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管理的开放

　　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总结之三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开放不等于毫无管理的完全开放，市场经济也不等于完全开放，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都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也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管理、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关税、重点行业的控制权和股权实施渐进式放松，使得各行各业在开放中学习，一步步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值得总结的经验有三条，其一是政府积极地帮助新企业进入市场，由此加快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其二是通过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在经济周期中用政府的手帮助市场加快出清，那么，第三条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那就是有管理的开放。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遍数全球实现了经济起飞或者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没有一个是在封闭的条件下取得成功的。经济要发展，开放是必由之路。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之简单。那就是，对外开放强迫一个经济体中的各类主体不断地通过学习改进效率，同时，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必须赶上国际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开放本身就是一个被迫学习的过程。一个经济体对谁开放，就相当于要向跟谁学习，好比一个想提高学习成绩的学生，必须和好同学在一起上课、做作业、考试，互相讨论，共同切磋，共同提高。这也好比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要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赛。

　　中国毫无疑问是经济开放的受益者。大量的企业从开放中学到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管理的水平，几乎所有重要的商业模式也是在开放中学到的。比如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办法，股市的交易规则，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都是如此。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还必须继续开放，这一点毋庸置疑。

　　没有管理的开放

　　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说开放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的主体参与国际竞争、与优秀选手竞争的过程，那么，参加什么样的比赛，和什么样的选手比赛，这一点需要精心管理。没有管理的、简单的、一步到位式的开放，蕴含着重大的风险。这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重大风险就是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资本账户，这往往会导致颠覆性的风险。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这样形容资本账户过早开放的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对一个脆弱的经济体是重大考验，该经济体的弱点都会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被放大，即使一点点宏观经济的弱点，也将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狂暴的惩罚（draconian punishment）。在这一点上，他说得非常准，设想一下，假如中国的资本账户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完全放开，那么每一轮唱空中国经济的国际大合唱，都一定会带来汹涌的做空中国股市、债市、银行的波涛，一定会带来狂暴的资金外流，一定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远远放大了实体经济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新兴经济体能够经得起这种狂暴的惩罚。

　　简单开放的另一大风险在于实体经济丧失了逐步学习提高的机会。假如改革伊始，我们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的保护，一夜之间完全放开关税、外资股比等等限制，国外的产品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国外的企业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地设立子公司，那后果是什么呢？这就好比，让我们的少年篮球队和国际上最高水平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同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悬念，国内的球员在这种被碾压横扫的比赛中，是不可能提高运动技能，也不可能学到比赛经验的。对于企业而言，也完全是同样的结果。事实上，很多经济体，比如中东欧国家，由于完全开放，制造业基本上被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在这个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这一点上，他是少数派）曾经有不少论述。他说，一个新兴经济体，过早地参与完全的国际竞争是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甚至于是自杀行为。

　　有管理的开放：来自中国的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走出了一条有管理的、渐进式的对外开放之路。这种有管理的开放，重点反映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实施逐步、渐进式的放松。跨境资本流动，对于初始非常弱小的中国金融界和脆弱的宏观经济，能带来毁灭性打击，对这一点，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始终头脑非常清醒。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麦金农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实行了跨境资本的有效管制，同时，中国政府对于金融行业逐步放开准入，因此在很长时间之内，中国金融业呈现出微弱的金融压抑，这就是说，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率差，是政府刻意保持的，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从金融行业赢得了大量利润，从而弥补了由于政府放开企业进入所带来的国有企业利润和税收的下降，补贴了政府公共财政的不足，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最大的秘密。

　　第二个办法就是在关税问题上渐进式的放松。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关税比例是比较高的，很多产品的关税往往达到50%以上。这种比较高的关税，短期内保护了相关的本土企业。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关税是逐步下降的，时至今日，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已经降到了个位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步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在开放中一步步摸索和学习，逐步提高竞争力。

　　第三，在一些重点行业，中国政府逐步地放开控制权和股权的限制。比如说证券行业，到最近为止，仍然有外资50%最高股权的限制，商业银行是20%的股权限制；再比如说汽车制造业，是50%的股比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内的投资者能够在和国外投资者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学习到管理的经验和生产的技术。时至今日，中国金融机构的管理能力与十几年前相比大幅度提升，国外独资的金融机构已经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了。而部分中国汽车行业的投资者已经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包括吉利、广汽、长城等汽车厂商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学习，取得进步。

　　持续推进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下一步的任务

　　中国的各行各业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尤其是加入WTO之后15年以来的不断考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开放是促进这些企业继续提升竞争力、提升效率，促进它们对标国际上最优秀企业的唯一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对外的承诺。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逐步在实体经济领域完全对外放开，资本账户也应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容量的变大和监管能力的加强以及金融机构稳定程度的上升，而进一步地放宽。这一个过程，不仅是国际上对中国的期望，更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用今天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否定过去有管理开放的合理性，也不能用过去有管理的开放的实践，来证明今天不开放的合理，而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

　　把中国的实践上升为理论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是不公平的。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企业保护过多，关税过高，股比限制过多，构成了不公平竞争。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301调查结果所签署的针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备忘录，背后的理论就是中国政府的做法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在国际上给出明确的经济学学理层面的回答，要论证，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要完全地开放。

　　事实上，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都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美国直到一战前都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发展也建立在对本国企业和市场严格保护之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迅猛发展阶段也是如此。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企业，也受到政府不断的保护和补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通用汽车直接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注资，华尔街大量的金融机构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注资，而美联储更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操纵，人为地压低了利率和汇率，这些都是美国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更不用说，人数高达近十万人的美国农业部，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如天气预报，给美国的农业和农民提供补贴。中国这种有管理的、渐进式开放之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必须在WTO的多边框架下解决。中国也一定会进一步打开自己的贸易大门和投资大门，但必须通过多边协商来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应该采取单边的措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施加惩罚性的关税。这在学理上站不住脚，也违反当前国际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

　　总之，有管理的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经验，必须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在国际上推广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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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稻葵