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脱钩”

　　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一些“中介组织”的力量不容忽视，那便是商会。

　　商会是沟通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桥梁，起着“上挂下联”的作用。然而，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商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行政化色彩浓厚、结构不合理、发展能力不足等，有些商会被大家形容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

　　让商会真正成为一个市场组织，“脱钩”改革变得尤为迫切。

　　“脱钩”意味着商会要回归市场本质。在形式上成为一个平台，在价值上要超越平台，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传送带”、“分流器”--做企业想要做，但靠单个企业做不到的事；做市场需要做，却又无人牵头去做的事；做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去做的事，实现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

　　摘掉头上的“红顶”，投身于市场的搏击之中，商会才会从形式走向实体，带领整个行业企业做大做强。

　　商会那些事儿

　　《支点》记者 林楠 实习生 王冬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组织。

　　在市场经济时代，商人的组织便成了商会。

　　春秋时期，行业之间需要集合交流便有了“肆”；隋唐时期，同行商人们为了限制竞争组成了“行”；明代中期以后，同乡商人们要“相亲相助”形成了“商帮”；近代以来，商人们希望同外商竞争，振兴中国商业，产生了商会。

　　如今的商会，是在市场经济的共性需求下，商人们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发展，进而在以往商会基础上不断发展和进化出来的新型商业组织。

　　近年来，各种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国际商会、私董会等纷纷出现，中国的商会组织蓬勃发展。

　　规范企业无序发展

　　较早出现的是行业协会。较具代表性的要数温州市服装商会，至今已成立22年，70%以上的温州服装企业都是此商会会员，高达1800多家。

　　温州服装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服装大多是家庭小作坊制作，质量低劣。到了90年代初，服装企业之间更是相互仿冒、竞相压价，假冒伪劣成了温州服装的代名词。

　　当我国在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温州一些服装企业家意识到，依靠低劣产品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于是，1994年，多位企业家自发成立了温州市服装商会，提出要提高产品质量，规范同行竞争，一起做大市场。这一年，温州市服装商会有金三角服装公司等10家会员，都是温州较早成立的服装企业。

　　改变从商会开始，会员们纷纷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服装设备四大件：意大利迈埤自动定型、法国力克服装CAD、德国杜克普自动开袋、日本面料预缩。同时，对流水线和生产工艺进行了改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为了督促全行业从质量抓起，温州市服装商会特地聘请国家、省级服装质量检测站，对温州服装产品进行定期检测，后期还与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成立了检测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测服装质量。

　　1999年底，温州市已有35个服装品牌达到国家质量等级标准。2002年，多个品牌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产品质量的提升，带动了温州服装业的飞速发展。温州服装业总产值从1993年的不足20亿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302亿元。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品质量上去了，温州服装产业又遇到了新问题--设计没有跟上。广大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设计能力，大企业虽有设计工作室，但投入成本较高。

　　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温州市服装商会又成立了服装设计研究开发中心，并聘请中国知名服装设计师章小卉担任设计总监。企业确定产品定位、种类和需求后，服装设计研究开发中心便着手设计、选面料、打样。设计带动温州服装产业走上了一个新台阶。2010年，温州服装产业产值约达600亿元。

　　产业发展总会不断遇到问题。这之后，面对成本上涨、电商冲击，很多企业又陷入了迷茫。

　　按照同样的思路，温州市服装商会又于2012年成立了服装电商同盟，将一些企业品牌集聚在一起办公，共享库存分销、物流集散，并引入电商服务外包公司，为他们提供整合服务。

　　如今，美特斯邦威、森马等企业网上年销售额已过亿元，服装产业成了温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为企业发掘投资机会

　　如果说行业协会是应某一产业的发展需求而产生，那么在商帮基础上，以地缘为特征的异地商会，则顺应着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

　　成立于2005年、目前拥有600多家会员的湖北省广东商会，其秘书长张建忠告诉《支点》记者，粤商很早就走出广东，在全国各地经商，湖北便是粤商的重要集中地。湖北省广东商会的成立，主要是服务在湖北的粤商，并促进湖北、广东两省的经济发展。

