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内部争论和未来走势

　　国际金融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陷入多重困境，经济乏力、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泛滥等挑战在美欧各国凸显。面对诸多难题，美欧政、商、学界进行深入反思，围绕资本主义困境的深层原因、改革方向、未来走势展开激烈争论。在反思、争论中，美欧国家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系，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战略挑战，强调与中国进行“制度竞争”“模式竞争”，有关动向值得关注研究。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面临的现实困境和主要挑战

　　一、经济复苏乏力，结构性改革艰难，面临“三高三低”等难题

　　各国经济复苏“冷热不均”，美国时强时弱，欧洲多病缠身，日本或陷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三高三低”成为共同难题，“三高”，即高债务、高失业、高杠杆；“三低”，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美国总统奥巴马2016年10月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文章，全面反思其任内经济政策，认为目前美国仍面临生产率走低、不平等加剧、就业机会不足、经济缺乏弹性等四大结构性挑战。

　　二、政治极化严重，传统政党影响力下降，面临“政府失灵、政党失势、媒体失信、民调失真”等困境

　　近年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日益“极化”，两党恶斗致使2013年10月美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政府失灵”饱受批评。欧洲各国传统政党影响力下降，新兴政治势力上升，多党制日益“碎片化”成为新特点。西方传统媒体的报道、民调机构的预测与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大相径庭，“媒体失信”“民调失真”引发深刻反思。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总统亚伯拉罕o林肯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当前美国民主制度的现实与林肯等人的理想相距遥远，可以说是“1%有、1%治、1%享”。

　　三、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加剧，面临民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抬头、极端主义蔓延等风险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o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倾向于增强资本所有者的力量，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则受到侵蚀，这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据统计，全球最富裕的10%人口消费额占全球总消费的59%，所拥有财富占全球总财富的85%；底层50%人口消费额只占全球总消费的7%，所拥有的财富仅占总财富的1%。在这种大背景下，精英层与草根层严重对立，民众“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反全球化”情绪强烈，选民求新求变心理突出，唐纳德o特朗普击败希拉里o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等民粹、极端主义力量在选举中的支持率大幅升高。

　　四、多元文化遭到质疑，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面临难民潮泛滥、恐怖袭击频发等挑战

　　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率已从1971年的61%下降至2015年的49.4%。当前美国中低收入白人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抢占其工作、教育、医疗等资源深感不满，对犯罪、吸毒、同性恋等社会问题忧心忡忡，对美传统价值观遭受侵蚀极为焦虑。法国《回声报》评论认为，在应对欧债危机和难民潮过程中，欧洲社会长期坚持的团结、互助、包容等理念被架空，多元文化共存的共识被打破，“保护、驱逐、脱离、本国利益至上”等成为许多国家政客爱讲、民众爱听的口号。德国《时代周刊》评论称，标榜民主、人权等“政治正确”坑苦了德国。仅2015年德国就接受了100万难民，大量的难民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巨大挑战。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均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欧洲本已紧张的形势更加险恶。

　　五、“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西方民主光环褪色，陷入“萧条期”“退潮期”

　　近年来，中东不少国家在经历“民主运动”之后，非但没有加入“民主国家”行列，反而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混乱，甚至滑向种族内战、国家分裂的边缘。德国《时代周刊》评论认为，“阿拉伯之春”五年来，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移植西方式民主没有成功的案例，反而至今充斥着暴力和冲突。对世界上许多国家而言，安全、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公平比个人自由、民主更重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戴蒙德认为，当前全球已进入“民主萧条期”，西方民主正在退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目前只有18%的美国民众主张将“促进民主”作为美外交的优先事项。2009-201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民主、人权、治理等项目的资金支持减少了近4亿美元。欧洲民主基金会2015年仅有1100万美元预算，加拿大国际人权与民主发展中心干脆于2012年关闭。

　　六、全球化遭遇逆流，区域一体化出现倒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可能动摇

　　美欧各国国内问题层出不穷，民众“内顾”倾向上升。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民调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当前美国内矛盾丛生、困难重重，应更加重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一比例较2010年类似民调结果上升了11个百分点；49%的美民众明确反对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英国公投脱欧则给欧洲一体化敲响了警钟。欧洲政策中心等智库认为，英国公投脱欧是二战后西方世界遭遇的严重失败，是西方文明进入发展瓶颈的直接表现，其影响可能远超预期，整整一代甚至几代欧洲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的信心可能因此而动摇。

