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政党格局的重塑及其对政治生态的影响

20 世纪 30—70 年代，阿根廷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人和军人交替执政。在此期间，代表左翼政治力量的正义党、属于中间派别的激进公民联盟和右翼的军人政府是阿根廷政坛的主角。1983 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军人干政退出了历史舞台，正义党与激进公民联盟两党轮流执政，但前者明显占据了上风，并且实现了12 年的连续执政（2003—2015 年）。这主要归功于阿根廷左翼民众主义政治力量在多次执政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深厚政治和社会根基。2015 年 11 月，来自中右翼政党联盟“我们变革”的毛里西奥 · 马克里在阿根廷大选中获胜，不仅成为 42 年来首位属于中右翼阵营的总统，也打破了阿根廷长期以来两党执政的政治格局。

本文将对最近两年来，阿根廷政党格局在中右翼政党执政后出现的新变化进行研究，阐释政党格局变化对于左翼长期执政后形成的民众主义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并分析这些变化和影响可能对当前及未来中阿经贸关系带来的政治风险。

中右翼政党执政对阿根廷政党格局的影响

在阿根廷历史上，左翼力量无疑在政治角逐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0 世纪 40 年代正义党和庇隆主义诞生后，阿根廷左翼政治运动就拥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众支持。庇隆下台后，尽管他倡导的理论学说和政策实践受到严厉打压，但庇隆主义特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始终是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庇隆主义不仅拥有众多坚定而忠实的追随者，而且已经深深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中，成为国家的政治象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阿根廷存在着各种大大小小以正义党冠名或打着庇隆主义旗号的政党，有些是从正义党分裂出去重组的新党，有些则与正义党或传统的庇隆主义并无瓜葛，但只要打出庇隆主义这面屹立不倒的大旗，就能吸引不少选民的支持。

相比之下，右翼政治力量缺乏发展壮大的土壤。在阿根廷，右翼是与反民主势力以及军政府时期的独裁专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是政治迫害、追捕持不同政见者、酷刑虐待囚犯等军政府时期犯下各种反人类罪的代名词。因此，在 1983 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很少有某个政党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阵营。即便是那些在政治光谱中明显偏右的政党，也更愿意以“民主派”或“民族主义政党”自居。在普通民众中，右翼政党更被视为另类，很难获得较高的支持率。而中间派别的政党虽然也拥有一定的选民基础，但其执政能力的欠缺极大影响了它在选民中的地位。1983 年后，中间派政党激进公民联盟曾两次上台执政，分别是 1983—1989 年的劳尔 · 阿方辛政府和 1999—2001 年的费尔南多 · 德拉鲁阿政府。但这两位总统均未能完成任期，也没能帮助阿根廷实现经济振兴。

2003 年以来，以正义党为核心的左翼政党联盟“胜利阵线”在阿根廷政党博弈中一直占据上风和优势。它凭借良好的政绩和牢固的社会基础，连续三次在大选中获胜，执掌政权。在2015年之前的六次议会选举中，“胜利阵线”五次胜选，牢牢地控制了参众两院，仅在 2009 年失利一次。2015 年，“胜利阵线”虽然没能赢得大选，但并非一败涂地，而是仅以微弱差距败北。在议会选举中，它以 39个参议院席位和 95 个众议院席位保持着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 [1] 并在全国 24 个行政区的地方选举中赢得了12 个省长职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长期以来阿根廷政党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左翼力量强大、中间派别孱弱，而右翼力量因缺乏群众基础而难成气候。从这个意义上讲，2015 年马克里当选总统，2017 年他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我们变革”在议会中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无疑对阿根廷的政党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两大传统政党轮流执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正义党一枝独秀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其次，右翼政党选择与中间派别结盟，有意识地弱化了自身的右翼特征，使政党联盟的政治倾向和政策主张向中间路线靠拢，以扩大选民基础。最后，右翼政党在阿根廷政坛的历史形象被完全颠覆。一方面，它不再是独裁专政的代名词，而是成为了民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左翼和右翼的界定不再以能否坚持和捍卫民主制度为标准，而是更多地从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的治国理念上加以考量 ；另一方面，马克里本人出身商界，从政时间不长，其内阁成员多为企业高管，这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右翼势力的传统认识，也开创了商界精英集体转战政界治理国家的先河。

