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尘（一）

　　纽约人连日里被5月的冷雨折磨，终于迎来了太阳。太阳并没露出君临天下的霸气，行动迟缓，心怀疑虑，和一簇簇湿重的寒气反复纠结。路两旁的天国树和黑樱桃树似在一夜间绿叶丰盈，在清风拂过时私密低语，许诺着温暖的夏季。

　　曼哈顿唐人街上的多家店铺，在全美国歇工的圣诞节当天，都风雪不误地照常营业，这天竟大门紧锁，卖水果或杂货的摊位也不见踪影。少了小贩们南腔北调的吆喝声，简直是森林失去群鸟的啼鸣。一大早，商贩们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干净，穿上各种质地的黑衣，一些人甚至把压箱底的西装都翻了出来。西装式样有些落伍，做工亦不精致，但依然庄重。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街两旁，尽力挺直被常年劳作磨损的腰板，还一改平素高声嬉笑怒骂的习气，顽强地沉默着，脸上露出近乎虔诚的神情。随后，外地的黑衣人陆续涌现了，近路的来自美国各州，远道的来自墨西哥、加拿大等，迅速填满街上的空隙。有些人显然是从飞机场、火车站、灰狗巴士站直接赶来的，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面色严肃，使街上的气氛愈发凝重了。

　　一阵哀伤的鼓乐传来，划破了清寒和静寂。树间的栖鸟“哗”地惊起、飞离，人们不由地打了个激灵，踮起脚尖。一个排成方阵的黑衣乐队进入了视线，队员们额头光洁、眼神灵活，肃穆的表情和他们的年纪不太相称。

　　千呼万唤，一辆黑卡车缓缓出现，在驾驶舱顶上立着一位中年女人的巨幅彩色遗像。女人浓眉大眼，在重重花圈的环绕下露出笑容。车厢里载着的棺木被鲜花层层覆盖。“不止曼哈顿，连布鲁克林的花圈店都被买空了。”有人小声地嘀咕了一句。接着有一位银发老者感叹，“一百多辆林肯车啊，我在唐人街住了50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呢。”紧随着黑卡车，一辆接一辆的“林肯”车鱼贯而行，霎时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中，冲出了一条黑色河流。

　　遗像上的女人是青姐，华人蛇头中的“大姐大”，曾经帮助几千福建人偷渡来美，被FBI在全世界范围内通缉，十几年前遭逮捕，随后被判处了36年徒刑。两个星期前，她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德州的一家监狱医院里停止了呼吸。

　　青姐一走，纽约唐人街的这本大书，就被翻过了一页。

　　炜　煊

　　导演炜煊站在一辆敞篷越野车上，把两手搭在腰间，俯视着唐人街，一览众山小。车是纯白，两侧漆着“泛亚传媒”四个红字，跻身于黑色的送葬车流中，自是惹眼。他眉眼平常，神情却活跃，身穿正宗新款的博柏利牌黑风衣，鹤立鸡群。他下意识地捋捋精心染过的头发，迎接人群的瞩目。

　　重回曼哈顿唐人街的情景，他不知在想象中拍摄过多少次了，但都与此刻相差甚远。人生果然没有彩排，一切都是现场直播。他透过略微疲惫的瞳孔，把视野中的店铺拉成慢镜头中的场景。店铺换了招牌或门窗，涂了新色，没有哪一间和记忆中的“日新”印刷厂吻合。二十几年前，他在那里打杂、当校对，整天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头顶一盏光线灰暗的灯泡。隔壁是一家食品商场，新鲜烧腊、腐烂菜叶还有鱼下水的混合气味不时扑鼻而来，打工仔们的说笑吼骂同样荤素夹杂。印刷厂的主要业务是印制中英文对照的中餐馆菜单。老板是位五十出头的南方人，精打细算，会把炜煊不小心扔进垃圾筐的曲别针翻出来，重新启用。炜煊的英文本来很“菜”，校对时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老广东人习惯把“麻婆豆腐”直译成Pock-marked old woman‘s bean curd(满脸麻子的老太婆的豆腐)，让人立马丧失食欲；“夫妻肺片”是“Man-and-wife”lung slices(男人和妻子的肺切片)，简直恐怖。他找不出更合适的说法，索性付印。客户们大多不识英文，也没减少订单。他想象老外们捧着菜单大惊失色的情景，不禁暗自笑了，在那段日子里其实难得一笑。

　　摄影师小康站在他身边，一副媒体人全副武装的打扮：棉布衬衣搭配卡其布马甲，脖子上挂着“尼康”牌长镜头数码相机。他以前从未来过纽约，对青姐也不了解，扫视街两旁黑压压的送葬人群，既惊讶又好奇：“哇塞，全唐人街都出动了！一个女蛇头有这么大魅力！你看她那样子，不就是个农村妇女吗？”

　　炜煊有些无奈地应道，“是啊，她抢了我的头条！”

　　两个多星期前，炜煊来纽约出席他执导的大片《金影》的首映式。《金影》讲的是千年前发生在宫廷里的故事，融合权力争斗、金钱、欲望、美女等诸多元素。自从十几年前“心碎地”离开，在纽约办首映式一直是他的心愿，这一次梦想终于照进现实。他用心策划了大半年，还说服投资商砸大钱宣传。“舍不得孩子套不上狼”，何况钱不像孩子那么娇嫩，砸下去不必手软。他把首映式安排在曼哈顿东区的阳光影院，还用有关新闻地毯式覆盖海内外的中文媒体。只要他的前妻陶霏关注华人新闻，就一定会看到。他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派人辗转找到了她的微信，把新闻传给了她。他不想主动加她微信。十几年没见面，彼此间早隔了一条冻结的河流，他暗地里希望她先踏上“破冰之旅”。

　　首映式当天，他率领麾下一班人马，亮相红地毯。圆片墨镜，精制中式黑马褂，他的风范不逊香港电影中的澳门赌王。遗憾的是雷声大、雨点小，观众稀稀落落，预计的热捧场面没有出现。中国的几家媒体行程万里追随他，自然出席，纽约娱乐界媒体蜻蜓点水般拍了几个镜头，当地华人媒体和社团领袖却没露面，陶霏更是踪影全无。他抑制住失望的情绪，从容镇静地接受采访，给几位“粉丝”签名。导演，首先要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暗暗告诫自己。《金影》放映后，观众们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全体起立，只报以不甚热烈的掌声。他敏感地辨出其中礼貌的成分，难免有些失落。

　　一部电影，和一场派对有多大差别呢。尽兴也好，失望也罢，曲终人即散。他离开影院，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两旁的建筑年久失修，路边的流浪汉换了一茬年轻面孔。纽约，这只曾令世界各地多少年轻人心动的“大苹果”，似乎被岁月榨去鲜润，露出衰老尴尬的斑点。

　　小康一直跟在他的身后，小心翼翼地说，“导演，我刚查过了，今天是大蛇头青姐的公祭日。”炜煊立即拿出苹果手机搜索，青姐的新闻果然登上美国中文媒体的头条，又被世界多家中文媒体秒间转发，连美国主流媒体也报道了。新闻图片一张接一张叠印而来： 青姐的大幅遗像；黄袍加身的道士敲着锣，引领青姐的至亲家属走过奈何桥；侨团和个人送去的花圈、花牌、哀帐，在灵堂内外铺天盖地；青姐的父老乡亲身着黑衣、腰系白布，在灵堂里低头沉重拜祭……青姐的葬礼将在两个星期后举行。炜煊突发奇想，决定带领摄制组，拍一部关于青姐的纪录片，首先从葬礼开始。他多年前刚登陆美国时学过一句俗语，“如果生活给了你一颗酸柠檬，那就榨杯柠檬汁吧！”《金影》首映失利，他有些无颜见江东父老。如果制作一部纪实性的“华丽的转身之作”，至少可以给投资商带回“一杯柠檬汁”，再说陶霏和青姐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会遇到她。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一声，妻子婕发来微信：“见到前妻了吗？”他皱了皱眉，不去理会，即使此刻看不到婕的脸，也能想象出她挑衅的神情。

