办需要支付各种关税，因此，外国人会给中国人一笔服务费当作酬劳。

　　在中外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通常会聘请懂英语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这些翻译有时会和中国商人做生意，他们用舢板船向外国船只上装卸货物，以赚取外快。货物上一般会有出售者的封条或印章说明负责缴纳关税的对象，如果没有的话，那只能由购买者付税。货物上如果敲有河伯的“官印”，这意味着所有费用已支付完毕，船只才准许离港。根据公行的规定，一个行商不得包揽一艘外国商船上一半以上的货物，待他们将剩下的货物按程序卖给其余的行商后，外商须立即返航。

　　1818年，一位外国船员这样描述与广州行商进行交易的过程：“广州政府不急着和外国人进行交易，所有的关税都由中国人缴纳；当中国买家在购买你的商品时，须缴纳进口商品的关税；当你在购买中国卖家的商品时，你所支付的价格已含出口税，中国商人同样须缴纳出口商品的关税。”

　　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商贩

　　说起当时西方人最常去的两条街，必定是新中国街和老中国街，尤其对于第一次光顾这些商铺的他们来说，商店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漆器、牙雕、丝绸和珍珠母。这些商铺通常又称之为“个体户”。这两条街实际上并非典型的广州街道，主要消费对象是西人，因为实际上除了这些店铺外，他们无法到其他地方游览了。

　　1820年，美国旅行家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Jr）在游览十三行之后，编制了一张中国个体户的表格，并根据姓名、等级、服务态度、职业等类别对十三行店家进行评分。其中新中国街的画师“琛呱”（Sumqua）、银匠“连胜”（Linshing）、漆器商“杨呱”（Yengqua）、专售丝绸、茶叶、牙雕等杂货商永傩（Younoy）及商人钦呱（Yamqua）等，均被列入一等。

　　此外，这份名单上的画家数目不少于5位。这些被称为“呱字”的外销画家在十三行附近的新中国街和老中国街分别设立画室，并雇佣若干助手及学生在画室里工作。老中国街上有通呱（Tonqua）、小通呱（TonquaJr）和福呱（Foiequa），新中国街上有发呱（Fatqua）和林呱（Lamqua）——历史上最著名的外销画画家。在沃恩的表格里，林呱的等级只排在第二，但服务态度“好”，其职业描述为“描绘船只、肖像等”。

　　西人经常光顾林呱的画肆。林呱的画肆在一间帽店隔壁，他的门口旁挂着一块小黑牌，上面用白字写着“林呱，肖像画家”（Lamqua，Face Painter），用以区别于他的邻居。而他的兄弟庭呱（Tingqua）的画室也在新中国街。林呱为许多欧美游客画过像，他们其中有些人著文描述过林呱画坊。当时，在林呱画室里作画的是他的一些学生和助手。1838年，杜哥德·唐宁（Charles ToogoodDowning）在其著作《番鬼在中国》中这样描述道：

　　“林呱专门在画肆顶楼为西方客人画肖像画；下面一层是面积更大的画室，里面有8个到20个不等的年轻画工（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他们有些在通草纸上作画，有些在象牙上作细密肖像画，还有些在帆布上作油画；第一层也是商店，顾客可以在这里购买画作、画材以及各种小饰品。”

　　按照他的描述，当时似乎只有画坊才会允许顾客参观楼上楼下。他在书中还提到：“一个狭窄的木楼梯通往楼上，那里有8-10名中国人在工作，他们卷着袖，盘着头发，以免弄坏画作。”普林赛普曾看到过林呱画坊里约有20名年轻画工正在同时临摹青年维多利亚女皇身穿加冕礼服的画像。早在19世纪初，就有西方人在广州订购美国总统们的肖像画。

　　另一部分商店位于十三行街东端。在这里，木匠们正在用最少的工具制作精美的欧美外销家具，包括红木之地的便携式桌子、漆质缝纫机和樟木箱。此外，还有些商店分布在广州西郊外的扇子街，灯笼街，药材街和龙升街，它们同样也深受西方人的喜爱。

　　1838年秋的一天，英国业余画家威廉·普林赛普（WilliamPrinsep）在一名中国男子的陪同下在广州逛街：“何呱（Khequa）带我去他的漆器店购买漆器，接着又带我参观其他的象牙工艺品店”，普林赛普则亲眼看到“象牙球的制作方法，一个象牙球套在另一个象牙球内，每个都是固定的球体”。另外，他还参观了茶叶仓库，中国工人用“十分干净的裸足”将茶叶压入茶叶箱内。

　　因地缘而生，融贯中西

　　外销扇在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外销环境和文化中孕育而生，与我国传统的扇子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装饰到风格均不同。18世纪前后的广州外销折扇，糅合了中国传统装饰和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品位。外销扇虽然在形制上仍属于中国传统扇子，但从扇骨材质、扇面风格等细节上均与传统的苏杭文人书画扇迥异其趣。由于外销折扇的大小、款式及材料运用的不同，制作工序也与传统折扇有一定差别。

