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岂止在家族：卢作孚的家国情怀

　　书生创业只为国

　　卢作孚，民生公司创始人。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虽仅小学毕业，但自幼好学，自学成才。长大后的卢作孚不满当时国弱民穷，一心救国。他先后当过小学教师、记者、编辑，最终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

　　当时，在长江主干线上，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美商捷江为首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航行特权的庇护，垄断着川江航运。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提出“化零为整”的发展战略，即将零散的华轮小公司整合到一起，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赢得家乡父老对民族企业的依赖与支持，不断拓展市场空间。

　　此后，美商的捷江公司5艘大轮船在竞争中被民生公司接收；日商的日清公司抵挡不住民生的发展，几经挣扎，难以为继；而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最后只得将主力航轮撤往宜昌以下航线。

　　1935年，民生公司的轮船由1930年的3艘增加到40艘，总吨位由230吨增加到16884吨—运力增加了72倍！1949年，民生公司的员工发展到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在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各港口、台湾、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发电厂、港口、造船厂、银行、保险、纺织、煤矿、钢铁等60余项实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集团。

　　此外，卢作孚还启动北川铁路建设。这条铁路于1927年8月启动，1935年3月全线通车，为四川的第一条铁路，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入了新时代，并成为当时北碚的一大景观。1930年，卢作孚创办三峡染织工厂，出任董事长，这也是四川第一个机械织布厂。

　　作为企业家的卢作孚有着极强的民族危机感。他念念不忘的是西方世界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还停滞在农业社会。他认为，为了摆脱落后的命运，中国必须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1946年，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指出，战后正是一个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航运的大好时机，因此，应确立民生公司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方针，开辟南洋、北洋航线，并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去”的口号。华人船王包玉刚曾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包玉刚。可见，卢作孚在近现代中国航运业上的地位。

　　伟大的民族英雄企业家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陷落。1938年10月，长沙告急，武汉失守，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特别是重庆迁移。

　　此时，宜昌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已经积压了大批难民，以及从沦陷区运来的几乎包括全国的航空、兵器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在卢作孚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奇迹出现了。据后来统计，军工器材162800吨；航空油料、弹药、器材约30000吨；出川入川部队110万人；来自全国的150万难民；100万吨各类物资均被有序撤离。

　　这些物资是保证中国军队持久抗战、蓄势反攻的本钱；抢运撤退的难民中，有不少是教师、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等后方急需的各类人才。安全撤离的他们此后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

　　宜昌大撤退是中国抗战史上辉煌的一页。卢作孚作为民族英雄将永载史册。

　　家族企业传承的岂止是家族主义，更是家国情怀

　　卢作孚创办了民生公司，但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则是：“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卢作孚作为民国时期企业家代表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既非中国传统的商人，也完全不同于以后那些以个人或家族致富为目的的企业家，他们是属于社会与国家的。

　　马克斯·韦伯说过，赚钱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子孙积攒财富，这是企业家的普世价值。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的新教伦理，但有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傅国涌先生在《大商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中指出，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是推进百年中国进步的两个车轮。他主要指民国的张謇与卢作孚这类企业家。其实，民国的企业家大多是“士魂商才”，即商人的才能和士的精神有机结合。民国时期的企业家，都有知识分子气，如卢作孚一般。真正的企业家往往不把钱留给子孙。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几乎从他们最初创业成功那个阶段起，就主动回报社会，投入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建图书馆、建公共设施等。

　　卢作孚一直致力于乡村城镇化建设，在重庆北碚开辟过一个乡村建设的试验区，把一个凋敝破败的农村场镇，打造成了初具现代城镇规模、建制及社会公益机制的现代北碚。他还创办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图书馆、北碚体育场、北碚公园、峡区地方医院、嘉陵江报等等机构。

　　更难能可贵的是卢作孚践行他的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他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中说：在私有财产尚未废除以前，虽然家庭仍为保有财产的一个单位，但不复是惟一单位，而且不复是人们运用财产的一个单位。人们将以其手脑、其所有一切，参加另一经济生活的单位—企业组织，或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去。他身体力行，没有把财富传承给子女，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个探索公私合营发展民营企业的新路径，虽然失败，但其家族精神财富的传承却是十分成功的。

　　卢作孚的子女没有承接到父亲的财富与企业，但是传承了他的创业精神。时代一给予机遇，他们自然可以重新创造财富。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创办了大通实业公司，70岁时又在香港创办安通国际航运公司，传承了父亲的航运理想。二子卢国纪2006年至今一直担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国纪的长子卢晓钟现任民生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卢作孚的孙子卢铿也以房地产的现代操作模式延续了卢作孚的遗愿：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卢作孚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无疑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人的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余世存曾写道：民国人物那种人格和生命的完善境界完全在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之外，卢作孚最为典型。卢作孚也被最有骨气、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誉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

　　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卢作孚给当下企业家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财富而是家国情怀。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企业家或许有寻找商机的敏锐、创新商业模式的头脑、整合资源的能力与敢于挑战风险的创业精神，但他们大多缺乏企业家最本质的东西：社会责任与民族使命。他们至多是在商言商。这或许是当下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生存不易的躲闪；也可能是他们没有卢作孚这类企业家的家国情怀，他们至多只是有个人情怀。

　　表面看，企业家在商言商是一种避讳，也是一种智慧，但实质上，在商言商违背了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责任。企业家应该走在一般公民的前面，放弃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至多是商人，红顶商人，或者是只想当稳奴才的商人。这也许是当下中国产生不了像卢作孚这样伟大的企业家的原因。家族企业传承如果仅仅是家族的财富、个人的情怀、在商言商的智慧的传承，富不过三代将是一语成谶。

　　甘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