　　粤商自古以来就在商界叱咤风云，是古代十大商帮之一，如今也是新五大商帮之一。在2016年中国胡润百富榜上，粤商上榜人数排名第二，共有232人。

　　“在一个地方发展时，企业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张建忠说，“比如税收、土地、政策等，如果他们自己向政府反映这些问题，会非常费时费力。我们为会员提供的首要服务，就是帮助他们优化经营环境。”

　　“除了政策层面上的问题，企业还会遇到经营层面上的问题。”张建忠补充说，“融资难、融资贵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湖北省广东商会先后与多个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不过，张建忠坦言，后来发现仅仅做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于是，沟通后，几家条件较好的会员企业，又一起成立了一家担保公司，以非营利性质为会员拓展融资渠道。

　　“起码为会员企业提供了10亿元的资金。”张建忠较为得意地说道。

　　更让张建忠引以为豪的，是这些年湖北省广东商会为湖北招商引资所取得的成绩。

　　由粤商创办的武汉雅都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因公司扩展需要，一直在寻求投资机会，在湖北省广东商会的牵线下，总投资1.4亿元的仙桃工厂落地。

　　以生产蒸蛋糕等产品为主的广东揭阳市港荣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同样因公司拓展需要，在中部寻求投资机会的过程中，由湖北省广东商会对接，今年与孝感市签约即将落户孝南区。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十多年来，广东企业在湖北投资项目超过3033个，投资总金额超过2560亿元。

　　在张建忠看来，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湖北省广东商会能为企业和湖北经济做出更多贡献。他同时表示，湖北省广东商会也要创新更多模式，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为企业国际化“保驾护航”

　　企业有对内投资的需求，也有“走出去”的需求。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致力于为企业搭建国际平台、代表企业利益、反映企业呼声的中国国际商会应运而生。

　　1988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同时使用中国国际商会名称，以“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方式对外开展工作。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发现，一个由企业主导的独立商会，能够更加深入地促进企业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于是，2005年，中国国际商会变为独立的社团法人，并广泛邀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成为创始会员。目前，商会已有5万多家会员。仅2015年，商会就组织1464家企业参加了23个境外展会。

　　不过，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国际商会的价值，更在于它依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60多年来积累的国际资源，能为会员企业联系到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商界，帮助企业在海外落地项目。

　　今年，苏宁拿下东盟跨境电商平台便是案例。

　　2015年9月1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东盟七国，在第12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建设备忘录》，就启动共建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平台达成共识。

　　今年6月，苏宁被委托作为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平台独家平台技术、运营承办方。

　　目前，该平台已上线试运营，主要经营东盟国家的进口产品。后期将协助中国国际商会会员搭建产品出口平台。

　　对很多企业来说，中国国际商会能提供的服务并不止于此。

　　在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同时，各类贸易纠纷也让企业头疼不已，好在中国国际商会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的烦恼。

　　河北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署了一项采购30吨55%含铝量废旧铝线及45吨废旧马达的合同，前者将货款电汇给后者，货物到港并经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后发现，后者仅发运了25.4吨废旧铝线，其中废旧铝线的含铝量仅为25%，而且废马达也只有25.27吨，双方交涉一年都协商未果。

　　于是，这家河北公司向中国国际商会反映了相关情况。中国国际商会随后向韩国公司发出了敦促履约函，要求按照合同赔偿解决，否则将通报韩国工商会，同时将其列入“不良资信企业名单”。很快，韩国公司便承认违约，并进行了相关赔偿。

　　业内人士评价，这只是贸易摩擦的冰山一角，中国国际商会应在解决贸易摩擦方面有更多作为。

　　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仅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就遭遇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6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达85.44亿美元。

　　对此，中国国际商会已着手建立综合法律服务平台，提供商事调解、贸易仲裁和海事仲裁服务，为企业国际化“保驾护航”。

　　企业合作的“秘密花园”

　　有一种说法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企业家们需要的不是开放的组织，而是一种更加封闭、私密的组织。