　　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争论和理论反思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危机，还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合法性危机？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资本主义是世界繁荣的最大驱动力，应当坚持。同时，资本主义的逐利性虽然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和银行借贷，但是极易滋生垄断、寻租、负外溢性、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难以催生共享的繁荣和增长。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正面临日益深化的系统性危机，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认为，反复爆发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宿命，政府能做的只是努力延长危机发生的周期，在危机爆发时进行干预，此外别无良策。《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认为，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已经使“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陷入“合法性危机”。

　　一些政要、学者建议应该摒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认为，当前资本主义主要有三个特点：缺乏道德的市场、缺乏公正的财富分配、缺乏竞争的全球化，这构成了“缺乏良知的资本主义”。需要以“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和“有道德的市场”加以修正，为资本主义寻找出路。《金融时报》副总编斯蒂芬斯认为，市场仍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当前各国政府、学者辩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调控市场并在某些时候改变其运作方式，防止市场失灵。更加负责任的政府、更多个人自由和尊严、加强法治，应是各国民众的一致追求。

　　二、西方政治是民主政治还是“否决政治”，选举、公投能否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西方工业国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社会制度，坚信这种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如果这种制度不能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就会对其提出质疑。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美式民主制度正走向衰败，美国的问题在于过度制衡导致政治衰败，民主政体沦为“否决政治”，阻碍形成能真正促进公益的政策或改革。美国学者布雷默认为，未来8年甚至10-20年，美都无法选出美社会需要的领导人，特朗普当选意味着世界进入了没有领袖国家的“G0”时代。英国皇家问题研究所等智库认为，在失去民众信任、社会缺乏共识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领导人借公投逃避和推卸责任，将重大争议问题扔给民众解决，动辄通过公投进行“政治赌博”。但公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欧洲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公投常态化”反而导致国家内部分裂、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

　　部分学者强调应该减少“否决政治”，深化国内改革。福山认为，必须修复美资本主义制度，减少“否决政治”环节，简化决策程序，否则美政治制度将难以避免衰败的命运。戴蒙德认为，由于政府停摆、政治极化、竞选丑闻不断，公众愤怒情绪有增无减，美式民主不再令人景仰，美对内应采取改革竞选资助法、鼓励政党竞争等措施，重塑民众对民主的信心；对外应重新大力促进民主，突出价值观外交，强化与中国等国的“制度竞争”。

　　三、应坚持多元开放还是内顾保守，未来资本主义应秉承什么核心价值观？

　　美智库研究表明，随着民粹主义抬头，美社会包容度下降，长期坚持的温和、多元、开放等价值观遭到挑战。目前，美国不同党派、阶层、族裔均面临“我是谁”、“美国还是不是美国”等文化认同焦虑。欧美媒体人士认为，随着社会信息化迅猛发展，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言论将借助新媒体、网络社交平台融入社会主流，加剧各国思想领域的混乱。无论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人物能否掌权，都将不同程度影响相关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其对国际关系的外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

　　美英学者主张坚持公平、正义、法治等价值理念，重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政治极化是社会不平等的源头，必须坚持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念，坚定推进进步主义议程，通过收入再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平等，推动政党良性竞争，实现经济更快、更持续增长。英国《泰晤士报》副主编卡列茨基认为，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1.0版”，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2.0版”，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3.0版”。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资本主义将转型升级为“更加温和、更加注重公平的资本主义4.0版”。

　　四、应坚持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如何加强全球治理？

　　奥巴马认为，美社会正在对全球化产生怀疑，民众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上升。美必须在退回旧式封闭经济还是砥砺前行、承认不平等与全球化相生相伴下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上做出抉择。英国首相特雷莎o梅认为，全球化为世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机遇，减少了贫困，消除了国家间壁垒，促进了全球繁荣与稳定。同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表明世界已进入“变革时代”，变革无处不在。政治家应正确看待当前“逆全球化”运动，只有更好回应民众关切，及时调整政策，才能引领新的全球化。

　　一些政要、学者主张摒弃利益至上的观念，强化全球治理。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应拒绝没有规则的全球化，应强调法律的力量、规则的力量，反对各国通过牺牲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标准搞恶性竞争。斯蒂芬斯认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世界倒退回经济民族主义。各国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强有力的全球治理架构，真正奉行多边主义，解决全球资本主义与各国民主政治出现的失衡问题。

