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共享經濟以春風燎原之勢從歐美襲捲亞洲，處處可尋其蹤跡，從實際應用層面上來看，共享經濟是基於分享未充分利用的資產的經濟模式，資源可以是有形或無形，可以採取收費或免費的形式，但核心仍在於資源的重複高效利用，避免浪費與閒置。而共享經濟所依託的經濟趨勢莫過於智慧經濟，智慧經濟立基於日益進步的互聯網技術與大數據的支持，尋求產品與服務的智能更新升級，在清晰的市場定位與目標客戶群體之下，更能優化資源、提高效益。如果說共享需要想幾個突出案例才能記起，那麼智慧經濟的理念早已經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從衣食住行，皆有種種跡象，外賣、手機 APP 叫車、網絡購物、各種生產數據、尖端科技發明，由小及大，都是智慧化的充分表現。
而這波共享的風潮正是基於智慧經濟上的某種商業模式創新，本身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形態，而是具象的一種商業模式。從美國的Uber、Airbnb 到丹麥的 Vigga，再到中國的滴滴出行、摩拜單車、共享充電寶等，各領域的商業模式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經問世，并引發消費熱潮，眾人趨之如騖，有些項目動輒能夠獲得外界 A 輪、B 輪甚至已經到了 E 輪的幾億美元的融資，而類似共享單車這種項目的客戶押金在短時間內聚集近億用戶的上百億資金，速度之迅速讓人對於共享經濟的“融資”能力瞠目結舌。
當一種商業模式的風潮在全球盛行時，回看澳門，我們究竟需不需要還是在不經意處，民間社會已經開始了嘗試？探究澳門社會，如果說需要找到一個共享經濟模式的影子，想必只能是大膽冒進的“Uber”了，兩進兩退澳門市場，十足吸引話題和社會眼球，但觀看背後，澳門在民間無意的嘗試中，究竟得出了什麼結果？
很遺憾，Uber 雖然帶著法律層面與利益層面的衝撞走進澳門，但是同樣在保守的氛圍中歸於“無聲”。最終 Uber 在一般民眾的高期待中，不敵傳統利益與政府的消極抗拒，只能一次次暫退市場，Uber 的退場不能直接斷定共享經濟模式在澳門嘗試的徹底失敗，這樣的體會對於澳門發展共享經濟不失為一種反向思考，究竟不同的角色應該在這股商業模式創新上承擔何種責任？對於本澳交通運輸業尤為重要的的士業者，因為當年高價取得私人性質的的士車牌，面臨到強大的生存壓力，自然就會在利益的驅使下追逐利益最大化，將客戶群體鎖定在關閘或者賭場門前的遠程客、豪客，在老城區甚至氹仔等區都鮮少見到的士蹤跡，當帶有輔助性質的 Uber出現，何以引起的士業者如此強烈的反彈，莫過於“利益”被分割的巨大風險。在這個過程中足見政府、傳統利益團體、新利益團體之間缺乏互信與溝通，對於一個年遊客量三千萬的國際旅遊城市而言，公交數量有限，輕軌遲遲無期，的士成為了重要的出行工具，但是本澳的的士持有量相對於遊客總量而言，仍是少得可憐，為何一方面缺乏新的運輸載力，一方面又排斥 Uber 帶來的運輸力補充呢？彼此間的陌生與恐懼主導了現在的“對抗”，政府作為關鍵調和與引導角色本就理應協調雙方，畫好市場大餅，有效地引導資源配置，從而保證的士業者利益不受侵犯，鼓勵 Uber 等新型服務商提供創新，也為澳門社會帶來交通等社會效益的提高，本來可以三贏，但是似乎大家連嘗試溝通與利益共享的念頭都未曾動過，現實中的例證不能不讓人感慨，在澳門盤根錯節的利益完全主導施政思維，讓城市進步變得“束手束腳”，裹足不前，更不用談鼓勵在地優秀青年團體與吸引外來人才落地生根，大力創新！
這一波潮流中，外來服務商艱困開拓市場，政府保守不敢作為，傳統利益團體因缺乏溝通，強力反對，這樣下去社會還能找到和解共生的生存之道嗎？澳門，雖然地域狹小，人口基數少，但是也因為如此，推動智慧化建設與共享經濟模式存在著先天的優勢，正如政府與阿里巴巴簽署智慧城市協議是打造澳門成為國際“智慧之都”的美好象徵開始，但願在各方的智慧之中，為這座城市找到打破“盤根錯節利益”的藥方，對症下藥，提升社會經濟效益與創新力！（明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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