中右翼政治力量崛起和壮大的主要原因

2015年，马克里虽然赢得了大选，但他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的执政根基并不牢固。但执政两年来，“我们变革”在阿根廷政坛的地位逐渐巩固，已迅速发展成为能够与传统政党抗衡的新兴政治力量。在 2017 年 10 月举行的议会中期选举中，该政党联盟不仅在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内的全国主要省份大获全胜，而且还在由正义党长期控制的数个中小省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从而以 25 个参议院席位和 107 个众议院席位成为参众两院的第一大政党联盟。

作为中右翼政治力量的主要代表，“我们变革”缘何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迅速崛起并巩固了执政地位？这既得益于外部因素的推动，也要归功于联盟自身的优势和策略的得当。从客观环境上看，自 2012 年以来阿根廷经济持续低迷，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摆脱的困局，而且对企业活动和居民生活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阿根廷民众，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中高收入阶层，开始对执政风格日趋强硬、执政手段日趋僵化的左翼政权感到厌倦，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求变”心理逐渐占据上风。马克里利用选民心态的变化，适时提出了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鼓励私人投资等竞选主张，以不同于传统政治家的“改革者”姿态参加大选，并最终胜选。

但是，马克里领导的“共和国方案”党成立于 2005 年，到 2015 年大选时建党时间只有十年，政治影响力仅限于首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2013 年之前的历次议会选举中均表现平平。为弥补这一劣势，扩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号召力，马克里采取了结盟的方式，在大选前与中间派的激进公民联盟、左翼的“公民联盟”以及若干个小党派共同组成了中右翼政党联盟“我们变革”。其中激进公民联盟是历史悠久的全国性政党，尽管历史上政绩不佳，但在各个省份仍具有一定的选民基础。因此，“我们变革”是由代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政治力量的党派跨越意识形态障碍后，为赢得2015 年大选而结成的联盟。尽管这种建立在共同目标、不同政见基础上的盟友关系并不稳固，而且在执政的两年时间里各派之间分歧严重，但马克里还是成功地避免了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保持了各派别之间的团结，为“我们变革”赢得 2017 年议会中期选举奠定了基础。

此外，左翼政治力量的削弱也为中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壮大提供了可能。这种削弱一方面来自于左翼政党内部的分裂。早在 2013 年，左翼政治力量就出现了分裂的迹象。2015年大选时，“胜利阵线”推选的总统候选人丹尼尔 · 肖利并没有得到时任总统克里斯蒂娜 · 费尔南德斯的全力支持。肖利败选、费尔南德斯卸任后，“胜利阵线”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并很快发生内部分裂，在议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 2017 年议会中期选举中，各左翼政治力量互不相让，同台竞争，极大地分散了选民的选票，为“我们变革”的获胜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马克里上台后，为打击和削弱左翼政治势力，采取了“政治清算”策略。他打出“反腐败”的旗号，利用民众对腐败行为的厌恶，对包括前总统费尔南德斯在内的一批前政府高级官员都进行了腐败调查，并先后逮捕了前计划部部长胡里奥·德维多和前副总统阿马多 · 布杜。随着腐败案件的不断发酵，左翼力量的政治声誉受到严重打击。

