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整个天宇的芳心

　　我非常喜欢张炜的《刺猬歌》，它让我们领略了齐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到齐文化跟鲁文化很不同，跟整个的中原文化都不一样，它很自由、恣肆，是一种无拘无束、喜欢“胡说八道”的文化。《刺猬歌》出版一年后，我又读到了张炜用散文形式呈现齐国特异风貌的《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张炜是那么爱齐文化，写到齐文化中那些光彩夺目、魅力非凡的方面可真是如数家珍、妙笔生花。然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文中谈到有人假设当初若是比秦国更开放、更活络、重视工商、鼓励享乐的齐国统一了天下，历史的进程也许会不同，中国的发展会展现另外的面貌，对齐文化有笃厚感情和深刻理解的张炜却提出疑问：“齐国能够统一中国吗？”再进一步，即使齐统一了中国，真能把这个国家统治好、并且长久持续下去吗？

　　张炜将秦、齐国方方面面对比，在在呈现两者的迥异，可他偏偏在种种大不同中看出了大同。比如秦和齐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因为各自出现了精明能干的“良相”：秦有商鞅，齐有管仲。商鞅通过集权、专制、酷刑等冷峻的、压制性的治理方法让秦国迅速崛起，相反管仲则尽可能顺应人性，鼓励享乐，鼓励欲望的张扬，推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国家富强。这看似趋于两极的做法在张炜眼中却是殊途同归，两国最终都落得灭亡的命运。这灭亡的命运在张炜看来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是“最后的堕落”导致的，而是从一开始、从根子上就出了问题：商鞅和管仲的治国方案，让秦和齐都迅速强大和繁荣起来，同时也埋下了日后灭亡的种子。商鞅以严刑峻法、血流成河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强大，使残酷成为一种文化迅速蔓延和流传。“但凡是残酷也就会有同样猛烈的回报，就像秦帝国的灭亡一样迅速，像那些君臣的结局一样凄惨。这似乎也较为合乎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伦理秩序”。而管仲“把增加物质财富当成了最重要的、甚至是超越一切的现实目标”，最终导致齐国强大热烈的物质追求“压倒了一切，在这种局面下，一些传统的克制力和伦理禁忌已经全部崩溃了”，只剩下“一场物欲的燃烧”，它从一个国家的中心开始蔓延，“逐渐烧成不可遏制的熊熊大火，烧成大地一片焦黑”。

　　秦和齐更深层次的“同”还在于，两者其实都算不上真正的国家，而只是“家国”，这个家国“有一个与天下民众沿不同轨迹运行着的集团。说他们是集团而不称其为行政机构，是因为许多时候这个团体只有利益的盘算，而少有什么理想。为自身利益的处心积虑、操劳勤政，与对国民更深远一点的前途的设计、一点志向，是完全不同的”。而商鞅和管仲也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良相良臣，只是“家国之相”、“护家的好手”——因为他们的立场说到底还是站在君王的当世，而不是国家的未来；是站在君王的宫墙之内，而不是民众的陋巷里。他们的治国方案，方式不同本质却相通：“两人都采用了极端实用主义的施政方法，都高效快捷地获取了物质利益，强化了国家机器，同时两个人都漠视和破坏了社会伦理秩序，远离了‘仁政’。用荀子的话说，就是他们‘力功不利义’。改革者为什么要‘力功’？就因为‘功’在当世。为什么不着力于‘义’？就因为‘义’在长远。”

　　只求当世之功，不顾长远之义的原因，张炜看得明白：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当下，而非长远的那个结果中，无论那个结果有多么美好。为了长远，为了长治久安，就要对眼前的急切欲望有所克制。而克制总是痛苦的。当时的任何一个君王，都不会放弃高效的实用主义，不会施行‘功’、‘义’并重的长远大计”。这里说的是人性的自私、贪婪和目光短浅，只要属于当世的一切，自己占有了、享受了就够了，管它长远不长远呢，那是后人的事，也就是别人的事。不过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笨到不明白那些依靠实用的方法积累起来的胜利“只是阶段性的、历史局部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所要面对的危机，也都是在一个阶段一个历史局部出现的。可以想见，任何长远的宏业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呢，国家却要灭亡于历史的局部，这种境况又有哪个当政的君王不感到恐惧呢？”

　　“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在这里。说起来很简单，这就是失败于当下还是长远的问题。但是任何失败都意味着结束”，“当然无法结束，也不能够结束。于是只能重温商鞅和管仲，并且还要翻一翻凯恩斯（西方世界基本上是以这位经济学天才的思想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以扩大消费来发展和刺激生产，而张炜告诉我们，早在战国时期的管仲就已经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来促进齐国的经济）”。话说到这里可就真有些惊心动魄，张炜用这样一个意象来形容这种方式是“与对手跳崖”：“这等于是用对手的方法来应付对手，以求得发展和自我生存。……都知道这样做将没有明天，但却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做，说白了就等于和对手一起跳崖，厮打着扭扯着，一起往崖畔上走去。”

