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发展动向及对华影响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久便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认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美日“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美日首脑在政治、经贸、军事及安保等领域相互沟通、谋求共识，探讨“共同战略利益”。同时，两国还力图化解双边贸易摩擦，进一步明确美日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美日两国从维护既得利益、固化同盟机制掌控亚太的立场出发，再次确认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对华针对性，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意图已显露无遗。

美日同盟的军事及安保功能得以强化

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核心，强化同盟机制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安倍在 2017 年年初国会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方针演说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的基轴”，是“不变的原则”。他表示，特朗普总统追求“美国优先”，要求盟国增加所负担的军事费用问题，并不是要动摇日美同盟的根本，而是要深化同盟机制。由于担忧特朗普将选举中就重新调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言论付诸实施，安倍曾改变赴秘鲁首都利马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议行程，特意飞赴纽约向特朗普示好，表示“日美同盟间不建立信赖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此举意在向外界展示日美“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安倍还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祝词中称 ：“非常期待共同携手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应对世界面临的课题”，“希望向世界彰显日美同盟的重要性。” [1]

特朗普执政带来的同盟国关系调整意向，让安倍急于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鉴于特朗普从竞选时就以美国财政困难为由，一直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负担驻日美军费用话题，日本遵循“金元开路”的惯用外交套路，许诺在十年内向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 1500 亿美元 ；同时“顺应”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承诺在美国创造 70 万个就业岗位和一个市值规模达 4500 亿美元的基建市场。对于安倍强化同盟的迫切意愿，特朗普给予了能让其“安心”的回应。在 2017 年 2 月 10 日的美日首脑会谈中，特朗普称美日两国是“重要的同盟国”，“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美国将致力于使用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全部军事实力保卫日本，且这一承诺“不可动摇”。美日首脑还对媒体宣称，“美日的纽带和友好关系非常深厚”，“将努力使（美日关系）更加紧密”。

美日首脑基于各自既得利益和“共同利益”，确认双边同盟重要性、可持续性。但在特朗普看来，日韩等同盟国在得到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还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安倍访美时，专门就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扩大自卫队作用的方针进行了充分说明，力图改变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主张增加日方对美军驻留经费的想法，同时明示日本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服务于美军，已开始实施保护美国舰艇的任务。安倍还刻意对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理念表示“理解和尊重”，力求通过接受特朗普的政治理念，换取其对日本立场的顾及，争取日美首脑达成互信，一起“巩固符合新时代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安倍看来，自己提倡的“积极和平主义”与美国的亚洲战略“相得益彰”， 符合日美同盟的共同利益。他表示，日方力争增强防卫力量并发挥更大作用， [2] 包括允许对美军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主要内容的安保法制的实施。这些都是以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变化。 [3] 安倍屡屡欢迎“伟大的美国”的姿态，迎合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如此一来，安倍也得到了特朗普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表态和确认。

贸易摩擦影响美日双边关系的深化

特朗普上台伊始就签署“永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总统令，并诟病日本对美贸易政策，从而使美日双边经贸摩擦及风险骤然加大。安倍也意识到日美经贸关系龃龉不断，将可能影响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

