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我基本上过的是不学无术的生活。首先，我考上的就是个不需要太多知识积累和文化积淀（天，这在当年可是个时髦字眼）的专业，所以学校安排的专业课和必修课，我都是能逃则逃。有一年期末的晚上，我正躺在宿舍里怀疑人生，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个温和、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见到我，迟疑地问：“这是新闻系的宿舍吗？”
我忙点头：“是啊，您找谁？”
“我是你们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老师，来给你们做考前辅导。”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我突然想起《鹿鼎记》中的一段话：“韦小宝的脸皮之厚，在康熙年间也算得是数一数二，但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居然也不禁为之一红。”
一次期末考试，我突然想起，借的书要再不还给图书馆，拖到下学期，就要被扣证了。于是我在两门考试的间隙急匆匆来到图书馆，结果被管理员拦住，说不能穿拖鞋进去，这是规定。不让穿拖鞋？那就不穿呗。我憨直的脑子根本没有多想，马上就把脚丫从拖鞋中拔出，光着脚跑进去。管理员也似乎觉得我这样做得很对，还在图书馆门口帮那双老鞋子放哨，直到我下来，也没说什么。
人在情急之下产生的逻辑真的是很奇妙。《野鹅敢死队》中也有这样一幕，敢死队员们被困在非洲，瑞弗上尉说要想办法出去。肖恩中尉一声冷笑：“切！难道你要我们走出非洲吗？”“那你就跑吧。”瑞弗马上回答道。
工作后我先住在单身宿舍，室友毕业于兰州大学，非常勤学。他说起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的轶事，经常会借到好些年没人动过的书。有一本书借书卡的上一个名字是顾颉刚，令他唏嘘良久。
按照推断，顾颉刚建国前在兰州大学执教期间借阅过的书，时隔半个世纪，才被另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中抚摩，盯着借书卡上那个名字发愣。这一情景要让余秋雨老师知道，肯定能写出一篇很人文主义、很“大文化”的佳文。
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尚在学校就读的弟弟妹妹们，看看你们手中的书，有没有先哲的体温和指纹？
我们宿舍里的老二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他研究了一番邮购书目后，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汇去四十元钱，求购十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半个月后，图书到货，他给自己留下一本，然后去各宿舍游走，一层楼都没走完，就将其余九本以每本八元的价格售出，净赚了三十六元——足够过很阔绰的一个月的生活费。
老二的这一举动令我艳羡不已，把自己补丁摞补丁的破衣服口袋翻了个遍，凑够八十元钱，也给汇出去，求购二十本。按照我的商业计划书，自己一本也不留，都给卖出去，就是三个月的生活费了——我比老二节省，或者，黑黑心一本卖十块，就可以赚一百二了……这一蓝图令我开始设计自己的大款生活细节，经常得折腾到次日黎明才能入睡——一次成功的失恋后，我再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半个月后，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已经停止发行——没有言说的原因是被有关部门禁止了，那一拨还有《玫瑰梦》等四本。天可怜见，他们的信用等级还算较好，把本钱给我退了回来。跟风发财的梦想破灭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那句话：第一次把女人比喻成花的人是天才，第二次这么说的就是庸才。（张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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