中右翼政党执政能否改变阿根廷民众主义政治生态

阿根廷是一个具有浓烈民众主义政治色彩的国家。民众主义在阿根廷不仅有着极其牢固的社会根基，而且往往表现得过于激进和极端。2015 年马克里上台后，试图在阿根廷推行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特征的精英治理，这显然不符合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政治传统。那么中右翼政党运用精英主义治理国家能否获得广泛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改变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深刻印记呢？要回答这个疑问，还要从分析马克里的竞选主张、上台后的政策措施以及议会中期选举后释放出的改革信号等问题入手。

首先，尽管马克里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但是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他也曾多次表示并不反对左翼政府的某些措施。此外，拉美国家的政治领袖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往往因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兑现。费尔南德斯执政时期，马克里在谈到政府对航空公司的国有化政策时，曾毫不犹豫地表示一旦他掌权将对其再次进行私有化。而事实上，在马克里执政的两年时间时，阿根廷并未进行任何新的私有化。

其次，“共和国方案”党尽管强调经济领域的市场主导，但也支持实现社会公平。据调查，75% 的党内领袖认为政府应在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上发挥重要作用。而马克里上台后，虽然反对像前届政府那样为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提供巨额补贴和高福利待遇，但并没有削减对低收入阶层的救助，同时通过减税、限价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工薪阶层的购买力水平。中期选举胜利后，在马克里的改革计划中，推动公平、创造就业、减少非正规就业等目标均赫然在列。

最后，阿根廷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种复杂的阶级利益格局，政治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上层精英与下层劳工之间、庇隆主义者与反庇隆主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态环境中，需要政府创造条件，推动社会共识，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因此，虽然马克里及其“共和国方案”党并不认同民众以社会抗议的方式表达诉求，但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缓和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其新的改革方案中特别提到了这一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马克里领导的中右翼政党联盟代表着中上阶层的利益，并试图用精英主义治理国家，但出于务实的考虑和争取选票的目的，并不会完全无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此外，在“共和国方案”党的内部，也存在着主张与庇隆主义者联合的派别。这表明，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意愿上看，中右翼政党都不太可能终结阿根廷的民众主义政治传统。在中期选举结束后，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马克里的“庇隆化”是其获胜的主要原因。尽管对这种观点存在争议，但或多或少都验证了中右翼政党在执政后出现的某些变化。

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政党之争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阿根廷左翼政府执政时期，中阿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但中右翼政党取得政权后，中阿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起伏。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这是国家政权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间更替后的必然结果，是阿根廷国内政治矛盾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反映 ；另一方面，这是马克里外交政策向多元化、平衡外交方向调整的必然结果。随着中阿高层互访的加强，以及马克里政府对与中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了解和认识逐渐加深，中阿关系继续向前推进。然而，阿根廷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政党之争带来的风险仍有可能对未来的中阿关系产生影响，中国企业须加以重视。

首先，中右翼政党代表着企业界、工商界等中上阶层的利益，而近年来阿根廷方面对中阿经贸关系的质疑主要就来自这部分人士。他们认为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损害了阿根廷的再工业化和就业，主张阿根廷应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工商业利益集团的诉求一旦被纳入政府决策，势必使中阿贸易继续受到保护主义的影响。

其次，中右翼政府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已向市场化和自由化转变，加之大量商界精英进入政界担任高层领导，阿根廷的投资环境将更加规范和商业化。这表明，与阿根廷存在经贸往来的中国企业必须改变长期以来对“上层路线”的过度依赖，更多地关注各种非政府因素。

最后，中阿合作应避免成为阿根廷政党之争的牺牲品。在墨西哥等国，因政党矛盾引发的合作项目毁约已有先例。而目前中国在阿根廷投资的大型项目，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国内党派之争的影响。中国在里奥内格罗省的核电站项目原本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在 2017 年 8 月的议会中期选举初选结束后，由于该省省长阿尔韦托 · 韦雷迪尔内克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严重下降，他对核电站项目的态度也随之发生 180 度大转弯，甚至在9 月促成省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该省修建核电站的法律。这充分说明，关注和分析政治格局的变化已成为中国企业对阿投资必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