　　我国传统的折扇主要以十一档为文人用的大扇，二十档以上的多为女用扇或工艺扇，文人雅士极少使用。因为外销折扇主要为欧美贵妇使用，所以其扇骨档数多为十六档、二十档、二十四档和三十档等，扇骨的排列更为细密，经过浅浮雕、透雕或髹漆绘制后，呈现出强烈的女性风格。

　　外销扇从形制而言，分为团扇和折扇，折扇数量较多。从材质上看，可以分为象牙扇、玳瑁扇、檀香扇、贝雕扇、银累丝扇、羽扇、丝绣扇等。外销扇作为一种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既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点，又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如扇骨，广州外销折扇的扇骨主要是在漆骨（涂上漆以后的扇骨）上绘画，常见的方式是黑漆描金、黑漆彩绘，这种装饰手法与传统潮州木雕的表面漆绘工艺一致，体现出当地传统工艺在外销折扇上的运用。符合西方人审美情趣主要是因为外销扇的扇面装饰受外销水彩画和西方纹章装饰的影响，因而具有中西合璧的风格，所以受到青睐。

　　18世纪早期，欧洲铜版画的传入，使得外销折扇的扇面装饰呈现出更加浓郁的欧洲风格。扇面上的表现内容包括欧洲贵族的纹章、庭院人物故事、山水园林、植物花卉、人物风景、宗教故事等。此外，广州外销扇饰有各类吉祥纹饰和祥瑞纹饰，传递岭南文化注重的“琴瑟和谐”、“如意平安”、“福寿长久”等内涵。画面还纳入西式庭院人物、西洋卷草花卉等，融合中西艺术，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

　　据广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白芳女士撰述，美国历史学家福布斯在其《1825—1830年的广东商铺》著作中曾载有：“1822年，广州十三行一带有5000余家专营外销商品的店铺，约25万匠人专门从事外销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无论具体从事的是哪个外销行业，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外销扇的制作中。由此可见，外销扇这一产物的风格是将多项工艺集于一身。

　　跻身欧美上流社会

　　在18、19世纪，外销扇风靡欧美，并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身着华丽晚礼服的宫廷贵妇们以手执一柄极具东方情调的扇子为高级时尚。1699年，“Macclesfiel”号船从广东载往西方的货物中就包括外销扇10万，可见需求量之大。18世纪初法国商船“海神”号的二征杜什（Bouvetdela Touche）日记中记载了在广州装船的商品除铜器、生丝、茶叶盒和药品外，还包括瓷器，屏风等，其中也载有4箱扇子。

　　外销扇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价格全面，从低到高一应俱全。1876年，第一届费城博览会开幕，这是美国史上首次举办大规模、综合性的世界博览会，当时的晚清政府受到主办国的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展。而外销扇被列入日用工艺品类别送展，其中尤以粤海关及广州商人所选送的扇类，最为丰富。他们选送的扇子近达20种，包括有象牙纸扇、象牙竹扇、绘有花朵的象牙羽扇、象牙骨扇、骨柄丝扇、象牙银扇、牙雕丝扇、珍珠丝扇、漆柄丝扇等。这些扇子再装入各种檀木、丝质、漆器和纸质的盒子里，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当中有3家广州商号选送的扇子获奖，分别是牙雕扇、漆木扇和象牙扇。从获奖评语中可知，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奖，要么是因为一流的手工和原创设计，要么是凭借优良的品质和雕工或是实惠的价格。

　　19世纪，外销扇在美国很盛行，卡尔·克罗斯曼在《中国贸易》一书中写道：“1832年。在纽约的一场关于‘广东扇子’拍卖会上列出所有可能的种类，包括500把屏扇，500把丝绸彩绘扇，500把米纸扇，600把彩绘（象牙）骨扇，400把仿檀香木扇，144把带有流苏的象牙柄屏扇及一级100把白色羽毛扇等。”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刊文称：“扇子成为每位西方淑女衣柜中的必备之物。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在欧美社会，没有一位穿戴体面的妇女外出时不配带扇子。她们的扇子除了具有扇风和驱热的功能以外，还可作为吸引别人注意以及卖弄风情的道具。”

　　参考文献：

　　连文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从广州销往美国的外销扇子》，《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13年第6期。

　　白芳：《异趣·同辉：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广式外销艺术精品展（下）》，《收藏家》，2013年第10期。

　　广东省博物馆编：《异趣·同辉：清代外销艺术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

　　李雨婷：《岭南地域文化下的清代外销扇的视觉审美特征》，《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第4期。

　　曾智林：《18世纪前后广州外销折扇的装饰趣味》，《美术观察》，2015年第8期。

　　陈娜：《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藏外销扇探析》，《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2015年3月10日第5版。

　　文：王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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