　　临来纽约前，他和婕接受电视台一档名人节目的采访。主持人已经不年轻了，但不时露出少女般的娇俏表情。现场灯光明灿，大屏幕打出他和婕的合影。两人在海边相拥，笑容安逸缱绻，一个马褂加身，一个穿旗袍秀优雅。观众席上坐满不同年龄段的粉丝，甚至还有铁杆粉丝高举标语牌，上面画着热气腾腾的红心和“Love”，为这对“神仙眷侣”捧场。在此之前他们接受过若干媒体的采访，从头至尾表现得无可挑剔。他懂得指挥演员，擅长拿捏表演尺度；而婕身份多重，如手握一副花色齐全的扑克牌：时尚、美容、管理、媒体、英语、教育等，运筹帷幄。几年前，她买下漂白皮肤的专利产品“白芙美”。产品中的铅毒比例稍高，对皮肤有害，但她巧妙地“忽略”了这个事实，还参与广告制作，使得它热卖不止。她本人不用“白芙美”，忠实于法国产品，虽没做到冻龄，但一直努力放慢衰老的进程，还化妆有术。她分享了做成功女士、贤妻良母的经验，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在盛赞之余，问她，”你多年前做了海归，有没有后悔过？”婕立即摇头，“我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留在纽约，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随后主持人把脸转向炜煊，“你爱上婕，是不是因为她在纽约时和你患难与共过？ ”炜煊犹豫了3秒钟，随即回答，“当然！”似乎没人留意到他的迟疑，但那没有逃过婕的眼睛。她的脸色在3秒内从幸福转向愠怒又转回到幸福。

　　采访结束后，炜煊夫妇被粉丝们依依不舍地送进了电梯。电梯门刚一关紧，婕就压抑不住地抱怨，“你刚才的表现真让我失望！你想否认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跟了你？”他反问：“我连犹豫几秒钟的权利都没有？”

　　两人望着电梯的指示灯，陷入静默，似乎悄悄降入无底黑洞。待电梯终于停下来，双门敞开，迎面撞见一群无缘进入演播室的热情粉丝，才立即换上了恩爱笑脸……

　　小康小心翼翼地问：“老板娘问你怎么不回她的微信？”

　　婕大概早给小康洗过脑了，派他监视自己，炜煊心想。为了一个落魄的陶霏，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他对陶霏的想念，起初像一块大石头，在心里突兀地立着，后来被漫长的岁月不懈地侵蚀，早已风化成尘。

　　“把你的相机给我！”炜煊说。

　　小康立即遵命。炜煊接过相机，开始抓拍。停下来，看看图片的效果，不太满意，接着把设置调到了黑白，再从镜头望出去，街景似乎与记忆中的图像开始悄悄吻合。他在唐人街打工时，拍过许多以众生为主角的黑白照片。福建人涌入美国，使得中餐馆遍地开花，印刷厂的生意也兴隆起来。老板雇了留学生婕当校对，炜煊“沦落”成了全职打杂儿。婕眉眼周正，从不涂脂抹粉，也不高声大气地讲话。炜煊有时会拿出他拍的人物写真给她看，有挥刀砍烧鸭的胖厨师，也有慢悠悠地喝早茶读中文报纸的干瘦老人，常常得到她的赞赏。待彼此熟悉起来，她还对他的日常生活不时流露出关心。

　　送葬车队流动得缓慢。在敞篷越野车的前方隔几部车，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停了下来。路边的一位穿黑风衣的女人快步走近，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女人梳中长发，把左侧的头发一丝不留地拢到耳后。多么熟悉的侧影！炜煊探出身子，立即把镜头聚焦20倍，在这条黑衣女人云集的街道上，他清楚地分辨出了她：陶霏！她果然现身了！他不得不惊叹婕的直觉，看来女人远隔重洋都能准确预测情敌的方位。陶霏的一阵轻盈脚步，果然卷起了他的层层心尘。

　　一个场景从眼前朦胧闪过：他跳下车，跑到那辆黑色福特车旁，敲击车窗。陶霏轻轻摇下窗子，双眼满含热泪，足以融化千里冰河，低声说：“你也来了？”一阵微风袭来，他打了个冷战，不由得用手臂抱住了双肩，跌坐到后排的座位上。路两旁的黑衣人像一棵棵被砍伐的树木，缓缓地向身后倒去、倒去，在他的眼中变得形影模糊了。

　　上世纪80年代末，他一心想当摄影师，省吃俭用两三年，买了一部“尼康”牌相机，还辞去了工厂宣传干事的职位，当上了剧务，随一家剧组在扬子江游船上拍风光片。他每天跑上跑下，忙得满头大汗，但从不忘把相机挂在脖子上，随时抓拍。

　　大清早，扬子江上浮着悠悠的薄雾，晨曦从薄雾的间隙透出来，给游船涂上梦幻的色彩。剧组还没有开工，他就到甲板上转转。甲板上的游客寥寥，多是些睡眠较少的老人。这时，一位女学生的侧影进入了他的视野。长发如瀑，左侧的头发都被拢在耳后，露出形状优美的耳朵。走的是简单风格的路线：白上衣无领无袖，天蓝色的短裤。短裤的式样有些落伍。天呐，她居然赤着脚！他的目光把她裸露出的皮肤都粘过了，一寸都不肯错过。他悄悄地跟在她的背后，从船头到船尾。她走路时，几乎是在舞蹈，每当上下台阶，身体仿佛应和着一道隐秘的旋律。他无需触摸，就感受到了十足的弹性。

　　第二天，船过巫峡，放慢了速度，他得空站在人群中，看两岸原始旖旎的风景。他在一转头间，又看到了那位女学生，鬼使神差般举起了相机，也不用担心被周围人捕捉到迷恋的目光。镜头里，峡谷青青，天空蓝蓝，穿一袭红色长裙的她青春可人。她听到扣动快门的声音，仿佛一头小鹿从林间跳上马路，骤然撞到枪口，露出吃惊的眼神，随后变成了一头烈性母狼，目眦欲裂，奔过来抢他的相机，嘴里嚷道：“我叫你偷拍！ 我叫你偷拍！我把你的相机扔到江里去！”他当然不肯放手。周围有男人替她助威，“抓他这个流氓！ 随便就拍美女，无法无天啦！”众人也跟着起哄。他的双眼失去相机的遮挡，泄露出温情。她见了，表情渐渐柔和起来，松开手，“你把胶卷曝光，我就放过你！”他低声恳求：“我一路上拍了很多好照片，太可惜了。我回家后把你的照片洗出来，寄给你，好不好？我对天发誓，绝不留底片，绝不多洗一张！”她盯着他看了足足二十秒，像探测他的真诚度，终于同意了。众人见两人偃旗息鼓，有些扫兴，把注意力转回到两岸的风景。

