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背後的社會困境

3月的這最後一個週末，平白無故間因為去年的一樁“辱母”血案引發兩岸四地持續關注。這起2016年4月14日發生在山東省冠縣的刑事案件緣於當地暴力催債隊伍先前多次騷擾女企業家蘇銀霞，辱罵、毆打，當日指使手下將蘇按進馬桶裡接觸排洩物，蘇四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無人回應。期間，催債人員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話語辱罵蘇銀霞，並脫下其子于歡的鞋捂在她嘴上，更有一人：杜志浩露出生殖器當著于歡的面，羞辱蘇。而警方到現場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去。于歡以為員警要走（目前存在爭議：員警是真要離開還是只是出去調查），情緒崩潰，試圖喚回員警，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他從桌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而後，杜志浩自行駕車開往較遠的醫院就醫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兩人重傷，一人輕傷。而在今年2月17日，山東省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一個月後《南方週末》一篇“刺死辱母者”的文章迅速在中國掀起輿論浪潮，過億的留言、評論，一時間讓法律與官方感受到民意最直接的衝擊。

時下，社會最大的熱點集中在“辱母者”應該得到何種懲罰，司法如何保障弱者。在中國社會的現實面，因高利貸借款而衍生的催債、私設刑堂早已是“潛規則”，言語辱罵、身體攻擊、借債人自殺甚至“無端失蹤”都不出奇，面對各地不斷上演的民間高利貸借款的陷阱，地方政府大多漠視或者被一句“警方不介入民間經濟糾紛”而退回。所以在這個陷阱中，借款人註定了成為“弱者”。而于歡在特殊情境下，做出極端動作，應該用無期徒刑來懲罰嗎？於法於情而言，這樣的判決都喪失公信。

於法而言，在于歡與其母人身自由受限，在言語與身體上長期遭受羞辱與毆打之際，現在更爆出目擊者證實于歡是在被多次棍棒毆打後才發生捅人行為，警方在到達之後並未及時恢復母子二人人身自由，在最能夠依靠的公權力都袖手旁觀之時，此時的他在危急下做出的行為本屬於“正當防衛”的範圍，這其中對於防衛“恰當”還是“過當”自然有法律斟酌的空間，甚至連討論“激情傷人”都可討論，奈何聊城中院一紙“故意傷害”的判決打了司法一記響亮的耳光，如今逼得最高檢介入，更針對警方是否存在瀆職行為展開調查，我們願意相信中央介入後，司法能夠挽回些許的公信力，給這個無奈的社會一絲撫慰。

於情而言，這也打了國人一記響亮的耳光。蘇銀霞不僅是位女企業家，更是一位母親，兒子眼見母親受辱，憤怒傷人是否應該重判自然引發國人思考。多數國人從情感面上，感同身受，自然會高呼于歡無罪，嚴懲辱母者。這樣的聲音在我們這個儒家文明延續數千年的土地上並不為過，有個別公知以此來嘲笑公眾的“法盲”、“無知”與“干涉司法”，羞辱南周記者王瑞峰說他煽動言論，沒有新聞專業，也有拋出蘇銀霞先前非法集資的其他事件來轉移本案的焦點，這都是烏賊戰術。在社會公義面前，想必這樣的聲音才是“無知”與“文盲”。推行孝道的國度，對於母親尊嚴的維護何來有錯，從《禮記·檀弓上》記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孔子對辱母者的態度就已經是說：“侮辱父母的人，不共戴天，我每天拿盾牌當枕頭、睡在草席上，就為了哪天遇見你，手無寸鐵也要和你搏鬥。”謙遜的儒家道統，提到辱母都如此憤怒，這就是中國千年文明中不變的一環，而在歐美社會中因為侮辱父母而產生的兇殺案中也有不少是判決無罪或者輕罪的，奈何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能容忍此種惡行存在呢？

言尤至此，今天並非要高呼“于歡無罪”，而是希望依法依國情處理，拿出司法的公信力，讓這個國家良善有序，眾人有情。法律本應援助受困的弱者，若弱者無援而被迫自衛，就應反思原由。我們並不主張自衛權無限放大，但法律應該充分體察自衛者所處的境地。一個救助不了弱者又不允許弱者自救的社會，是何其悲哀。當知，法之為法，是之於良善者的規則，為惡者的枷鎖，而非普羅大眾的恐懼，無助。當然，“辱母案”的背後不僅僅是司法的困境，更有中國社會的困境。民間借貸盛行，以此引發的血案不是聊城這一起，千千萬萬的案件因為沒有南周、沒有記者而沉默在中國的土地上，隱約有些鮮紅的背影。針對這種高利貸盛行，政府應該如何治理成為民眾需要關注的下一步，再往背後深掘，就發現，民間企業從銀行借貸難，只能鋌而走險的困局。為何借貸如此之難？一方面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小企業尤其是傳統行業、貿易行業借貸困難；另一方面，中國的資金正因為一場“樓市狂歡”大量湧入，連銀行放貸都會優先選擇安全系數最高的“房貸”，單就2016年第一季度，全國居民新增個人購房貸款1萬億元，創歷史新高，這無情揭露了中國經濟“避實向虛”的危機。一個小小的高利貸引發的血案背後讓我們看到中國借貸系統乃至整體經濟面的危機，這樣的危機一日不解決，因為這些制度怪獸而發生的“血案”恐怕一日都不得停息，這是中國社會必須面對的困境，因為人人都處於這“囚徒困境”之中。

對於澳門，這個以“賭”聞名的小城，高利貸自然不陌生，每月因為個人借貸而發生的禁錮案件、血案也不在少數，究竟澳門要如何打擊此種犯罪行為，如何在“賭風盛行”之下又能維持司法公信與社會安定，這是聊城案對澳門最直接的衝擊。當然，高企的樓價背後的盛世悲歌，澳門同樣在經歷著，博彩一支獨大的局面在經濟適度多元轉型的多年呼籲中仍舊堅挺，我們的社會如何一步步“去虛向實”，如何以實際的行動讓市民看得到澳門的明天，擁有一個安定的未來，這是我們的希望，我們更不願意它只成為一種“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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