　　柳传志亲任会长的泰山会，便是其中之一。成立于1993年的泰山会，挂靠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多年来一直只有16位会员，几乎没有变过，包括联想控股、阿里巴巴、四通集团、泛海集团、复星集团等。

　　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等人对泰山会的定位是，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虽然泰山会的日常活动以娱乐为主，但正因为站在同一高度互相欣赏和认可，这种私交联系却总能让他们相互帮扶并深入合作。

　　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史玉柱。

　　1994年，他将原本18层的巨人大厦改建为78层，导致巨人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倒塌。同为会员的段永基向史玉柱伸出援手，支持其靠脑白金东山再起。

　　相对于早期的这种互相帮扶，发展到后期的泰山会，成员之间则有了更深的战略合作。

　　2009年，在股权改革的背景下，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的价格接手国科控股，占联想控股29%的股份，成为联想控股第三大股东。之后，泛海集团又主动转让9%的股份给联想控股的高管和员工。2015年，联想控股上市后，泛海集团还持有其17%左右的股份。

　　2015年，由泛海集团牵头，联手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联集团控股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三峡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汇源饮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等，成立了亚太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傅军、史玉柱、朱新礼，均是泰山会成员。

　　今年9月，乐视汽车获得了10.8亿美元的首轮融资，投资方有联想控股、新华联集团，以及泛海集团旗下的民生信托。同样，这三家企业也都是泰山会会员。

　　多位业内人士对《支点》记者表示，泰山会这种促成会员间深度合作和投资的方式，是商会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一种状态，值得其他商会借鉴学习。他们同时也表示，任何商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根据企业需求，走出一条个性化之路并不断创新。

　　借商会“跳板”起飞

　　《支点》记者 袁阳平

　　11月2日，由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领衔的“2016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

　　记者获悉，截至2016年10月底，全国测绘资质单位数量突破1.7万家，较2015年末增加6.9%，其中京津冀、江浙沪、广东、湖北拥有甲级测绘资质单位数占据半壁江山。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2016年预计将达到4360亿元，增长率约20.1%。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库热西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地理信息产业之所以能够健康有序快速发展，行业协会的作用不可忽视。

　　早在1992年，国内从事地理信息产业的企业便意识到了“抱团”发展的重要性，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国GIS协会”），主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研究产业发展战略；协调企业关系，加强行业自律，维护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最重要的是，通过参与这类行业性大会，我们能得到不少一手资料，这有助于企业看清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掘金点。”中国GIS协会副会长单位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武大吉奥”）总裁刘奕夫告诉《支点》记者。

　　刘奕夫表示，随着地理信息产业市场容量的扩大，行业内低价竞争、“零元中标”时有发生，这些行业乱象需要行业组织来协调解决。武大吉奥加入中国GIS协会，就是要通过协会平台，与同业一起成长。

　　跟着协会去“掘金”

　　想起2010年去北美参加一场全球性地理信息产业大会的往事，武大吉奥常务副总裁宋爱红皱起了眉头。

　　她向《支点》记者讲述道，2010年公司通过官方渠道报名参加美国一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临近大会召开方得知公司未能通过资格审核。

　　“当时我很纳闷，不少同行都获得了参会资格，为何唯独我们没有通过审核呢？”宋爱红后来一打听，原来该大会的一家主办方把武大吉奥当作竞争对手，取消了公司的参会资格。

　　这是一次了解全球地理信息产业最新动向和未来发展的绝好机会。宋爱红和其团队想尽一切办法，最后也只能无奈跟着国内同行“偷偷”参会。

　　“后来我们还是穿帮了，布置在会场的展台被组委会发现。”回想起来，宋爱红笑称，“虽说当时有些尴尬，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内不少测绘企业都曾有过被国际性大会拒之门外的经历。如何才能破除这一阻碍，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产品和实力呢？

　　“一个企业自身的能力再强，在全球市场也是势单力薄的。大家只有团结起来，组团出海，才更具竞争力。”这也是武大吉奥后来积极参加中国GIS协会的重要原因。

　　刘奕夫向《支点》记者透露，中国GIS协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内部交流会，大家互通有无，交流行业最新动态，探讨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清理不正当竞争