　　他和她搜遍了全身的所有口袋，找不到一片纸。他递给她一支圆珠笔，请她在自己的手臂上写下地址。她一笔一划，像招来了一群小虫子，痒痒地、亲密地爬动。她的乌发就在他的唇下一两寸的地方，散发着茉莉花洗发水的醉人气息。她的地址是哈尔滨市，而他住在北京。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距离，旅行起来很长，在地图上看，却可以很短。

　　她写完了，抬起眼期待地望着他。

　　这时他说：“如果我将来拍一部电影，你愿意做女主角吗？”

　　那一句在记忆中永远完美的台词。

　　几年前，他在导演一部城市爱情片时，说服编剧，把男女主角的初次相遇安排到了长江游船上。他为了让那场戏精致唯美，拍了几十条，害得全剧组的人耗在船上，在巫峡附近幽灵般飘荡了整整三天。女主角是80后，成名早，万千宠爱集一身，偏偏晕船，吐得翻江倒海，哪受得了这份苦？只好叫化妆师不停地补妆，背地里大骂他“丧心病狂”，几次宣布要罢演，又不敢轻易撕毁合同。她是公认的大美女，比陶霏亮丽，但不管怎么调教，也复制不出陶霏的眼神。他最后无奈地放过了她。他以前时常睡她，下船后竟失去了亲近她的兴致。

　　那一年他从三峡回到北京后，履行诺言，把偷拍的陶霏的照片寄给了她，还附了一封情书，形容两人的相遇是“一场完美的风暴”。从此他和她鸿雁传书，在短短的时间里彼此掏心掏肺。她一直向往坐扬子江的游船，每月从工资里省下钱来，一存够就买了船票，后来就在甲板上遇上了他。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他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哈尔滨看她。她当时在一家职业学校教英语，把他安排到男同事的宿舍住下了。她如痴如醉地享受他的亲吻和抚摸，但是顽强地守护处女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后来的半年里，他看望了她四次，看清了自己面临着两个庞大的敌人：别离和性爱。在那一场无声的纠结的战役中，他抵抗不了旺盛的荷尔蒙，当然还有对她的迷恋，很快投降，和她谈婚论嫁。

　　他和她的婚礼简单得简陋，基本上就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饭店，请了七八个人吃了一顿饭。客人大多是陶霏的同事和朋友。炜煊的父母对这桩婚事不满，没来出席。他的爸爸当了大半辈子的工人，勤劳本分，不免固执。自从他丢掉了铁饭碗、在“有上顿没下顿”的剧组里瞎混，就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娶一个既没北京户口又没陪嫁的“丫头”，等于又给父母添了一件烦心的事儿。

　　陶霏的母亲锦平倒是来了。皮肤晒得黝黑，相貌比同龄的女人要老一些，穿着也嫌土气，大热天还戴了一副白棉线的手套。她局促地坐在饭桌旁，并不正视任何人。陶霏不停地往母亲的碟子里夹肉夹菜，母亲香喷喷地一一吃完。仔细端详，母女俩的五官有些相像，匀称，线条柔和。席间有人问起陶霏的父亲，她的母亲终于抬起头，回答：

　　“地里活忙，走不开。”竟是一口纯正的北京音！

　　婚礼过后，炜煊对陶霏的身世多了一些了解。她的母亲锦平出生于北京，在六〇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到北大荒。锦平一心扎根边疆，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民，一夜之间跃为“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荣榜样”。冬天里，知青们开荒种地，在冻土上面挖炮眼，装火药，好炸成小块。放炮有危险，在场的男知青们躲得远远的，但她自告奋勇。导火索燃到尽头，始终不炸，她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跑到跟前去拨导火索，结果“轰”的一声，火药偏偏就炸了。她命大，只损失了右手一根手指，但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她在生下陶霏后，立即下地干活，得了产后风，遗憾的是不能再怀孕。陶霏的父亲希望她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大失所望，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发脾气。陶霏10岁那年，兵团的知青们纷纷回城，陶霏母亲却留了下来。嫁鸡随鸡，嫁给了农民就永远当农民。陶霏在北荒镇读完中学，考大学时分数不低，但黑龙江省的录取分数线高，只好委屈地上了一所师范专科。母亲当年要是选择带她回北京，她就有资格在京参加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在农村女孩堆里显洋气，在城市女孩的圈子里又嫌土气，总之不管在哪片天空下，都孤雁般落单。她毕业后被分配到职业学校教英语，一直不开心。炜煊年长几岁，多些阅历，自然成了她的精神依靠，不停地安慰鼓励，未来还有机会。

　　陶霏在认识炜煊之前，听说母亲的好友杨阿姨移民了美国，打听到她的通信地址，写了几封长信，恳请她帮忙办留学。半年多过去，陶霏没得到回音，已不抱希望。谁料到喜从天降，杨阿姨真的把经济担保书寄给了她。因为担保是给她一人的，她在申请大学时担心被拒，填表时在婚姻状况一栏填的是未婚。

　　她如愿被纽约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录取，还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炜煊在北京的一家西餐馆为她饯行，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工资，饭后，还分享了一杯哥伦比亚咖啡。两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在奇异的馨香中品尝到别样滋味。她离开后，他随一家剧组在山西的一个偏远小镇拍电视剧。每次给她寄信，他都得骑自行车去县城的邮局。一路上寒风刺骨，他渴望一杯热咖啡，可在小镇上找不到，只能在渴望中受煎熬。他在信中写道：“这个冬天很冷，因为你不在身边，冷空气就更渗入了骨髓。我试图想象你在美国的生活，但想象是受伤的鸟，总在原地打转，飞不起来。”从县邮局寄出的信，先到省城，然后到北京搭乘国际航班，抵达美国纽约，再由纽约邮局分发，最后被一位白头发的邮递员投进她的邮箱里。她，还有汽车洋房的美国梦，是他戒不掉的“咖啡因”。

　　他住的小旅社只在前台有一部电话。陶霏打电话给他，因为电话费昂贵，必须长话短说。她的声音果然来自地球的另一边，遥远、陌生，“我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杨阿姨和她的丈夫搬到香港了，不再资助我，我没有学费，只好退学；好消息是我正给一位白人律师做事。这个律师可以通过假结婚帮我办身份，‘曲线救国’。”他打断了她的话：“你疯了吗？”她的语调冷静，“没有，清醒得很呢。如果我不能维持身份，就必须回国，半途而废，我们的美国梦就结束了。我一旦拿到绿卡，立即和他离婚，把你接出来，我答应你！”炜煊站在柜台旁，周围人声嘈杂，电话里的信号也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他在剧组里职位低微，在摄影上也不出成绩，一心梦想去美国发展，尚未出师，怎么可以折戟沉沙？

　　不久，陶霏悄悄委托人和他办了离婚。

　　两年后，她托青姐搞到了一本护照。护照主人是一位名叫“黄明”的华裔美国人，因心血管崩裂突然丧生。他的遗孀哭得昏天黑地，清醒过来后，发现黄明留给自己一大堆债务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决定不注销他的身份，把他的护照卖给青姐，换一笔现金。青姐的部下对护照进行“换人头”处理，不留痕迹地贴上了炜煊的照片。炜煊拿着这本护照几乎大摇大摆地登陆美国，扮演了平生第一个突破性角色：一位死者。

　　他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出口处，几乎不能相信眼前这位淡妆轻抹、时尚优雅的女人竟是陶霏。陶霏没给他久别重逢的缠绵，把他安排住进了她在唐人街住过的房间，财仔的隔壁。她已搬进了和她“假结婚”的律师家里，假作真时真亦假。炜煊听说律师姓金西（Kinsey），还特地查了一下词典，Kinsey 意思是King’s Victory（皇帝的胜利），气势夺人。当他第一次在唐人街看到陶霏挽着金西的手亲密地走过，怔怔地立成了一根冰柱。她的紫罗兰色的高跟鞋踩的不是路上的树叶，是他落地跌碎的心。那幅画面在他的记忆中，像刺青扎进皮肤般清晰永久……

