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双重转型之下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厉以宁有很多头衔，在专业领域他是著名经济学家、权威、泰斗；在学校，他是院长、博导、教授；在政治领域，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不过，当我们走进北大，会发现这里的老师学生不论年龄资力，面对厉以宁都只有一个称呼，那就是“厉老师”。

　　厉以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1年7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等人，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务，现任北大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追求GDP带来的恶果

　　围绕厉以宁，总也逃不开中国的经济话题。针对当下热点的经济社会话题，厉以宁表示，中国今天遇到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是最近十来年之内发展方式未变，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取得的恶果。现在想让病好，病去如抽丝，要慢慢改，不能性急。结构调整是慢的，人才的培养更是长期的过程，技术创新也不能性急，因此，2016年经济可能还是在困难中前进，但势头比今年要好一点。

　　厉以宁回忆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在致力于结构调整和基础创新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追，GDP要追上去。靠大量的投资果然也上去了，但是后来不也就下来了吗？所以，结构不调整，上去也是短时的，最后造成的是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并且技术落后了，效率低、产能过剩，还耽误了结构调整和继续创新的机会”。

　　“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厉以宁说，过去我们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经济结构，在成就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弊病。当前中国处于“新常态”，要适应中高速增长。

　　什么是新常态？厉以宁表示，简单来说，新常态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新常态”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告别过去的超高速增长。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这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而未来中国经济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呢？厉以宁称，要适应中高速增长，协调好各方面关系，适应市场，不要再走过去的追求GDP的增长、超高速。长期以来，政府发挥很大的作用，很多时候是靠政府来调节。现在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因为我们是走向市场化，这里一定要由市场规律来决定。目前，企业要自己找市场，自己推出新产品，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中国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今年国家统计局第三季度的公报显示，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GDP的51%，第三产业产值首次占GDP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个情况还要变化，第三产业将继续发展，中国也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实际上，人类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社会，即第一产业农业占GDP比重最大。第二阶段：工业化阶段。即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最大。第三阶段：后工业化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占了重要位置，今天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占GDP的60%至70%。

　　在第三产业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一般是2%至3%，顶多4%，3%就很不错了，因为第三产业占主要比重。

　　目前中国的经济也有相似的问题。过去GDP增长之所以高，因为中国经济仍处在第二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现在是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过渡的时候不可能保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

　　在后工业化阶段，如果还和过去一样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速，那么，只会有产能过剩。

　　但厉以宁表示，中国和西方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高端成套设备制造业要占主要地位，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但我国离这个还有距离。

　　他举例道，几年前中国的顾客到日本旅游带回来的是电饭锅、马桶盖。今年夏天有的学生家长到日本，他说现在去日本的中国游客抢购的是书包，为啥？日本的书包不一样，书包里装有通话装置，小孩在哪里，地点就显示出来；小孩一摔跤，就会把小孩头包住，掉水里就成了救生圈。这样的产品，肯定有销路，为什么我们没做出来？

　　此外，建设好的新工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到哪里去买设备？很多厂商考虑的都是，到德国、日本、美国，还是到意大利呢？很少听到人们反映，我们是在北京买、天津买、上海买、广州买，还是哈尔滨买？因为中国的成套设备很多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很多方面是落后于世界水平。所以我们在进入第三产业占GDP一半以上的位置时，绝对不要放弃我们的继续工业化，我们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厉以宁表示，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是一个双重转型：既要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的双转型结合，也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

　　他强调当前结构调整首先要振兴制造业，制造业改革的关键在于结构调整，只有这样才有带来效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强服务业的质量提高和效率增加。中国的服务业仍是传统服务业比重大，而现在服务业刚起来。我们既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要帮助传统服务业提高质量。

　　中国企业需要创新

　　厉以宁表示，去年以来中国GDP增速持续下降，至今情况并未好转。在厉以宁看来，经济下行压力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过去超高速增长带来的后遗症。其中最明显的是产能过剩，现在面临去产能压力；其次，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结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第三，国际经济已经处在不景气的状态。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厉以宁认为其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把产品推向市场，这短期内是完不成的，需要时间和过程。他认为，中国的后工业化时代已经开始，面对这种变化，中国需要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是中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厉以宁表示，虽然目前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但还要再进一步。未来中国要让产品更个性化、服务业更人性化，要把品牌打到国外，把顾客留在国内。