　　为争抢客户，大打“价格战”的恶性竞争行为，在地理信息行业中也时有发生。

　　今年8月，中部省份某地一地理信息测绘项目招标，原本成本达百万元的标的，有竞争对手甚至推出“零元”方案，最后该公司中标。

　　“这类中标方案，玩的就是先中标，后期再加收费用的手法。这严重影响了行业的良性发展。”刘奕夫称。

　　得知此事后，中国GIS协会介入“零元中标”事件，并出面协调。

　　无独有偶。武大吉奥在2014年也有类似经历。刘奕夫回忆，当年，武大吉奥进军北方市场，就遇到了同行低价恶性竞争。

　　“低价本无可厚非，但超低价的恶性竞标，不仅扰乱了行业发展秩序，更难以保证工程质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将会影响行业的整体形象和长远发展。”刘奕夫称。

　　针对这些乱象，中国GIS协会及时出台行业自律文件，明确禁止企业低价恶性竞争。

　　维护行业有序健康发展，只是协会的基本职能，加强会员企业间的合作才是重点。

　　武汉光谷北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斗联盟秘书长安庆告诉《支点》记者，作为行业协会组织，北斗联盟还承担着两大重任：融资、给项目。

　　作为投资上百亿元的“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武汉产业园）”总包商，光谷北斗通过北斗联盟平台，优先将项目分包给会员企业。其中，项目中的北斗高精度接收机就采购了武汉中海达公司的产品。

　　在融资上，光谷北斗于2014年成立了光谷北斗产业基金，一期基金规模2亿元。“基金主要投向光谷北斗产业链上的中小型企业，联盟成员可优先获取融资。”安庆称。

　　组团到全球抢市场

　　北京超图软件总裁宋关福坦言，国产GIS平台软件技术水平已与国外同类软件相当，在某些算法性能和支持机制方面，甚至较国外企业更有优势。

　　但是，地理信息产业如何走出国门，一直困扰着不少国内企业。

　　在武大吉奥的国际化征途中，也离不开协会的穿针引线。

　　2004年，通过中国GIS协会，丹麦COWI公司慕名找到武大吉奥，达成了合作，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今年11月，我们又收到丹麦COWI集团在迪拜中标项目的合作订单。”宋爱红说，通过与丹麦COWI集团合作，武大吉奥为国内许多优秀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参考。

　　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还要加入有更多国际资源的商会组织。2014年5月，长江国际商会在武汉成立，武大吉奥成为首批理事成员企业。刘奕夫称，他们看中的是长江国际商会在全球的资源整合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解决，但信任不对称很难解决，这就要靠商会的力量。”长江国际商会全球执行会长刘萌称，“打电话、发邮件、面对面的沟通，可能有助于直接建立信任，但速度比较慢。商会却能为信任背书，加速企业间的合作。”

　　商会突围战

　　《支点》记者 林楠 实习生 王冬梅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商会组织得以迅猛发展。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各级工商联所属商会已有4万多家。

　　发展如火如荼的商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又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

　　本刊特邀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执行会长王理宗，以及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长刘文斌和泰山管理学院院长、山东省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主任马方，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商会是一只“美丽的手”

　　《支点》：商会在我国发展已有多年，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它起到了哪些作用？

　　王理宗：这有必要先说一下商会的定义，商会是由商人组成的具有合法性、自愿性、非营利性和互益性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商会的类别很多，有基于产业和行业而组成的行业协会，有基于地缘、血缘而组成的地方性商会。

　　这些商会，在中国的信用网络没有完全建立，信用体系不完善，信用理念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对推动企业之间、商人之间的交易发挥了巨大作用。商会本身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更多权力，但依靠商会的口碑、形象、信用和对内外开放性，可以整合很多企业资源、企业家资源，通过搭建各种公共平台，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比如，现在国内知名的大型展览基本上都是商会举办的，它给企业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商业交易的机会，并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马方：商会因为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行业争取政策，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举个例子，低速电动汽车在我国一直没有推广起来，山东省生产低速电动汽车的企业又很多，那怎么办？山东省汽车行业协会就做了很多工作，通过制定行业标准等，先是推动山东省各县城允许低速电动汽车进入，后又推动低速电动汽车在各大城市逐步放开。

