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中国高铁享誉世界

中国的高铁事业在过去10年间突飞猛进地发展，高铁建设频频刷新世界纪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有着中国“外交名片”美誉的高铁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互联互通的时代使命。

领先世界的集大成者

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超越，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系统集成创新，再到完全自主创新，已经炼就成世界铁路科技的集大成者。从东部走向西部，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从国内走向海外，中国高铁的大发展开启了人类交通史的新纪元。

目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2万公里，是世界上高铁建设运营规模最大的国家，比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拥有高铁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多，其运营速度和整体配套处于世界前列。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拥有全球最为庞大和完整的产业供应链，配套产业涵盖设计研发、试验、生产和运营维护各个环节，所生产的高铁动车组和基建能在沙漠、草地、高原、沼泽、沿海等复杂地质环境和高寒或炎热气候中穿行无阻，强大的科研实力能较快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和非洲、美洲等地复杂的地理条件需求。中国高铁因其高强度大密度的运营维护需要，积累了举世无双的经验库存和原始数据，对开展世界铁路科研、建设和运营都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

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抓住了科学技术创新这一关键。中国高铁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4年前自主研发实验的技术积累期；二是2004-2008年间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的技术引进期；三是2009年后的全面自主创新期。第一个阶段时间较长，中国老牌的轨道交通领域名校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伴随着中国工业近现代化的历史步伐，百十年来专注于铁路科技的探索和研发，为国家铁路事业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这些人才分布在铁道管理部门、中车集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各大铁路局以及各大铁路科研单位，为各相关单位开展各种车型试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高铁在第二阶段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原生态科技能量，激发出第三阶段中全面创新的宏伟局面。

中国高铁创新的特点是从厚积薄发到激发井喷。其原始创新主要体现在基础理论的创新，如西南交通大学的“沈氏理论”、“翟孙模型”和高速列车耦合大系统动力学，是举世公认的原创成果；相对于基础理论创新，中国高铁发展出完备的系统集成创新能力，可以根据需求和条件创造出一整套轨道交通产品；在全面自主创新方面，中国高铁捷报频传，不仅在“高铁之心”（即牵引传动系统）、“高铁之脑”（即网络控制系统）和高铁火车头等动车组车体部件方面实现自主创新，而且在路基建设、桥梁隧道和动力供电等线下部分享有世界声誉。

中国高铁持续进行科技创新，生产工艺精益求精，建设应用不断推进，确保了高铁平稳、舒适、快捷和安全地运营。据一项调查，来自20多个国家青年称中国高铁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以高铁科技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理念，中国高铁成为留学生们最想带回祖国的“中国特产”。

虽然领先世界，但中国高铁并没有放松创新。中国铁路总公司作为铁路科技创新的引导者、组织者和运用方，十分重视科技创新的投入。中国铁路总公司协同了以轨道交通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 — 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筹）和中南大学列车空气动力性能及撞击模拟实验装置基地等为代表的数十个国家级的铁路科技研发平台，为高铁科技的持续创新和国际科研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系统技术上，中国高铁做好了走向世界的准备，中国对高铁寄予了新的时代期许。

助推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高铁动车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水平，已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密集出访中多次推销中国高铁，在考察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时候曾说，“我每次出访都推销中国装备，推销中国高铁时心里特别有底气”。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能带动装备和劳务出口，更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

中国国家领导人大力推销中国高铁的底气来自于中国高铁具有其他产品所无法比拟的核心竞争力。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双向结合的视角来看，中国高铁“走出去”是当下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可靠路径，中国高铁是衔接当下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最佳切入点，现代轨道交通装备因其大宗公共产品的特性而发挥助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先行作用。当前，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了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就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一切问题都要在稳定和发展中解决。在中西部大力发展高铁，可让当地百姓加速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政府在想方设法让铁路发展潜力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改善民生条件。同时，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积累了大量富余产能，远远超出国内市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需要，中国亟需挖掘国内中西部欠发达甚至落后地区的市场潜力，更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与过去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不同，中国高铁是集世界铁路科技大成的高科技产品，是可以发挥扩散规模效应的大宗公共产品，这一公共产品的扩散效应体现在全产业链的上下游和横向发展方面，直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而拉动内需、激活市场。高铁，包括普通铁路作为交通设施建设，更是大大增加了人、物、信息、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沿线城镇和区域将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干线而聚合，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快速铁路的联通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体化的区域网络，从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根据最新版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总规模将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铁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中国高铁“八纵八横”的大交通网络初具雏形，未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将达到3.8万公里，届时以高铁为主干道的交通网络将在东亚大陆实现全覆盖。涵盖全球1／4人口的世界东端，将建成一个流动性更强、流通性更顺畅、流量更大的完全一体化的地缘经济区域。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浩浩荡荡的发展潮流之中，而这正是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顺应历史的趋势，中国高铁将目光投向海外，尤其对部分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大陆腹地充满关怀：工业化先后带来的地区发展的代差，现代化洪流过处形成的匮乏文化区域，都将借助现代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网络变量的引入而创造出更多的发展选项。

借助高铁为主要载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助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中国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主动因应。中国领导人热衷于担任超级推销员，大力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惠及周边国家，这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负责任的态度表现。中国高铁的长足发展，尤其是中国高铁“走出去”，必然对多极世界的现实生产力有所提升，这是促使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亮点。

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正能量

中国高铁“走出去”，恪守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用市场运作的方式，取得互利共赢的利好。具体而言，中国高铁充分结合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模式，依托相关融资市场，创新发展符合当地文化认同的技术、管理和服务，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搭建贴地而飞的大陆桥，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成就，分享发展经验，在世界交通网络中大大发挥作用，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接触、沟通和理解。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本中强调，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基于丝路精神，中国高铁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充足的正能量：

首先是发挥“路”古老而实用的工具价值，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物质通道。“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并且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中国高铁的本质属性与设施联通的宗旨高度契合，未来有理由期待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陆上大通道横贯欧亚大陆，将连接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亚欧大陆腹地将一改边缘化的发展面貌，流动性的强化将让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现代世界经济地理的格局也将得以优化。

其次是紧紧围绕“人本”光辉发扬人文价值，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供文明的坐标。

中国高铁在国内外的大发展中，不仅发挥互联互通的工具价值，而且还将在丝路精神的框架下为“民心相通”创造条件。高铁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速度的加快和地理限制的破除，从而大大更新人们的时空观念，从出行方式的改变开始，扩展到整个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方面，都将产生一系列的改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新高度，不仅生产全球化了，资本也全球化了，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能量的释放必然冲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导致经济全球化。“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高铁沿着“一带一路”铺就，将不可避免地促成人和空间的重构，伴随而来的是文明的互动、碰撞甚至是冲突。高铁科技在丝路精神的指导下，可焕发人性的温度，在平等的认同框架共识中，各个主体之间始终秉持平等的对话精神和开放自信的气魄，以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超级项目一定可以在共商、共赢、共建、共享的场合中管控分歧，求同存异。

中国高铁的出海只需要就高铁装备和基建本身切入，但必须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把握它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自身角色。不言而喻的是，中国高铁完全可以在“走出去”中，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推广新的技术范式，共用相同的科技语言，配套制定统一的标准和法则，与各个主体国家深度对话，为“一带一路”建设探索新型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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