　　第二是绝不要忘记中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厉以宁表示，虽然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但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实现，离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还有距离。

　　第三是中国的农业发展大有前途。厉以宁透露，他在调研中发现的农业土地确权后土地变多的现象。他强调，一些地方确权以后的土地合作化，既表明农民有信心了，也说明中国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

　　在厉以宁看来，未来中国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要加强职业教育，但一定要认识到，除学校外，对人才培养更大的是市场、是实践。他说，五年前华尔街日报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说美国人不关心中国GDP有多高，对什么追上美国之类也不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北京中关村里的咖啡馆。

　　“那里全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科研人员，还有民营企业家。要知道，30年前比尔盖茨就是咖啡店的常客，这是中国的未来。”厉以宁强调说。

　　改革要“稳”字当先

　　近期，国家最高领导人曾在9天内4提“供给侧改革”，这个词语一下子成为了年底最热门的政策词语，所有人都在研究它是什么意思。而厉以宁近日参加年末媒体峰会也两次针对供给侧改革发表了主题演讲。

　　所谓供给侧改革和调控，是相对于以往需求端改革和调控而言的。需求端调控就是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策“刺激”更多的需求，表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供给端发力则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一般包括了简政放权、减税等刺激生产的手段。

　　厉以宁指出供给侧改革面临的三大难点：第一是资本不足，基础设施不行；第二是专业人士和技工不足；第三是土地利用及各种资源不足。

　　针对这三个难点，厉以宁提出了六点建议，基本上他的思路还是以减税、简政、混改为主。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大短板行业投资和国企在混改中不裁员的意见。

　　厉以宁表示：“供给方面的改革重点是短板行业要加大投资。因为我们靠什么来竞争？靠短板行业来竞争，短板行业如果不加强投资，怎么创新啊？”

　　厉以宁认为，单单减税是不够的，短板行业还需要进一步扶持。“供给的增加又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的调整、部门结构的调整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

　　此外，“供给调控要建立新工厂、要建立高铁、要建立高速公路、要开港口等等，都需要大量资金。”

　　而且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上，厉以宁还强调决不能重演上世纪90年代国企大量工人下岗的悲剧，国企不裁员，不能让下岗工人承担改革成本。

　　“我们要注意到，这次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企业当中，包括竞争性行业，国家不设比例，只有某些专门行业需要国家控股。不设比例就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不裁员。因为90年代，你一点钱把人家工龄买断了，闹出好多后遗症，人家在埋怨，而且年龄都四五十岁了，再找工作难啊，到哪儿去找啊。改革的代价由下岗员工来承担，这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次不裁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吸收他们上岗，增加收入，这就是供给方面的改革。”

　　厉以宁为何这样表态？加大投资尚可以理解，因为很多学者都在呼吁投资，但是他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重提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下岗潮呢？

　　厉以宁曾因上世纪末极力推动轰轰烈烈的股份制改革而被称为“厉股份”。新中国原来没有股份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而国有企业在上世纪末面临市场竞争，普遍陷入困境，债务累累，效益低下。当年，正是因为股份制改革让国有企业走出了泥潭，时至今日，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多的分量。

　　但是那一轮国企改革付出的成本极其巨大，最明显的就是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众所周知，以牺牲两千到三千万下岗工人为代价，换来了国有企业的今天。那些国企工人，为企业奉献了青春，建起了厂房，搬来了设备，到头来却以很低的几万块钱的“工龄”被买断回家，土地、厂房、设备由此都成了他人所有，与自己无关。这是极大的不公。

　　当年4050的那一批下岗工人，生活水平因此严重倒退，只能从事着最基础的工作，拿着最底层的工资。

　　厉以宁此时提起这段让人心酸的往事，恐怕是因为如今的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站在GDP世界第二的高度上，已经到了追求公平而非一味追求效率的阶段。所以在这一轮的国企重组和混改中，更多的要保证公平，稳字当先。

　　责任编辑/星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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