　　送葬车队终于上了高速公路，行驶得顺畅起来，炜煊的心神似乎安定了些。多年来他拍过十几部电影，但眼前的这一部，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赋予了生命，正在纽约的大地上穿行。

　　陶　霏

　　纽约，是陶霏不愿重访的城市。她走出8街上的灰狗巴士站，距离第一次从北京乘飞机登陆纽约，隔了一条25年的时光隧道。25年，四分之一世纪。

　　她搭地铁到格兰特街站，到了地面上，走过几条街区，还不时见到中文招牌。不远处新建的高档公寓楼，标出不菲的单元价格。在传统的华人店铺中间，美国银行、咖啡馆、西餐馆屡屡出现。唐人街在明显扩展，也在悄悄西化。她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街，立在人行道上，张望对面的“怡芳艺术品店”。小店的门面比记忆中的要窄小寒酸，窗户还是当年的那一扇，中间玻璃上雕着的莲花，在层层灰尘下挣扎露出半片殷红。

　　当年陶霏在纽约辍学后，到唐人街的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她既不会讲广东话，也不懂福州话，愿意雇她的人寥寥无几，不料却被高老板一眼看中。高老板不到四十岁，头发像睡熟时被人用剃刀推过，从顶部中间整齐地脱落。他矮小瘦削，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圣堂。高老板开的“怡芳艺术品店”面积不足20平米，摆满从中国大陆运来的工艺品：唐装、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其中很多廉价的仿制品。她是唯一的雇员，既补货，又收钱，整天忙个不停，累得腰酸背痛，一小时只赚五美元。她不时提醒自己只要有收入，生活就有希望。高老板还开一家装修公司，平常顾不上小店的生意，但只要一露面，就对她动手动脚。她忍受着骚扰，对自己心怀鄙视。在求生欲念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自尊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不停地瑟缩变小。她经常在上工之前或下工之后四处打听，希望能另找一份工，但一直没有结果。

　　入秋后的一天，陶霏站在柜台后面整理一堆打火机，一只手黏兮兮地贴到了她的后背上，吓得她惊跳起来。高老板是从后门进来的，走路又几乎没什么声音。柜台内窄小，给他创造天然的靠近她的机会。他假装找东西，一会儿捏捏她的手，一会儿碰碰她的腿，她躲闪着，又不敢太明显，怕触怒他。她的躲闪反倒让他兴奋，他的两眼一齐放出光来，仿佛和她玩一场时断时续的前戏，索性搂住了她的后腰。她终于被惹恼了，奋力地推开他，跑到门外，蹲到地上呕吐起来。听到他的脚步声，她转过头，掩饰不住眼中的厌恶。他显然败了兴致，“你家里死人啦？给我这脸色？你以为你多高贵呀？”她当然不高贵。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就付不出房租，就可能会挨饿。

　　高老板离开了，她的神经才松懈下来，但一想到他下一次的露面，又会绷紧。她扫完了地，看了看墙上的钟，离关店时间还有10分钟。伴随着“哗啦啦”的一阵声响，店门的竹帘被撩开了。一位白种男人出现了，像从某部好莱坞的电影里直接走出来，身材挺拔，蓝宝石颜色的眼睛闪烁光芒，西装挺括讲究，上衣口袋中甚至还露出紫色丝帕的一角。她打了大半年的工，见到的白人屈指可数，何况还是这么光彩照人的一位，立即绽出笑容，礼貌地问候。他看到她，似乎松了一口气，说：“我在曼哈顿当律师，今天是老板萨拉的生日，同事们要给她办一个惊喜派对，但我把这件事忘得精光。我刚从法庭出来，接到秘书的电话提醒，离派对时间只剩下了一个小时！”陶霏有些困惑地望着他，他立即善解人意地放慢了语速，“我飞车上路，看到公路旁的中文招牌，灵机一动，萨拉爱好东方文化，买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礼物一定会让她开心。我对唐人街的脏乱差早有耳闻，不想涉足太深，看到第一座停车场就停下来，下了车就看到你的这家小店。”

　　她向他推荐一把纸扇，月白的底色，绘有两只旋舞的墨蝶，还镶着紫绸边，和他的丝帕颜色很协调。她甚至“刷”地一声打开扇面，轻扭腰身，做了一个民间扇舞的典型动作。在那个晦暗的午后，她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店铺里的空地变成了一座小小的舞台。这个美国男人不懂中国成语“红袖善舞”，但露出欣赏的微笑。欣赏女人也许从来无需语言。他的目光蜜蜂般叮到她的左手无名指上，迅捷而灼热。她没戴婚戒。那时在中国戴婚戒的传统还没被恢复，何况她以单身身份来美。当然，他并不了解这些复杂的细节。

　　他当即决定买下那把扇子，不过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扇子标价9.99美元，小店不收信用卡，他身上只有两美元现金。他诚恳地问：“我对附近不熟，不知哪儿有取款机，还怕出席派对迟到，能先欠账吗？我三天后大约同一时间还会路过这里，到时一定把现金送来。你相信我！我叫杰夫·金西。同事中还有一位叫杰夫的，为了区别，大家习惯叫我‘金西’。”她立即点头同意。金西是她遇到的第一位贵客，给沉闷的小店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她当然希望再见到他。她找来紫色的包装纸，用心地把扇子包好了，眼中闪出迷人的憧憬的光亮。

　　三天后的那个秋日，开始得令人烦恼。天空像一夜未眠的赌徒，露出灰涩的倦容。陶霏特地换上紫色的薄毛衣，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镜子照照自己，坐立不安，期待金西的出现，没想到高老板先露面了。高老板像从面粉袋子里刚钻出来，一身白灰。他开收银机去拿钱，不料老掉牙的收银机被卡住了，就声色俱厉地质问，“收银机坏了，你都不管？害我关门倒闭，是不是？你过来，我教你修！”她不情愿地走过去。他突然贴到她的后背上，像一只刚出锅的螃蟹，热烘腥膻，指给她看钱箱下面的一个上锈的铁开关，随后用一只铅笔别一下，钱箱就“啪”地一声被打开了。她突然一阵恶心，想摆脱他，越是挣扎，他的“爪子”就在她的皮肉里嵌得越深。她火冒三丈，稍转过身，拼力抽了他一个耳光，跳到了柜台外面。他捂着脸，吐出了一个字：“滚！不要再来上工了！”她问：“那我这个月的工钱呢？”他鼓起眼，“你他妈的还做梦想要工钱？”

　　陶霏拿起背包，冲出门去。到了街上，她冷静了些，意识到自己没有金西的电话，如果立即离开，大概此生再见不到他，希望会永远落空，于是决定在附近的停车场等候。她从金西的目光中读出欣赏，那也许是婉转的序曲，会升华成爱慕的主调。在挨过了无比漫长的一小时后，那个西装革履的身影终于进入了视线。金西看到她，吃了一惊，“你怎么站在这儿？我要付扇子钱给你。”她余怒未熄，在秋风中瑟瑟发抖，“我刚被老板炒了鱿鱼。”他动了怜惜之心，问，“我能荣幸地为你买一杯咖啡吗？”她立即点头。在此时一杯醇香的热咖啡，一定有天堂饮品的滋味！