　　有没有不跳崖的办法呢？或许我们任何人现在都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至少可以坚持我们的思考，因为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总比宣称压根儿没有问题进了一步。“国势的强盛，财富的积累，这些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关键是，“人们所追求和创造的物质财富，怎样才能确保它不再流失，一代一代积累下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理性地分析一番“在人类寻求的所有事物中，最容易取得的是什么？最不容易取得的又是什么？它们又有怎样的特征和怎样的不同？”张炜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和最快积累的是财富，但它难以保持；最不容易中断的积累是科学技术，但它会带来伤害，以至于灾难；最难以积累的是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我们当代人在享受着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安逸的同时，是否还葆有一些古老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呢？越来越急迫和功利的我们应静下心来看看那位东莱海边上的棋手：“他不仅要赢棋，还要摆出一局好看的棋形：结局时棋子摆出的形状不好看不美观，比输了棋更让他遗憾”，“讲究棋形，对他来说就是重视下棋的全部过程，重视每一个局部，而不仅仅是那个结果”，如果手段和过程不美，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他想要的。我们是否会为“热乎乎的炕没有了，千年膏也没有了，一些东西失传了”而感到痛惜？！孔子为了心中的仁义理想颠沛流离劳顿一生而无怨无悔，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旷世大言和身体力行，我们是由衷感佩还是嗤笑嘲弄？死前要弹一曲《广陵散》的嵇康、能够逃脱却甘愿以死醒世的谭嗣同、高唱国际歌赴刑的瞿秋白在我们眼中，是英雄还是呆子？简而言之，在一个物质主义甚嚣尘上、欲望的洪流铺天盖地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够理解、拥有并且呵护一颗“芳心”？

　　“思想与文化的积累才能最终确保物质的积累”，在张炜眼中，恰恰是那些最难以积累和保存的“美好的思想和情感”才是人类文明最根本的基础，这就涉及文明的判断标准问题。“其实文明的主要指标，最高的指标，不会是财富和科技水平如何。因为以这些为量化指标，野蛮的行径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推广。文明的指标，说到底还是要看人与客观世界，即与他人、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方式如何”，“这样粗略地比较一下，也就不能简单地轻许文明于富人了。国家和民族，运气多变，风水轮换，文明却是长存的，哪能稍稍穷上几代，就诅咒起自己的文明呢？”

　　如何与他人、与自然万物相处才算得上文明？张炜相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心”，而很多美好的思想和感情，正产生于这样的信念：让自己葆有一颗芳心，并相信万事万物都有心，只有用芳心去对待芳心，才会“把周围这个世界摆得和自己一样平等”，“也就不会一味想到去占有、去征服它们了”。我们回顾这篇长文里那些迷人的、柔情的、活泼通脱的、犹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光斑一样让我们恍惚而沉醉的章节，那些关于“齐文化的恣”，那些故事为什么发生、又为什么被张炜含情脉脉地拾起并呈现在纸上，都是一颗“芳心”在起作用。人与动物、植物以及承载这一切的土地的相亲相依，还有齐文化特有的神仙鬼怪，那些关于狐狸、大鸟、海龟的妙趣横生百说不厌的传说，归根到底都来源于“相信万物有心”的信念啊。这种信念是如此朴素动人。也许，只有保护好所有的芳心，人类才有不断去寻找、慢慢去接近那个把人类从“与对手跳崖”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方法的可能性吧。否则，人类恐怕真是要坠入“集阳火与阴毒于一身”的、万劫不复的黑暗深渊了。

　　张炜曾经说，语言除了有色彩有气味，还有角度。如果一句话是四十五度角，下面一句仍然是四十五度角，就成为一条直线了；而如果语言的角度快速调整和变化，动感就很强，语言就能呈现出一种舞蹈的姿态。我觉得，语言是有温度并且有燃点的，到达了燃点的文字自然会燃烧起来。“芳心似火”，这个看似诗意的题目其实包含的是作家的忧思，它暗示的是一种危险，燃烧的危险。“因为只要有燃烧就会有灰烬，有熄灭的时候”。那曾经如此辉煌的齐国，不也就是因为放任芳心的肆意燃烧而最终灰飞烟灭的吗？燃烧是一种破坏性、毁灭性的力量。要保护那颗芳心不被烧毁，就要“把炽热加以收敛克制”、保持“一种适度和温文”。万物有心，那么文字自然也是有“心”的，既然有心，就要有所敬畏，不能肆无忌惮地用它，而要小心呵护、谨慎择取。张炜原本是抒情意味很浓、有吟哦的冲动的，文字常常滚烫、浸透着齐文化酒饮微醺的味道，然而在这里，他如此耐心地寻找一种与“温文的芳心”相谐的文字，因为，他要保护好文字的“芳心”。文字的这颗“芳心”内核固然是热烈，但他用温煦包裹住汹涌的激情，让其呈现出内敛、素朴、警醒而清澈的面貌。

　　事实上，作家是想用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共同表达这样的期盼，期盼那场古老的、巨大的、来势汹汹又无所顾忌的贪欲之火能停息下来，它已经烧毁了那么多美好的、曾经带给我们幸福的东西，它扬起的烟尘飘上空中，让我们头顶的“这轮明月开始变得稍稍暗淡了”，这难道还不足够让我们惊恐吗？如果，你相信“万事万物都有一颗芳心”，相信“人需要赢得大自然的芳心，地球的芳心，上苍的芳心”，那么“让我们仰起头，好好凝视这轮皎皎的月亮吧，它是整个天宇的芳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