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职业打假”的质疑普遍集中于敲诈勒索，但并不能因为个别“职业打假人”对商家的非法讹诈而全面否定“职业打假”的价值，让“职业打假人”戴着法治的镣铐跳舞，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国家工商总局近日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一表述被解读为“职业打假人”今后不再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消法)保护，从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在我国，“职业打假人”这一概念是伴随着消费者维权运动而诞生的。1994年1月1日，消法施行，明确商家欺诈“退一赔一”原则，标志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正式拉开帷幕。1995年3月，年轻的王海在北京商场中买了两部索尼耳机，在意识到可能是假货后，他随即又买了10副，并依据消法索赔，最终获得近万元赔偿金。王海因此被称为中国“职业打假第一人”，“职业打假人”也就此进入公众视线。20多年来，“职业打假”一直是一个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反对者称其以打假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支持者称假货横行，“职业打假”有其存在的价值，可以震慑无良商家。不可否认，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他们的行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诞生，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和执法起到了完善作用。
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正式施行，将“退一赔一”改为“退一赔三”，对于商家欺诈行为的惩罚性赔偿更进一步。仔细研读会发现，无论是老消法还是新消法，本身并未对商家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设置前提条件。而作为下位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却预设了前提条件，以此将对“职业打假”的保护排斥在外，有悖法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以营利为目的”也很难判定，对于每一个因买假而索赔的消费者来说，在客观上通过惩罚性赔偿从中受益，看起来都难逃营利的嫌疑。
关于“知假买假”，最高法曾经亮出过鲜明的司法态度。2014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曾提到“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有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明确支持了食药领域的“知假买假”行为。如此看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有些站不住脚。
这些年来，人们对于“职业打假”的质疑，最集中的就是敲诈勒索。被称为“山东王海”的青岛“职业打假人”臧家平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3年，成为全国首个受到刑事追究的“职业打假人”，也曾经有力地警示了这个圈子。“职业打假”能不能与敲诈勒索画上等号？或许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刑法中指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可以看到，“非法占有”是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如果一些“职业打假人”开出高于商品价格数十倍的索赔额，甚至采取调包方式去讹诈商家，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如果单纯依照消法要求“退一赔三”，这是消费者合法权利，不构成“非法占有”，当然谈不上敲诈勒索。
人们的质疑可以理解，但是，和“职业打假人”相比，那些知假卖假、故意造假者似乎更应该被喊打。正是他们不负责任的造假卖假，才导致“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正是他们的胡作非为，才给了“职业打假人”以空间。我们不能因为个别“职业打假人”对商家的非法讹诈而全面否定“职业打假”的价值。假货现今依然横行，否定“职业打假”为时尚早。“职业打假人”群体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规范制约。有个帖子中的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让“职业打假人”戴着法治的镣铐跳舞，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法学专业，长期关注警法新闻)
文|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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