　　多年后，陶霏再次站在“怡芳”门前，时光的刀剑抽杀金西的身影，剩下记忆中的细微碎片。一个老年男人从店里走出来，把一个小木牌竖到门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柱香每捆88美分”。那是高老板！他躬着背，原本瘦小的身体缩成了一小捆柴禾。她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从他的姿态中轻易判断出了衰落。

　　她转身离开，回到百老汇街。财仔和她打电话约好的，在榕华大楼门口接她。很多人早在附近黑压压地聚集了，等待送青姐最后一程。一辆黑色福特面包车在她面前停下来，车窗被摇下来，财仔露出脸，大声叫道，“陶霏姐，快上车吧！”她上了车。财仔的老婆乐珍立即扑过来，把她抱住了。后两排座位上满满当当地坐着他们的5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四五岁，都埋头在苹果手机或游戏机的世界里。财仔说，“好多年没见了。日子过得太快了。”乐珍命令孩子们，“叫陶霏阿姨！”孩子们漠然地从手机上抬起头来，叫了一声。财仔吼起来：“你们热情点！没有陶霏阿姨，你们可能还没出生呢！”几个孩子又叫了一声，语调中明显添了热度。

　　陶霏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搬进格兰街的一幢老屋，财仔立即从地下室跑出来迎接，面带微笑，张口就叫“陶霏姐”，还帮她搬家具。他个头不高，但力气不小，动作灵活。陶霏住进了他隔壁的小房间，很快和他熟悉起来。财仔在菜市场打杂，下工后带些卖不出去的菜回来煮，偶尔请她一起吃。茶余饭后，免不了聊聊各自的经历。

　　财仔的爸爸死在偷渡路上，但他的妈妈并没因此打消送他偷渡的念头，认定去美国要“前赴后继”。财仔妈的好友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名叫乐珍。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习俗早被破除，但破除不等于铲除，两家人早早给他们定下了娃娃亲。财仔刚过19岁的生日，就接到了蛇头青姐的通知，叫他随一批客户上路。财仔妈知道美国华人男多女少，担心他以后找不到媳妇；乐珍妈担心他登陆后花心，忘了乐珍。两个当妈的毫不迟疑，迅速操办了他们的喜事。财仔和乐珍在洞房里厮守三天，就离开了家。

　　他在偷渡路上车马舟船走了一年多，终于随一队人从墨西哥边境上的阿帕索进入美国，不料被巡逻的移民警察逮捕。这些人身无证件，衣衫褴褛，无所有也就无所畏，倒也没谁被吓得尿裤子，何况出发前都受过“培训”。偷渡最好的结局是悄悄登陆，最糟的结局是去见阎王爷，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情节都纯属正常。财仔的表哥一路同行，天生瘦小，胡须还没长出几根，谎报年龄不满18岁，很快被移民局释放，还被当地教会派来的一位慈祥丰满的老大妈接走。财仔诚实地上报年龄，结果被扣押，丢进了拘留所。他一进门，就在地中央蹲下来，立即惹来一片惊讶的目光。周围人要么站，要么坐，没人摆这姿态。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化休克”，只好一屁股坐下，还模仿身边的黑人，把两腿岔开，入乡随俗。几个星期后，青姐派人把他保释出来。青姐帮他偷渡，不要他坐牢，而是要他打工，早日还清欠下的两万美元的偷渡费。两万美元在当时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是一笔巨款。财仔的叔叔在老家的县城当科长，一年的工资还不到5000元人民币。财仔想老婆乐珍，渴望搞到一张美国绿卡，把她接出来团聚。他在唐人街的几个老乡，请中国人律师办政治庇护，都落败而归。

　　那天陶霏在“怡芳”小店门口等到金西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喝咖啡邀请。他对唐人街不熟，还是她带着他穿过两条街区，找到了一家“星巴克”。她泪光莹莹地痛说遭遇，因为英语不流畅，几次停顿，语调更显委屈。他为她抱不平，“你该告高老板性骚扰！”她苦笑一下，“谁来做证人呢？店里又没装摄像镜头。”其实心里清楚，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一个没身份的去控告一个有身份的，显然是自找麻烦。他说：“我虽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但只接政治避难移民案件，遗憾不能帮你打民事官司。”她灵机一动，问，“我有个室友叫财仔，偷渡来美国的，想申请政治庇护，正到处找移民律师，你愿意帮他吗？”金西的客户大多来自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还没有中国人，但乐于尝试。临分手时，他给她留下了一张名片，让她和事务所的秘书预约一个时间，带财仔到他的办公室谈谈。

　　陶霏回到住处，立即兴奋地向财仔讲了认识金西的经过。财仔初中没毕业，但知道哈佛大学是绝对名牌，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哈佛律师，错得了吗？不过他得打电话跟他妈妈商量。妈妈两脚从没踏上过纽约的土地，但常年生活在侨乡，对唐人街的事情了解得甚至比州议员还多。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律师，连英语都说不利落，怎么可能说服法官？找个白人律师，成功几率要高得多。财仔的妈妈请算命先生测字，结果“金西”这名字会带来好运！金西，颠倒过来就是西金，在西方赚金呀。稳稳当当地赚金，当然要先有身份。财仔不到20岁，还有长长的未来，不可以像地下室里的老鼠似的，全身黑乎乎，永不见天日。

　　几天后，陶霏和财仔一起走进了“萨拉律师事务所”。金发的接待员身穿既熨帖又飘逸的丝质白衬衣，散开脖子下的两粒纽扣，深遂的乳沟弯成两瓣白玉兰，随着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左闪右现。财仔的两眼立即化成了蝴蝶，忙碌地飞旋。陶霏从接待员背后的镜子里看到自己，双排扣大翻领的西服早已过时，保守呆板，怎么看都打着“第三世界”的烙印。

　　她和财仔被引进了金西的办公室。栎木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镶金的笔架和名片，无一不讲究。金西依然西装革履，但比上一次见面时更帅气。他从高背皮椅上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温和地问好。陶霏分不清他的温和是出于礼貌，还是善意，只一味地对他纯正的英语声调着迷。他问，“财仔申请政治避护绿卡的理由是什么？”陶霏事先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近几年的“成功”案例大多涉及因参与政治运动或宗教活动的受迫害者。她有备而来，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场面惊心动魄：一群人举着十字架示威游行，其中一位年轻人把胸膛对准警察的枪口。她指点着年轻人的面孔，“这就是财仔！”又举起财仔的左臂，让金西看上面蜈蚣状的疤痕，“他被警察打伤，留下了这块疤！”财仔懂得“警察”这个词，猜出了大概，胆怯地低声用中文问，“陶霏姐，这是我和别人打架落下的。这不是撒谎吗？被法官发现了怎么办？”陶霏板起脸反问：“你想在美国黑一辈子吗？”财仔立即闭了嘴。金西仔细看看照片，又端详财仔，半信半疑。他一边提问，一边做笔录，问过阿财常去的教堂名、受洗时间、信仰上帝的原因等。陶霏都一一替他回答了。金西有时从几个角度提问，总算把故事的碎片贴在了一起，随后他问陶霏：“如果将来财仔上庭，你愿意给他当翻译吗？”她几天前还在小杂货店当苦力，现在即将为曼哈顿的大律师工作，难怪有人说“美国遍地都是机会”呢，于是忙不迭地点头：“我愿意！”