日美贸易问题的焦点在于日本的封闭汽车领域和受关税保护的农业和畜牧业。事实上，以汽车行业为代表的日美贸易逆差，一直是影响日美关系的顽疾。在特朗普看来，贸易自由化加速了美国企业迁往海外，是导致许多美国人失业的原因。因此，美国需通过革新贸易政策来扩大就业。日本强劲的对美贸易顺差导致特朗普政府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日本产品的大量流入。特朗普声称，要纠正“不公平”贸易。同时，特朗普已签署“永久退出”TPP 的总统令，转而寻求缔结美日双边贸易协定。特朗普还称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将写入极为严格的防止操纵汇率规定”。因为特朗普认为安倍政府在引导日元贬值，指责日本是汇率操纵国。日方担心特朗普政府在经贸谈判中要求增加从美国出口汽车和“禁止引导日元贬值”，并压迫日本对牛肉等敏感农产品撤销或进一步下调关税。为此，安倍在强调日美同盟和自由贸易重要性的同时，提出在美国的基建和创造就业方面作贡献的措施，并解释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日企在美国创造了约 80 万个就业岗位。安倍希望特朗普认识到，日本不仅在安保方面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是美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安倍刻意强化与特朗普总统的首脑会晤，以避免日美贸易摩擦伤及同盟关系“大局”。日本政府担忧日美两国的“贸易战”会影响双方的同盟关系，所以特意向特朗普政府展示了一份对美投资清单，以缓和日美经贸关系。这一名为“日美经济增长与就业倡议”的清单包括五大内容 ：在美国国内建成全球最先进的基础设施 ；开拓全球基础设施需求 ；机器人与人工智能（AI）共同研究 ；网络与太空问题的共同应对处理 ；以就业与防务为目的的对外经济合作。同时，该倡议写明了对美国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创造 70 万个就业岗位，在十年内投入1500 亿美元。以官民合一投资美国高速铁路，将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出口美国。日本还计划参与高效燃气火电站项目，并扩大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此外，日美两国还计划在政府采购和电子商务（EC）领域的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合作，以便让两国企业更容易进入新兴市场国家。 [4]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一揽子措施，让特朗普总统认识到日美在更广泛经贸领域开展合作的益处，谋求缓解美国在汽车贸易领域和外汇政策上的持续对日批评，展现日美经济共同增长的“双赢”关系。同时，安倍希望通过这份对美投资清单，开启两国签署经济贸易协定谈判，以替代美国退出 TPP 对日美贸易和日本经济的冲击。

自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 TPP 以来，安倍政府对日美经贸问题深感焦虑。日本政府力图通过与欧盟推进《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等展示自由贸易的扩大，力图吸引美国重回 TPP。日本还强调，中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方面影响力增强，向美国表明退出TPP 的严重后果。鉴于特朗普义无反顾“永久退出 TPP”的坚定立场，安倍力图通过构建“日美经济同盟”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愿望彻底落空。可以说，TPP 不仅被视为“安倍经济学”的新动力，也是安倍依托日美同盟主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围堵中国的政治工具。美国突然退出 TPP 表明，安倍借此遏制中国的目的难以得逞，日本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挑战，即必须开启日美间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

特朗普主张以更容易反映美国主张的双边贸易协定取代 TPP，要求日本纠正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于 2017 年 3 月底发布了特朗普政府的首个《贸易壁垒报告》，写明将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指出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存在重大壁垒”，还批评日本汽车市场“各种非关税壁垒阻碍美国汽车销售”，展示了削减对日贸易逆差的强烈愿望。 [5] 安倍则表示会在美国退出 TPP 的背景下，寻求与美国进行双边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维持日美间达成的有关加入TPP 时的框架协议。特朗普与安倍在首脑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要以“经济政策”“贸易及投资规则”和“基建及能源等的经济合作”为主要议题展开对话。双方就由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牵头在贸易及投资等领域形成磋商机制达成共识。彭斯于 4 月 18 日在首次美日经济对话会后表示，若日后启动日美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美国将会要求日本在大米、牛肉等农产品以及汽车等领域比 TPP 规定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 [6]

可见，若美方定位为削减对日贸易逆差手段的“日美经济对话”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话，必然会要求日方妥协让步。美国重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而日本把重心放在美国已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框架上，所以美日首脑在 2017年 5 月举行的意大利 G7 峰会期间的会谈中也未能弥合双边经贸层面的严重分歧。这表明美日在未来经贸谈判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并可能会影响美日同盟的深化。

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影响及应对

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得到进一步确认。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美日同盟框架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尤其是安倍和特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意向，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政府通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表明了“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性。在此背景下，防范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理应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