　　刘文斌：从政府行政管理上来说，商会也为他们减轻了负担。各行各业的企业那么多，政府根本无法对企业进行直接管理。一是管不过来，二是管不好，三是也不应该管。如果要管那么多事，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效率也不高。商会本身是个自治组织，能够自发对各行各业进行分类和分开管理引导，所谓专业人做专业事就是这个道理。

　　王理宗：补充讲个例子。我们有两个会员企业，在合作过程中产生了1000多万元的经济纠纷，大家各不相让。后来找到商会，我详细了解情况后，对他们讲了处理问题的三个指导思想：第一讲感情，第二讲胸怀，第三讲未来。我说，如果你们认同，我来调解；如果不认同，你们法院见。

　　结果，我们只用一下午就解决了这件事。但如果要诉诸法律，官司可能两年都打不完，而且对双方的企业形象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这个例子说明，在行业管理、社区管理、社群管理上，自治的成本很低，但效果非常好。

　　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总体来说，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同样是一只重要的手，而且是一只“美丽的手”。这只“美丽的手”，既可以弥补“市场之手”的失灵，也可以弥补“政府之手”的失效。

　　“春秋战国”时期即将来临

　　《支点》：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行“一业多会”和“行政脱钩”，这对商会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

　　刘文斌：这意味着商会登记门槛在不断降低，商会在不断回归。只要符合手续，注册登记之后就能办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商会将会大量出现，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王理宗：我想引用《双城记》的开头语，来总结商会所面临的环境：“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

　　商会已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个大发展在短期内将处于一种相对无序、混沌的发展状态。各个商会的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创新能力、战略思维都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但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商会面临的竞争环境将会更加严峻，会有很多商会在三五年内灰飞烟灭，生老病死将成为新常态。

　　马方：在没有这些政策之前，商会真正做得好的不多，很多商会都是半死不活，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就拿山东省的很多商会来说，一般是第一年风风火火，第二年冷冷清清，第三年就悄无声息了。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大家都面临如何把商会办好的挑战。

　　《支点》：这些商会没有做好的原因有哪些？

　　马方：有些人做商会的目的就不单纯，出发点就只是占个位置，好为自己的企业做事。或者说许多商会只给某些人提供了服务，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服务。比如，有的企业利用商会弄到一块地，然后收入就到了自己囊中。还有一部分商会，则是收取会费之后，有时间就开闲会，然后吃吃喝喝，没有为企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服务，做商会要本着共同发展的目标。

　　王理宗：毋庸讳言，大部分商会服务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今天组织招商会、座谈会，明天组织高尔夫球会、品酒会，这些并没有错，都是为了联络感情。但如果只做这些，很难让会员对商会满意。要达到忠诚度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入会自由，退会也自由，我能忠诚于你三年，但是我很难忠诚于你十年。为什么？因为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或者哪怕在兴趣协会，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修养、社会地位、社会身份都在发生变化。对商会而言，定位一定要清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做出特色。

　　刘文斌：也有很多商会确确实实想做出成绩，但在组织结构上存在一些问题。现在很多商会的秘书长由一些部门的退休领导来担任，对商会的具体运营情况并不了解，要做好就很难，还是需要引进专业化人才。

　　另外，商会在管理上也比较松散，每个人负责的工作并没有明确责任制，导致大家态度都很散漫。商会应该借鉴公司治理制度，会长是董事长，秘书长是总裁，理事会是董事会，重大事项召开会议解决，下达的任务如果完不成该怎么办，都应该有明确规定。责任制情况下，大家就能各司其职，也能有利于商会发展。

　　商会要超越平台价值

　　《支点》：激烈竞争之下，什么样的商会才能获得青睐？

　　马方：商会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会员企业，而大部分企业加入商会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交流学习，从其他会员那里学习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商会要想长久发展，必须时时刻刻关注会员的需求，比如政策、融资、市场等。