　　一位高个子的西人女士敲敲门，走了进来。西装牛仔裤，休闲运动鞋，一副中性打扮；头发超短，眉目清朗，不施脂粉。金西介绍道，“这是事务所的老板萨拉。”萨拉对陶霏和财仔轻描淡写地点点头，并不落座，拿起金西的笔录一目十行地读起来。在座的三人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像在等待审判。几分钟后，萨拉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把财仔从头到脚扫描一遍，把卷宗“啪”地一声掷到办公桌上，下手并不重，但掷出一股威严之气，“这个案子我们不能接！”金西变了脸色，请陶霏和财仔到门口的接待室去等，让他和萨拉商议。

　　十几分钟后，金西出现在接待室，脸上的表情无喜无怒，淡淡地说了一句，“到接待员那儿交定金吧。”

　　金西承接财仔的案子，总收4000美元。按照出庭次数算，开案定金、问话各500美元，见庭1000美元，上大庭后交清余额。申请绿卡、工卡、社安卡、申请家属来美等，另外收费。财仔从裤袋里掏出一捧脏兮兮的现钞，那是菜市场老板发的工钱，油腻，气味可疑。接待员用白皙的手指拈起钞票，露出嫌恶的表情。事务所虽没有明文规定不收现金，但绝大多数客户都使用信用卡或支票。

　　陶霏带着财仔走出了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松了一口气。金西和财仔完全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但她把他们俩联系起来了。财仔嘀咕，“金西是个白人，能帮中国人吗？只谈了一个小时，就交了500元。在菜市场累死累活半个月，才赚那么多。”陶霏劝他：“把眼光放远一点儿。如果你拿到绿卡，别的好处先不提，单说和乐珍团聚、生儿育女这一条，拿多少钱能换来呢？”

　　陶霏在后来的三个月里，恶补英语，尤其是法律用语。她买了一个带叫醒的小收音机。只要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听新闻、练听力；还把可能用到的英语单词抄到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背诵。她和财仔、金西做上庭的“模拟演习”，由金西扮演法官，向财仔发问。谎言被重复三次，有时就变成了真实。当他们三人相跟着走进庄严的法庭，似乎都相信了财仔因“笃信宗教而背井离乡”的故事。

　　受理财仔案件的移民法官是福特先生。他六十出头的年纪，出生于条件优越的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辈子没经历过什么波折。他患有恐高症，极少坐飞机出国旅行，对外国的看法，也就难免受媒体宣传的影响，相信外国人大都身处“水深火热”。当法官通过陶霏的动情翻译，听了财仔的“受难”经历，再端详他那张年轻无辜的脸，同情心大发，批准了他的政治庇护请求。财仔听到这个喜讯，当场孩子般涕泪横流。

　　财仔离开法庭后，立即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报喜。口耳相传，没过一个星期，连远在加州的福建人都听说了陶霏的大名，当然也少不了气宇轩昂的金西律师。几个月前，金西为找不到客户犯愁，好不容易说服萨拉接受财仔这个“特别客户”，一夜之间他的电话铃声不断。铃声带来生意，比任何音乐更悦耳，更令人兴奋。陶霏协助金西，再接再厉，又打赢了两桩政治庇护案。

　　陶霏接到了金西的电话邀请，到萨拉事务所附近的酒吧“喝一杯”。这是约会吗？她第一次坐到酒吧的高脚凳上，很不习惯，担心凳子倾斜，摔个人仰马翻，闹出大笑话。过了几分钟，才渐渐找到了平衡。她点了一杯啤酒，喝起来不知其味。她坐得离金西那么近，稍微仰头，就撞见了他的蓝眼睛，夕阳般流金的睫毛。她不止一次做过一个同样的梦：赤裸着身体走入了一片湛蓝的海，直至自己被完全淹没，此刻如回梦境，又有海风拂面，清醒过来，才知那是金西致命的喘息。金西诉苦道：“‘萨拉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景气，但萨拉一直反对我接收华人客户，说‘他们有一双撒谎的眼睛’。她自称爱东方文化，但对东方人没多少同情心。”陶霏因为口语不流利，尽量少讲话，免得词不达意。在这个酒气弥漫、被高大的西方男性控制的酒吧里，一位善于倾听的东方女人简直是一杯清茗。金西身心舒爽，又点了一杯加可乐的郎姆酒。

　　陶霏斟酌字句，终于说：“你觉得‘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这个名字，听起来怎么样？”

　　仿佛在交响乐的两个乐章之间，谈话出现短促的停顿，空气甚至一度缺氧。金西注视陶霏，用他不无困惑的蓝眼睛，像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在十六世纪第一次读到《易经》，还像在同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荷兰人，第一次看到一件精致的景德镇瓷器。终于，云雾在他的眼中慢慢散去。他仍不懂《易经》，不懂瓷器，但捕捉到了陶霏眼中的金光，露出会意的微笑，说，“听起来很酷！我爱这个名字！”在那历史性的一瞬，“金西移民律师事务所”宣告成立，随后金西辞职，与陶霏合伙，在唐人街的榕华大楼租写字间、挂牌，都是顺理成章。

　　后来在多少个晴朗的早晨，陶霏和金西相挽着走在唐人街上，身着华服，满面春风，而成群结队的福建人早已在街旁翘首等候。这些人大多在中餐馆打工，休息一天，就少赚几十到上百美元，平常哪里舍得？但为了见她和金西，就咬牙请假了。住在外地的，甚至得请三天假，还要破费买飞机票，下了大本钱。他们为得到大律师夫妇的重视，脱下脏兮兮的恤衫，沐浴更衣。当然也有个别人满身油腻腥膻地来了，像几粒屎，坏了一锅鲜鱼汤。他们对金西的态度是复杂的。有人当面叫他“鬼佬”，还以为他听不懂。他懂的中文词儿的确少得可怜，但陶霏教过他“鬼佬”。他们对嫁外国人的中国女子多少有些鄙夷，男人们猜陶霏贪恋金西的钱，或者想通过他搞到身份；女人们猜她迷恋金西的床上功夫。她们连外地人都不肯嫁，何况是长满胸毛的“鬼佬”？ 但是，金西夫妇能帮他们申情政治庇护，搞到至高无上的绿卡，为此他们居然抛弃成见，甚至违心地赞美他们的婚姻。陶霏把他们笑脸下的弯弯肠子看得清楚，不过佯装不知。她相信要和别人打交道，必须先懂得他/她的语言，居然学会了一些福州话；她有不错的文字能力，根据每个偷渡客的性别、年龄、性格等，量身定做，编出一套套“惨遭政治迫害”的故事来，久而久之，就制造出几种模型，建立起了一个虚构文本的加工厂；为提供佐证，她找到一些中国警察和市民冲突的照片，用图片处理软件改换人头，把偷渡客的头像移植上去。她和金西自编自导，与偷渡客排练悲情故事，然后到法庭上正式演出。他们的客户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政治庇护的批准，于是更多的人涌上门来，并心甘情愿地递上大把的绿莹莹的美钞。

　　陶霏整个人像重新投胎过，在一夜之间变得光彩照人。她学会了开车，行动更加自由；到第五大道去选衣服，顺应时尚的潮流。她和金西一起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甚至出席戴维·莱特曼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在“主流社会”的高雅派对上盘桓，兴奋地讨论时政、艺术、体育等；去欧洲旅游，学会了享受贵族式的生活……

　　“陶霏姐！”财仔在车中叫道，把陶霏从回忆中拖出来。“这些年一直想去看看你，但没有时间。”