　　五、世界秩序如何演变，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如何相处？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从历史角度看，当前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末段。未来国际秩序演变受欧洲、伊斯兰、中国、美国四大模式影响，各种模式都在寻求优势地位，但没有一方能获得广泛认可。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认为，重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美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美国下届总统面临的重大课题，美国应正视中国合理的现实利益，依靠国际机制来处理与中国的竞争与合作。

　　一些政要、学者强调西方应该重塑信心，继续发挥西方优势，同时加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合作。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在世界新旧格局交替之际，西方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东方崛起和自身经济衰弱，而是如何重塑信心，继续发挥西方的优势。剑桥大学教授彼得o诺兰认为，中国儒家思想和伊斯兰主流思想都并不寻求摧毁资本主义，而是着眼更为广泛的社会利益对市场进行调节，两者都有助于建立一种将个人的权利、自由与集体的义务、责任相结合的道德经济伦理，这种伦理观念正是全球资本主义调控体系的核心。要解决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需要东西方文明携手合作，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必须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同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这两大文明建立起建设性合作关系。

　　六、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谁更有吸引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哪种才是理想社会？

　　新美国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德认为，金融危机终结了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模式现在更多地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巴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皮卡尔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结合的模式，一种将过去和未来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双赢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才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o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收益巨大，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也被很多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社会发展模式、对外政策，会在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共鸣。福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影响甚至主导对欧亚大陆的“经济改造”，是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开始向其他国家输出发展模式，开启了中国与西方在发展模式上的“历史性竞争”。从“一带一路”倡议看，新的中国发展模式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比西方模式更为实用和有效，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令人瞩目的新起点。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在美英各国，青年一代对社会主义的认可大幅上升。多年来，社会主义在美国一直被严重妖魔化，对其公开支持是政治禁忌，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禁忌正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美民众认为，较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主张更能体现平等、公平等理念。盖洛普民调显示，1982年只有20%的美国人认可社会主义，到2015年则有47%的美国人表示会投票给“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参选人。科尔宾认为，物欲横流、相互倾轧的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人们理想的社会，贯彻集体主义原则、相互扶助、相互关爱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人们向往并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

　　对资本主义未来走势的初步看法

　　总的看，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困境具有全局性、复杂性、长期性，美欧国家的反思、改革都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同时，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变化及其外溢影响值得关注研究。

　　一、资本主义深陷市场经济失灵、政治体制失能、社会契约失效等多重困境，“大转型、大变革”难以实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处于发展迷惘期，经济增长低迷，主流政党吸引力下降，极端势力影响力上升。同时，美欧政坛缺乏具有战略眼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政客为赢得频繁的选举、公投，日趋短视、投机、趋利，到处是批评家，缺乏真正的改革者，精英层对政治思潮的引领能力、对社会共识的提炼能力、对民情舆论的塑造能力明显下降，欧美政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度提出的“资本主义大转型、大变革”难以实现。

　　二、资本主义制度困境与民粹主义盛行、极端主义蔓延、难民潮泛滥等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复合共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面临“缺信心、缺对策、缺共识”等诸多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各国在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出台多项政策，但治标不治本，收效甚微。近年来，在难民潮、恐怖袭击、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冲击下，美西方忧心忡忡、深刻反思，但不仅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反而滑向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民粹主义对西方政治生态、政党格局、社会共识的冲击将延续一段时间，其对全球化、国际格局、大国关系的外溢影响也值得关注。

　　三、“再工业化”“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暴露了其转嫁危机、维系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地位的企图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地区动荡此起彼伏的大背景下，美欧先后推出“再工业化”“再平衡”等战略，既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利用国际规则、议程设置、利率调整等手段转嫁矛盾和危机，并指责中国等新兴国家搞“国家资本主义”，批评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美国着力构建“先进制造业创新研究网络”，总体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倡导“工业4.0”，高端制造业竞争力增强；日本聚焦“机器人革命”，在自动化领域抢占先发优势。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实力仍占据优势，其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走出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西强东弱”的局面短期内尚难改变。

　　四、西方各国无法消除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同时也难以克服向其他发展模式学习借鉴的心理障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动将更趋复杂、激烈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活力、韧性、潜能在应对危机中充分显现，西方资本主义的“乱、散、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治、升”形成鲜明对比，但西方主流政党、媒体仍坚称“还是资本主义模式好”。同时，美欧各界日益担心甚至害怕中国崛起在发展模式、经济利益、战略安全等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威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国际规则等领域的竞争和较量将更趋激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流、交融、交锋将更趋复杂。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劳工与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等几组关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要坚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绝不能搞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美大局副局长）

　　■周荣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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