　　刘文斌：在我看来，要满足会员的这些需求，商会需要做好平台功能。一方面，是将会员和外部资源连接起来，比如帮助会员对接市场信息、政策、融资等；另一方面，是让会员之间互相联动，从而促进他们达成资源合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却需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否则就会流于形式。

　　王理宗：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商会定位为桥梁纽带，桥梁纽带价值有没有？有！但这个定位束缚了商会的积极性和发展思路，不能准确地反映商会的主体作用及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好像说一个孩子，如果你天天说孩子笨、孩子蠢，说多了他就真的不愿意动脑筋了。

　　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会功能，也就是实现四种价值：平台价值、模式价值、方案价值和引领价值。平台价值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为企业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模式价值旨在解决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案价值就是通过个性化方案的设计，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增加企业商品和服务的商业价值；引领价值即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支点》：为何会有这个判断？具体该怎么做？

　　王理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商会，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初创期的商会主要提供最简单的服务--平台服务，即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进行信息交流、经验交流、项目交流等。我们商会最初也是这样，但在发展后期，发现光有平台价值很难满足企业家的需求。

　　当一个商会发展5-10年，处于稳定期时，便开始各具特色。或表现为特色型，比如建立交易平台、金融平台、研发平台；或表现为资源型和合作型，即推动会员与会员之间及会员与非会员之间的合作，包括智力合作、项目合作、技术合作、股权合作。在这之中，我觉得大力推动基金模式、互相参股、联合上市等股权合作，能够深化其他合作，因为股权的合作必然带来资源的合作、生产要素的合作，以及企业之间资源的全面融合。

　　发展10年以上的商会处于成熟期，主要表现在对企业进行战略引导和价值引领。引领主要是战略引领、方向引领、路径引领和目标引领，这是商会最高层次的服务，也是我们最终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告诉企业，在转型升级时，应该往哪里转？加工企业如何向品牌转变，外贸型企业如何向内销转变？房地产不行往哪个行业转变？

　　企业的高层次诉求在于商业模式的设计、产业升级战略的设计，这是超越于平台价值之上的诉求。所以我们需要把握大的趋势，对行业进行调研，了解会员的共性化需求，同时对企业进行个性化分析，制定个性化方案。

　　“以商养会”的困境

　　《支点》：生存问题也困扰着很多商会，“以商养会”是否是一种出路？

　　刘文斌：目前，收取会费是大部分商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商会的服务做得足够好，我认为收取会费商会就能正常运转，因为缴纳会费本身就是对商会的一种认可。对很多商会来说，原本的基础工作就没做好，如果再去“以商养会”并不现实，难度也很大，还是先把自己的基本功能做好再说。

　　马方：现在很多人都支持“以商养会”，但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以商养会”的目的很好，却很容易出现问题。一来很少有商会能做好，二来即便做好了，有可能会与会员形成竞争关系，而且在分配利益时，很容易产生内部矛盾。一旦产生矛盾，做得再好的商会也会分崩离析。

　　王理宗：我估计，我国包括商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有一定活力的占30％，苟且偷生型和僵尸型各占30％，这就说明经营能力有待突破。目前的环境下，可能基于一种好奇、情感和面子交了会费，但是随着对商会价值的发现、对商会期望值的降低，缴费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只有可以提供特色服务、购买服务、公共服务的商会，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商会比较合理的收入结构，我认为应该是30%的政府购买服务收入及企业购买服务收入，30%的创新收入和20%-30%的会费收入，10%-20%的其他收入。如果仅仅靠会费生存，这个组织将难以为继。

　　做起来确实很难，你想都不敢想，你能做到吗？这其实和前面说到的商会转变定位密切相关。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供各种专业化服务，为会员提供增值服务，才有自我生存能力和造血能力。比如，我们累计设立了6只基金，投资了几十家企业，推动了多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在给会员提供资本运作服务的同时，自己也搭上这班车。但是，我们不应与会员构成竞争关系，而是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把我们的资产做大。

　　当然，社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利他性，它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一定要盈利。不营利是指赚了钱不能按股东分配，而是投入更完善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去，这是与企业最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