　　财仔拿到绿卡后，很快把乐珍接了出来。两人在格兰街地铁站出口处，支起一口油锅，专卖炸鸡翅和鸡腿。他们家的鸡翅香酥微辣，远超“肯德基”。乐珍手脚麻利，虽然每天累得半死，但不忘面带笑容，赢得了许多回头客。一些纽约人居然不怕麻烦，特地在格兰特站下车，买了乐珍的鸡翅，再返回地铁继续前行。乐珍“革命生产两不误”，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

　　乐珍说：“我们前几年搬到华盛顿去了，开了一家餐馆，叫‘财乐’”，咯咯地笑起来，“从我和财仔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发财当然乐了。餐馆有两层楼，刚开张时，每天都有顾客排长队等座位。我们一家人实在太忙了！”

　　财仔说：“这回还要感谢青姐，让我们有机会聚一聚。”

　　陶霏点点头，死亡，有时给活人一个相聚的契机，当然世间不是所有的相聚都令人愉悦。她说：“我刚才在“怡芳”门口看到高老板了。”乐珍快人快语，“高老板前些年生意不顺，把家产卖得差不多了，又在大西洋城连赌连输，最后就剩下了这家小店，赚点儿钱勉强糊口。”

　　每天有人发达，有人衰落，这是百年来在唐人街永不谢幕的剧目。陶霏望着车窗外慢慢掠过的店铺，和路两边的黑衣人，恍若梦中。

　　上百部小轿车、十几部中巴蜿蜒成一条长龙。驾车来往的美国人从未见过这般阵势，一时走了神，有先行权的等在路口，该转弯的却直行，一时间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警察局显然措手不及，派出的人手不够。这时，一位西裔男人出现在十字路口，开始指挥交通。男人块头很大，身上的西装小一号，遮不住隆起的肚皮。财仔驾车从男人身边慢慢开过，说：“这个傻老外，跑到这儿来学雷锋？”车内的人都好奇地探头仔细端详。

　　陶霏突然惊叫起来：“天哪！那不是金西吗？”

　　那真是从前风度翩翩的金西吗？

　　金　西

　　金西开一辆旧“尼桑”，跻身于送葬的车队里，不免寒酸了些。车里的音响差强人意，正播放着比利·乔尔的《陌生人》。比利唱道，每个人都戴一副隐形的面具，有的是丝绸的，有的是皮革的，只在独处时向自己展示；每个人身体中都藏着一个陌生人，当你陷入爱情时，你会让对方看到这个陌生人吗？

　　车轮碾过街道，细致缓慢，像执意要丈量每一英尺的记忆。当年他如果没有一脚踏进“怡芳艺术品店”，就不会遇见陶霏，以致与青姐产生瓜葛，今天也不会来出席青姐的葬礼。那天他以为会遇见一个典型的华人店员，在电影中看到过的，男人干瘦如柴，女人低眉顺眼，谁料却是眼波流动的陶霏。她身上的月白唐装钉着一串保守的纽扣，一路系到颈下，居然不肯露出一寸皮肤，双胸却透过丝质的材料，颤悠悠地悬出，比袒露更令他遐想。

　　他虽西装革履，风度洒脱，其实家底微薄，在经济上早已捉襟见肘。上世纪60年代，他的父母为了给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从意大利西西里的小镇移民到纽约的皇后区。父亲竭力摆脱贫寒出身的阴影，在注册身份时改了姓，把平凡的康特(Conte)变成了贵族气十足的金西（Kinsey）。父亲和西西里著名的黑手党并无牵连，但有一副黑手党成员的坏脾气。他重男轻女，在金西和他的两个妹妹之间，毫无疑问更偏爱金西，但表达爱的方式与众不同：越是偏爱，态度就越粗暴。那时父母打孩子还不犯法，每当金西做错事，他抬手就打。他嗜酒，奇妙的是喝酒后脾气就从狼变成羊。金西从十几岁起也开始品尝这“神奇的甘露”，冀望从中获取快乐。父亲从金西刚懂事时起，就一再训导他长大后要永远离开皇后区，进入主流，到曼哈顿工作。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工人，汗水淋漓地卖了将近30年的苦力，把三个儿女供养到上大学。金西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上曼哈顿的律师，果然梦想成真，让父亲手舞足蹈地兴奋了好几年。

　　金西迅速地跻身于“高消费俱乐部”，没还完学生贷款，就换了名车；刚涨了薪水，就娶了贝蒂。他贷款在新泽西买了一套体面的房子，还替贝蒂买了一部新车。贝蒂是一位有着苍白面孔、柔软卷发的女子，在文化背景上与他贴近，祖上也是意大利移民。她从小学过芭蕾和钢琴，只为陶冶性情，并没指望过成名成家。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时装杂志社谋得了一份秘书差事，拿着微薄的薪水，但培养了高雅趣味。她追逐时尚，每月收到一叠叠的账单，夫妻俩因为钱频繁争执、甚至吵闹。贝蒂开始对他进行感情上的“冷处理”，他索性在曼哈顿找了间公寓独住，宣布正式步入分居状态。眼不见心不烦，额外的房租却增大了经济压力，他每月勉强支付信用卡的最低额度。他和她耍单飞，坏事倒成双结对。父亲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腿是被接上了，但恢复的过程极漫长，接受专业的恢复训练也要花钱。金西无法推卸在经济上支持父亲的责任。美国梦的光环，是用金钱圈起来的，无论如何，他都得把这道光环维持下去。

　　金西初见陶霏，联想到的不是金钱，而是红酒。陶霏红酒般醇烈，而贝蒂白酒般清冷。贝蒂似乎一出生就要求拥有。拥有的愿望像森林中一簇簇的毒蘑菇，随着岁月的雨淋日晒，一日日疯狂生长。她“活在今天”，还没养成为明日忧虑的习惯。如果生活中的诸多行动像钓鱼，贝蒂等男人钓上鱼来煎好喂自己；陶霏会亲自去钓鱼，然后坐下来安心享受。金西在陶霏的协助下，为财仔及两个福建人申请到政治庇护绿卡，从此携手开辟财源。

　　财仔在“万福酒楼”设谢恩宴，只摆一桌，挑选尊贵的客人和昂贵的酒菜。金西和陶霏按预定的时间迟到了半小时，身为贵客，当然要让他人等候。酒楼里照例客满。客人们海吃海喝，高谈阔论，好不热闹。财仔定的酒席在一扇屏风背后。待一桌人坐定了，正座竟空着。过了大约一刻钟，屏风外响起挪动椅子的声音，众人纷纷起身叫“青姐”，声调既亲近又敬畏。接着，伴随一阵爽朗的笑声，青姐出现在屏风旁。她生得粗眉大眼、高颧骨、厚唇，烫着短发，穿着土气。如果金西在其它地方见到她，绝不会把她和名震四方的蛇头联系起来。一桌人站起来致敬，青姐露出笑容，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她亲热地摸了摸财仔的头。财仔被她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现在“荣获”绿卡，简直是她的最理想的偷渡客。财仔端起酒杯起身，先敬青姐。青姐不摆架子，站起来豪爽地向众人举杯。一桌人立即诚惶诚恐地站起，把杯中酒干了。酒是仙水，能让人转瞬间心花怒放，周围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青姐讲不上几句英语，和金西交流全靠陶霏翻译，对他的态度不冷也不热，但和陶霏聊得投机，甚至几次拍拍她的肩膀，一见如故的亲密姿态。金西虽然不懂中文，但懂得肢体语言。