一是要警惕美日同盟介入南海安全事务的意向和行动。特朗普上台后，安倍不失时机地要求特朗普继续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以美日同盟共同应对中国的“频繁海洋活动”。安倍强调日美同盟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希望进一步强化“牢不可破的同盟纽带”。 [7] 安倍希望日美首脑能够就“在南海加强活动的中国”多多交换意见，力求特朗普总统向南海派遣军舰维护“航行自由”，继续发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日本防长稻田朋美也呼吁美军应继续关注南海局势，并表示日本支持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将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安保合作，并向美军提供援助。

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关系缓和，让力求日美同盟成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基石”的日本倍感焦虑。如何能够让特朗普政府确认美日同盟针对性的意义，以及理解东亚安全保障环境的“复杂性”，成为日本政府对美外交的重中之重。日本政府呼吁有必要维持奥巴马时期“重视亚洲战略”的理念，关注“南海事态”，希望特朗普维持美国外交及安全政策的连续性。为了化解日本对美国亚太政策持续性的疑虑，特朗普及时明确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并表明了日本对于美国维护自身亚太利益的重要性。美国舰艇于 2017 年 5 月两次在南海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进行联合训练，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联合行动。日本打着落实“新安保法”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旗号，派遣直升机航母“出云”号和护卫舰“涟”号在南海与“杜威”号等两艘美国海军宙斯盾驱逐舰实施了“编队确认”“通信训练”等联合训练，以此展现日美合作制约中国海洋维权活动的意向。在特朗普表态将继续致力于对日防卫后，安倍进一步强调，“维护东海、南海、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遵循国际准则至关重要”，主张应针对中国海洋维权采取强有力措施，呼吁日美需要紧密合作加以应对。

二是应警惕美日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对华渐进性行动。自 1971 年美国违法私自将所谓钓鱼岛“行政权”连同琉球群岛“归还”日本以来，美方一直宣称在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不持明确立场。但是，近年来美日两国多次确认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范围。特朗普执政后，安倍把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视为日本对美外交的头等大事，甚至不惜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安倍有意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开展的海洋维权活动，以防范中国军事崛起为借口，强调日美同盟的针对性。安倍强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已写明，“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下的领域，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程序，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8] 安倍处心积虑要让美国政府再次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为了缓解日本对“特朗普时代”的不安情绪，蒂勒森率先以候任美国国务卿的身份表示美国对钓鱼岛“有防卫义务”，“特朗普新政府将继承美国历届政府的立场”，并强调“美国在亚洲地区与日本及韩国长期维持着同盟关系”。 [9] 安倍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赴美访问，并在两国首脑会谈后的声明中写入有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协防条款相关内容。就此，安倍在日本国会就日美联合声明首次写入《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一事宣称，“今后就不需要一一再确认了”。对中方而言，如果任安倍上述观点在国际社会渲染和泛滥，势必会侵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权权利，中国需在中美、中日双边场合明确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明确警示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的危害性。

三是针对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中国在表达维护领土主权决心的基础上，应以对话磋商等建设性行动管控中美、中日分歧，强调东亚和平稳定的共同“地区利益”。美日强调共同“战略利益”，不断展现所谓“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双方通过构建高层经贸磋商机制，以化解双边贸易摩擦升级的风险 ；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日本力主强化日美同盟关系，一来可以为其与中国的高强度战略对抗作后盾，二来可不断强调其作为美国坚定盟友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借此为扩充防卫力量和修改和平宪法做准备。

尽管美日在强化同盟机制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亦有分歧。安倍公开渲染特朗普认同“《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内容，但特朗普在美日首脑首次会谈后的记者会上刻意避谈钓鱼岛问题，而是强调了“中美合作有利于日本” [10] 。

值得关注的是，美日两国围绕有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等问题的再次升级，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及核心利益的公然侵害，不仅严重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而且给纷繁复杂的东亚安全环境再添乱局。

事实表明，中国从东亚和平稳定的共同“地区利益”出发，倡导“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等区域合作的建设性行动，凸显了美日军事同盟对华指向性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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