　　散席后，陶霏不知是因为多喝了几杯，还是因为认识了青姐兴奋，两腮绯红，对金西说，“青姐答应以后她的客人一登陆，就交给你我了。”接手青姐的客人，就意味着接手钱袋，而金西和她需要钱。“需要”这个词分量嫌轻了些，也许“渴望”更准确。他们必须挽起青姐的肩膀，像落水的人渴望抓住一块帆板。只要在水面漂浮，就有生存的希望，还可能爬上一艘豪华游艇，甚至摇身变为主人。

　　青姐果不食言。过了不到两个星期，就介绍了刚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的半打客人。不久，美国国会宣布每年给所谓受“一胎化政策迫害”的中国公民1000个移民名额，金西和陶霏便开始安排一些客户申请。两人和青姐强强联手，建起偷渡、办身份、拿绿卡的一条龙服务，使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也进入了流水作业。起初陶霏亲自上庭当翻译，后来客户太多，分身无术，就雇用助理客串。金西先在空白的避难申请表上签名，然后让助理们填上编造的故事，自己根本连看都不看。

　　金西和陶霏仿佛闯进了一座罂粟园，沉迷于金钱和性爱的混合异香。他们在法庭上演撒谎的戏剧，在卧室里也变换游戏的花样。前一夜，他化身全副武装的移民警官，把她变成衣不遮体的非法移民。他用手铐把她的双手锁在栅栏式的床头板上，用眼罩遮住她的双眼，然后把冰块涂抹到她细腻的胸脯上，令她发出一阵阵尖叫；她哀求他进入她的身体，声调越凄悲，他就越兴奋……后一夜，她摇身变成庄园女主人，而他沦为马厩里屡做错事的杂工。她拿起一支皮鞭抽打他，露出母兽般的美丽狂野的神情，他不停地恳求她抽得更激烈些……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床戏结束后，她谈到了解决身份的话题，他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和她结婚。他在生意上仰仗她，怎么可以失去“梦工厂”的合作伙伴呢？跨族裔婚姻大约30年前就合法了，虽然还不多见，但他有勇气“前卫”一回，引领潮流。何况陶霏是韵味十足的女人，像金刚石一般，乍被采出来时纯洁无瑕，经过他的雕琢，变得闪耀夺目。他和贝蒂签署了离婚合同，还同意每月支付给她一笔生活费，接着就和陶霏举行了婚礼。

　　金西不会忘记那个夏日的凌晨，他在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被一条爆炸性新闻震惊：将近300名中国大陆偷渡客“抢滩”纽约。半年前青姐和几个蛇头联手，派人把一条被废弃的货船草草修补，还起了一个美好诱人的名字“金梦号”。“金梦号”满载偷渡客，从泰国出发，在海上漂泊了几个月，终于靠近了纽约公海，但不见接应船只的踪影。偷渡客们不想坐着等死，迫使船长向纽约方向行驶，不料在皇后区附近搁浅。这时，伴随着直升机的灯光和轰鸣，美国警察的船只向他们靠近，偷渡客们不甘心被逮捕遣送，顿时混乱不堪。一些人看到美国大陆的隐约灯光，以为离岸边很近了，就跳进海里，可海水冰冷，陆地遥遥，其中几人当即溺水而亡，另外几位水性好的，精疲力尽地爬上岸，立即消失在纽约茫茫的晨雾里。剩下的人被警察们一一押下船，虽然前途未卜，但毕竟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金西和陶霏赶到了“抢滩”地点。在破晓的熹光中，海滩上现出了一些影影绰绰的“小山包”。凉风吹过，“小山包”们轻微颤动。他们看清那是围毯而坐的偷渡客们。这些人在极度狭小肮脏的空间里经历了狂风暴雨、饥渴灼晒，经历了内部打斗，和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终于抵达了梦想已久的大陆。金西被他们的苦难和执着感动，当然也为他们带来的财源喜悦。

　　偷渡客们被分别关押在纽约州、宾州、维吉尼亚州等地。按当时的移民法，美国绿卡的拥有者可以担保赎人。金西和陶霏立即招兵买马，派出手下的十几名助理，昼夜兼行，先用青姐的钱把偷渡客们担保出来，然后向青姐报告他们的暂住地点。青姐的手下人立即通知偷渡客亲属出钱赎人。同时登陆的偷渡客人数太多，金西和陶霏一时找不到足够的保人，就叫助理们伪造绿卡拥有者的文件出面担保。偷渡客一旦按时去移民局报到，移民局就会退还保金。金西律师事务所先扣除应得的四成律师费，才发还余额。

　　唐人街是藏不住秘密的。很快有人如法炮制金西夫妇的发财模式，律师事务所似在一夜之间冒了出来。高老板在唐人街混了多年，对“北方人”陶霏的发达不能容忍，也雇了两名律师，如法炮制，做起了移民生意，开始争夺客户。他骂陶霏小气，不信任华人，让金西出场一次收一次费，不管客户输赢，他们都发财。他发明的收费方式是1000-9000型，押金1000元，一直到上大庭，赢了政治庇护案，再收9000元。他常对客户大拍瘦瘦的胸脯，“我不会让你承担那么大的经济风险，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输赢都绑在一起！”遇到斤斤计较的客户，他甚至抛出更强悍的收费计划：0-15000型，一开始只收500押金，输就退还，赢就收15000元。高老板的挑战激怒了陶霏。她在他店里的遭遇是她的耻辱，现在终于有了洗耻的机会，当然接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不但按高老板的方式收费，还制定出夫妻优惠、家庭优惠的模式，不但使高老板门庭冷落，还把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客户都抢来了。

　　钱成千上万地流进来，在印刷厂印钱都没那么快。金西和陶霏开律师事务所还不到三年，就在康州买下了一座豪宅。宅子四层楼，有十几个房间、五个车库，里面的家具都是优质的品牌，标榜时代风尚。他们还在佛罗里达买下临海的度假屋，虽然一年只去住两个星期，但雇了专人打理。

　　圣诞节前，他和陶霏请人在豪宅四周的树上装了灯，天黑到一定程度，所有的灯就自动亮起来，营造一片辉煌。新年夜，上百位盛装的客人前来派对，在水晶灯下个个容光焕发。在大厅的一角，一支年轻的摇滚乐队正唱得抒情惬意。香槟酒一瓶瓶地被打开了，溢出的泡沫闪着莹洁的光芒。从曼哈顿专请来的几位名厨，在长条餐桌上摆满了东西方美食。当金西挽着陶霏从旋转楼梯上走下来，乐队停止演奏，客人们屏住呼吸。金西的黑色燕尾服和陶霏的大红织锦缎旗袍相映成辉，两人立即被赞为“中西合璧的典范”。金西说：“我和霏感谢诸位对‘金西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和厚爱，为回报社会，我们向中国的失学儿童组织、美国的救助病童的机构各捐款20万美元！”客人们听了，都真诚地受了感动，起劲地鼓掌。随后乐队恢复了演奏，客人们结对在大理石的地面上翩翩起舞。那是一场多么令人难忘的派对啊，几乎完美诠释了“美国梦”。

　　金西看到了前妻贝蒂。她穿一身吉卜赛风格的碎花长裙，进门就脱下鞋子，打着赤脚走来走去，带来的“伴侣”竟是萨拉！萨拉是“出柜”的同性恋者，谁料到贝蒂会有这么戏剧性的转变？陶霏对贝蒂的“转变”没有异议，居然流露出赞赏，更让他大跌眼镜。或许因为贝蒂进入同性恋阶段，对她的婚姻就不再造成威胁，精神放松了？他以为自己从一个极端（西方自我中心的女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东方善解人意的女子），永不会重蹈婚姻覆辙，谁料到两个极端会向对方移动。女人真是令人难以琢磨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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